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民俗研究方法探索，时空转向与文化记忆

随着研究对象由农村的“遗留物”扩展到城市中的新生民俗，传统民俗学的理论方法也日益显露出不足。许多学者在开展城市民俗研究时，也开始探索新的研究范式和理论方法。

欧洲由于工业革命较早，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快速进程加剧了乡村民俗的消逝。然而欧洲的城市民俗研究却有些迟滞，20世纪上半叶，才出现了少量的城市民俗研究著作。如1940年，利奥波德·施密特（Leopold Schmidt）出版的《维也纳民俗学概要》，对城市民俗研究进行了描述。1958—1959年，汉斯·科门达（Hans Commenda）出版了两卷本的《多瑙河畔林茨市的民俗学》。1961年，鲍辛格的《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出版，此书虽然不是城市民俗研究之作，但书中对都市民俗学的研究进行了反思，更推动了民俗学从古代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向当代日常生活的实践研究。1983年9月26—30日，德国民俗学会以“大城市：经验研究面面观”为主题在柏林召开了第24次会议。会上，黑尔格·格恩特对都市民俗学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并提出了城市民俗研究的三种方式：一是把它看作包含封闭的日常世界的文化结构，二是把它看作一个文化中转空间或活动场地，日常生活在其中得以展开，三是把它看作一个文化意义场或价值世界。⁽¹²⁾

美国的城市民俗研究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萌芽，到八十年代基本完成对传统民俗学的转型，这种转型使民俗学从“遗留物”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使民俗学由研究古物遗俗的过去之学转变为现代之学，这种研究取向使得民俗学者的目光更多的聚焦于当下，聚焦于日益城市化的现代社会。正如多尔逊在《民俗与伪民俗》（Folkllore and Fakelore）一书中所说：“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描述民俗研究，使民俗研究呈现为当代性的，使他们面对‘此地’和‘现在’，面对城市中心，面对工业革命，面对时代问题和思潮。”⁽¹³⁾美国都市民俗学的兴起，不仅是研究领域的转移，也是民俗学顺应现代化潮流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一种表现，这一方面反映了美国的国情，缺乏深厚历史传统的美国民俗学在应对迅猛的现代化和都市化浪潮所做出的抉择；另一方面，也是美国民俗学关注当下的理论转向的必然，而重视应用的大批公众民俗学者，他们为政府、NGO组织、企事业单位等机构面对的当下现代化社会问题所做的研究也成功地为美国都市民俗学的发展推波助澜。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学者也开始探讨都市民俗学的理论方法等问题。1974年，仓石忠彦在《都市民俗学的方法》中提倡研究都市中民俗的残存和发生现象。1975年竹田听洲在《都市化中的世相解说史学》中也提出作为世相解说史学的民俗学应该进行都市的调查研究。1976年，仓石忠彦在其《都市与民俗学》中考察了柳田的都市观，提出创立都市民俗学的建议。他设定了作为都市民俗学独特性的三种存在方式：第一，以都市为考察实地，是“从民俗角度看都市生活”，这种场合下“暂时居住的农民也成为考察对象”。第二，通过把都市的生活添加为研究对象，以补充完善民俗学体系。第三，“以都市生活为对象从而形成独立的体系”。此文提出了构建都市民俗学体系的可能性，引起了许多学者的讨论。1977年，宫田登在其《通向都市民俗学之路》一文中，则认为都市民俗学有作为区域民俗学的一环而成立的可能性。

21世纪初，韩国的庆熙大学、韩国民俗学会先后召开了“城市与民俗现场以及研究方法论”“城市与民俗生活”“城市开发与传统”等多个以城市民俗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讨论城市民俗学的理论、方法及未来发展方向等问题。许多学者根据多年来对城市民俗的研究，也提出了相关的理论方法。林在海认为应将城市民俗学视作一种时间性、历史性概念的新型研究方法，立足于“文化生成论”，从文化变动角度关注新民俗的出现原因⁽¹⁴⁾。他提出“城市民俗学的定位应是站在城市边缘人群的‘城市民众’角度”，提倡以探索民俗文化的健康传承与改善民众的现实生活作为主要目标的“民众主义”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将民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采用主位的研究立场。他认为记录城市民众的故事与歌曲、信仰与梦想、生活法则与思维方式的调查报告以及从民众角度诠释生活真谛的学术研究将是城市民俗学发展的方向，将开启民俗学的新篇章⁽¹⁵⁾。南根佑则认为“城市民俗”或“城市民众的民俗”不宜拘泥于传统的民俗定义（共同体的无意识性惯行）与传承要求（口头传承的连续性），否则其研究对象与方法会被歪曲，也将陷入认识论的误区。他主张不区分城市与农村，共同用民俗主义理论解决城市民俗学的困境，倡导要关注民俗主义的实践现场⁽¹⁶⁾。提出对民俗的创造与发明、改变与应用、观光资源开发与商品化、政策的影响与使用等课题进行文化政治学研究才是现代民俗学的重点。⁽¹⁷⁾(www.xing528.com)

面对城市中日益涌现出的新民俗、“伪民俗”，如何阐释研究这一现象也成为民俗学者思考的问题。“民俗主义”这一概念的发明和应用，即是一个典型例证。“民俗主义”最早是由德国民俗学者汉斯·莫泽提出的，他在1962年发表于《民俗学杂志》上的《论当代的民俗主义》一文中以当代社会中的民歌与民间艺术表演为例，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来描述一种十分常见的现象，即用“第二手的”、经过加工处理或者甚至重新发明的所谓“传统风俗”来吸引外地游客，为本地区及其文化做宣传的行为。其目的有可能是政治上的，但更多的却是商业上的。莫泽把这种现象统称为“民俗主义”。后经赫尔曼·鲍辛格的批判性发展，成为城市民俗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民俗主义的提出不仅可以促进对于民俗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异的研究，而且强调了传统在真实程度上的相对性。美国学者早在“民俗主义”概念出现之前就已经关注到这类现象，理查德·道尔森（Richard M·Dorson）在1950年发表的《民俗与伪民俗》一文中提出了伪民俗（fakelore）的概念，用来指称那些为了取悦、迎合大众而被人们有意识地加工、创作出来并通过大众媒体而广为人知的多种民间艺术。他对这些歪曲、捏造出来的“伪民俗”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1973年召开的国际会议“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中，多尔逊介绍了民俗主义概念和鲍辛格的著作，之后撰文指出应该区分商品化、意识形态化的伪民俗、民俗主义与传统民俗。20世纪90年代，“民俗主义”的概念传入日本民俗学界，日本学者开始从系统介绍相关定义和学术讨论，到运用这一概念研究分析观光旅游、城市民俗文化等内容。2003年，《日本民俗学》上还设置了“民俗主义专号”，集中展示了日本民俗学界对于“民俗主义”的相关认识及其本土化的研究成果。当然，“民俗主义”并不是一种理论，它只是向人们展示了民俗文化在当代社会所存在的一种形态，这一概念在阐释分析脱离原生语境的新生民俗时还有着种种局限。⁽¹⁸⁾而将其作为分析框架，用以研究城市民俗文化现象，还需要进一步从理论架构上进行拓展。

在研究方法上，初期的城市民俗研究由于是探讨城市中的传统民俗，所以也延续了传统民俗学乡村研究中的诸多方法。民俗志作为民俗学的重要研究方法，在城市民俗研究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2008—2009年，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与首尔历史博物馆联合对列入旧城改造对象的首尔儿岘区与定陵区进行了民俗调查，并出版发行了11部城市民俗志。⁽¹⁹⁾这些民俗志通过深入的田野调查，将个人访谈与个人文书相结合，以“经验性民族志”的记述手法编写，而其对“生活物质文化”的研究，则突破了传统城市民俗学研究城市庆典与城市传说的局限，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此外，源自乡村研究的田野调查方法，在研究城市时也遇到了研究视角、介入方式、访谈深度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灵活处理。德国的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在谈及欧洲当下的都市民族学研究方法时，就提出“要阅读文本、观察图像和事物、分析象征物和话语，而最重要的，是“参与观察”“心智地图”访谈和传记性叙事。”并将田野研究定位于“社会化的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习惯之内”。⁽²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