都市民俗学是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发展的。早期民俗学因受欧洲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影响，而乐于探寻“文化遗留物”，民俗研究被限于对传统文化的考究。二战后，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飞速进行，使得传统意义上的民俗越来越少，研究范围的缩小使得民俗学者不得不重新思考民俗的定义，各种考据式的研究不断将“民”与“俗”的范围扩大，都市民俗学也应运而生。早期的都市民俗学仅仅是将研究对象从乡村扩展到城市，作为区域民俗学的一类而与乡村民俗学相对应，在理论方法上，并没有多少创新。然而随着乡村日益城市化，乡村与城市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现代化、多媒体、网络等对城市和乡村都有影响，此时都市民俗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城市这一区域的范围，研究对象上也由关注传统民俗转为更加贴近当代社会生活，因此也有学者建议用现代民俗学的名称代替都市民俗学，此时的都市民俗学是取空间上的城市化与时间上的现代化的并集，不仅研究城市里的民俗，也研究城市化的民俗。两种研究指向前后相继，反映了民俗学从过去之学向研究当下的现代之学的转变。
在欧洲，城市民俗研究最初也是将城市与乡村看作二元对立的，在城市中寻找文化遗留物，这种研究取向由于未能开拓新的理论而踟蹰不前。当传统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日趋消亡时，欧洲民俗学者开始探索新的研究对象，调整学科的发展方向。随之，危机和焦虑促使他们及时调整了学科的策略和方向，欧洲各国的民俗学开始进入到转型的过程。早在1969年，鲍辛格就曾提议把民俗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大众文化，既可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又不容易产生歧义。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德国的民俗学逐渐转变为经验性的文化科学和社会科学，开始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对现代城市民俗进行研究，甚至名称也改为“欧洲民族学”或“经验文化学”，其研究对象也转变为“以中间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事件为对象领域”(21)。其他国家也经历了类似的转型过程。如2006年，瑞士的苏黎世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就更名为大众文化研究所，下设“日常文化”和“大众文学与媒体”两个专业，致力于研究日常文化和生活世界。
无论是“欧洲民族学”“经验文化学”，还是“大众文化研究”，欧洲的民俗学名称的改变反映的是研究对象、视角和理论方法的转变，从村落到城市，从历史到当下，从均质化、固定化的文化观转向了多样性、变化性的文化观，其中既有对城市特性的关注，也有对当下科技世界的民间文化的探索，体现出民俗学者对现实社会强烈的参与意识。其中的理论预示，正如黑尔格·格恩特所言：首先是一门直接从观察、询问和传承出发并且通常限于欧洲文化之内的经验科学；其次是以中间社会阶层的日常生活事件为对象领域；再次是重点关注功能特征和调解过程及其变化的研究方法。(22)
在日本，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城市民俗研究逐渐沉寂了下来，以都市民俗学为名的研究逐渐减少。有学者认为虽然都市民俗是存在的，但是，都市民俗学并不成立。因为从语义上讲，都市民俗学是对应于乡村民俗学的，都市民俗学似乎就是对产生于都市的民俗进行的研究，这显然没有理解都市民俗学的意义。正如岩本通弥所说，“都市民俗学兴盛的原因和意义在于，它针对定型已久的民俗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并对既成的方法论、调查论以及记录论提出了重新考察其前提性概念的必要性。”(23)虽然民俗学早在柳田时期就被定义为现代之学，但日本民俗学界却长期以来一直热衷于对过去的复原。而日本都市民俗学正是把时间上的现代化或空间上的都市化联系起来，以此批判传统民俗学，回归现代日常生活。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都市民俗学的研究陷入桎梏，传统研究乡土社会的方法并不适用于都市社会。随着日本民俗学界对民俗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转变，整个民俗学研究也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研究视角包罗万象，现代、都市、国家等对象都包括其中。民俗学者也不再刻意强调都市，冠名都市民俗学研究的文章也日趋减少。正如宫田登在《都市的民俗》一书中就认为将之前学者认为的都市民俗学称为现代民俗学更为贴切，因为他要进行研究的都市民俗学不仅仅是在“都市”这样一个地理范围内发生的民俗，而是被“都市化”的民俗。“都市”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外延上也并非是与乡村完全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进入到近代以后发生在传统都市和乡村中的新变化，与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关。然而这只是简单意义上名称的衰退，民俗学已经不能忽视甚至轻视城市民俗，进入21世纪之后，《都市民俗生活志》《城市生活的民俗学》等专题综合研究成果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民俗学不是过去之学，而是通过分析当代生活文化、揭示当代生活中产生的问题的现代之学。日本的“都市民俗学”是脱离于“现代科学”的现代日本民俗学试图回归原点的结果，是民俗学作为“世相解说”功能在现代社会的运用。
在现代化、城市化飞速进行的当代社会，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结构已经解体，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正因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城市与乡村的边界日益模糊，许多诞生于网络的民俗事象也成为学者的研究对象。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作为消费社会主体的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他们对时尚消费风俗的创造和引领，也使其生活文化成为民俗学城市研究的重要关注对象。民俗学不再局限于研究社会底层民众的文化生活，“民间”“传承”等概念也出现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城市社会的发展，扩展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但也暴露出民俗学城市研究理论方法的不足，既有的概念和研究范式在面对城市民俗问题时，缺乏有效的解释力，亟需转型调整。城市是民俗学朝向当下转型的关键，面对日新月异的城市空间和城市文化，民俗学应积极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方法，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给予城市生活文化更多的关注，树立起参与的意识以服务于现代化的事业，积极参与未来现代文化事业的建设。
(1) 程鹏，民俗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 在国内民俗学界，都市民俗学与城市民俗学基本处于混用状态。因从都市民俗学的发源地英美的（Urban folklore）来看，似乎译为都市民俗学更为贴切，而在民俗学另一发展重地日本，也多表述为“都市民俗学”。故在本文中一般使用都市民俗学这一名称，在引用某些原文时则遵照原作者表述。
(3) 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陈建宪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3页。
(4) David S．G．Goodman，In search of China's New Middle Classes: the Creation of Wealth and Diversity in Shanxi during the 1990s，Asian Studies Review．Vol．22，No．1（March 1998），pp.39—62.
(5) Li Zhang，In Search Of Paradise: Middle-Class Living in a Chinese Metropoli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0.
(6) 洛夫格伦、弗雷克曼: 《美好生活：中产阶级生活史》，赵丙祥、罗杨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7) Richard M．Dorson，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The Hague：Mouton Publishers，1978，p.4.
(8) Richard M．Dorson，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The Hague：Mouton Publishers，1978，p.4.
(9) Richard M．Dorson，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The Hague：Mouton Publishers，1978，p.5.
(10) Richard M．Dorson，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The Hague：Mouton Publishers，1978，p.5.(www.xing528.com)
(11) 赫伯特·帕辛，约翰·W·贝内特：《南伊利诺斯州变化中的农业巫术——从农村向城市转化的系统分析》；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陈建宪等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438页。
(12) 参见Helge Gerndt，Grossstadtvolkskunde — Möglichkeiten und Problem，in Theodor Kohlmann und Hermann Bausinger（Hrsg.），Grossstadt．Aspekte empirischer Kulturforschung，Berlin 1985.
(13) Richard M. Dorson，Folkllore and Fakelor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45—46.
(14) 林在海: 《民俗学的新领域与方法——城市民俗学的再认识》，《民俗研究》1996年第6期。
(15) 林在海：《城市中民俗文化的传承形态与城市民俗学的新纪元》，《实践民俗学》2007年第9期。
(16) 南根佑：《从城市民俗学向Folklorism研究的转型》，《韩国民俗学》2008年第47期。
(17) 南根佑：《民俗的文化财化与观光化——以江陵端午祭的FOLKLORSIM为中心》，《韩国民俗学》2006年第43期。
(18) 许多学者对此已经有所探讨，此处不再赘述。相关研究参见杨利慧《“民俗主义”概念的涵义、应用及其对当代中国民俗学建设的意义》，王杰文《“民俗主义”及其差异化的实践》，西村真志叶、岳永逸《民俗学主义的兴起、普及以及影响》等论文。
(19) 转引自高静：《城市化与城市民俗学——韩国民俗学的转型探索》，《西北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
(20) 沃尔夫冈·卡舒巴，安德明：《形象与想象：柏林的都市民族学》，《民俗研究》2010年第2期。
(21) 户晓辉: 《建构城市特性：瑞士民俗学理论新视角——以托马斯·亨格纳的研究为例》，《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
(22) 参见Helge Gerndt，Zur Perspektive volkskundlicher Forschung，in Zeitschrift für Volkskunde，76．Jahrgang 1980.
(23) 岩本通弥: 《“都市民俗学”抑或“现代民俗学”?——以日本民俗学的都市研究为例》，《文化遗产》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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