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民俗研究对象扩展：时空转向与文化记忆

民俗学的研究源起于对“文化遗留物”的关注，这些“文化遗留物”多留存于山野乡村，所以早期的民俗学者并未将目光投射于城市之中。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不断缩减，传统的“文化遗留物”越来越少，传统的民俗文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不断融合变迁，许多具有“民俗主义”特征的“新民俗”不断涌现，欧美等国开始研究城市中的民俗，都市民俗学⁽²⁾开始兴起。

传统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生活在农村的农民群体，关注他们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信仰仪式、节日庆典等内容。当民俗学者将目光转向城市之后，生活在城市底层的民众也就成为他们关注的对象。以都市民俗学的奠基之作——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民俗学专业博士生罗杰·亚伯拉汉斯的博士论文《深入到流浪汉宿营地：费城街巷的黑人民间叙事文学》和英国利兹大学的唐纳德·迈克尔维博士的两篇专业论文《一个工业区的口头传承和信仰传承面面观》《一个英国城市工业区的口头传承的谚语成分》为例，可以发现民俗学者的研究对象已经从传统乡村社会的农民，转变为都市社会的底层群体，流浪汉、街头小贩、街头艺人、码头工人、船夫、车夫等等都成为了他们的研究对象。

后来理查德·多尔逊、阿兰·邓迪斯将民俗之“民”的范围进一步扩大。1971年，理查德·多尔逊在《城市有民俗之民吗？》一文中，对民俗的传统定义进行了修正，认为民俗之民是趋向传统的匿名群众，包括真正意义上的乡下人、迁移到城里的乡下人、这种城里人的部分后代。而阿兰·邓迪斯则将“Folk”的范围扩大到极限，认为“民间（Folk）的概念已不再局限于农民或无产者，所有的人群——无论其民族、宗教、职业如何，都可以构成一个独特的，并具有值得研究的相应民俗。”⁽³⁾他与Carl Pagter在《文书帝国中的都市民俗》中就对办公室里的“民俗”进行了研究，传统信件、规章、布告栏里的通知、备忘录、测验问卷、草图涂鸦和双关语等都成为他们的研究对象。阿兰·邓迪斯对民俗的界定，不仅开拓了民俗学的研究领域，也推动了都市民俗学的发展，以往在都市中被忽视的群体都成为了有研究价值的对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郊区化运动与市场联盟建构了新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崛起，也吸引了民俗学者的关注。1983年，美国的M·J·Bell在《布朗酒吧的见闻：对黑人中产阶级的表演的描写研究》中对一个黑人酒吧里的表演艺术进行了研究，分析出他们在文化上处于下层黑人文化与对应于他们新的社会地位之间的边缘。这一研究使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从下层社会的边缘群体发展到城市中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的崛起，是城市化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虽然各个国家和社会对中产阶级的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这一群体大体指向城市中介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从事专业技术与管理工作、收入中等的阶层，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有着良好的文化修养和生活品位。作为消费社会的主体，城市中产阶级引领着消费潮流和时尚风俗。中产阶级的生活文化逐渐成为民俗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如David S．G．Goodman对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考察，探讨了影响新兴中产阶级的因素、身份认同等问题。⁽⁴⁾张鹂的《寻找天堂》则探讨了私有空间所开辟的物质化的阶级文化，作者深入到中产阶级的社区生活当中，对空间建构、消费实践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参与观察。⁽⁵⁾瑞典民族学者奥维·洛夫格伦与乔纳森·弗雷克曼的《美好生活》，对中产阶级的诸多生活特征如“寻求自然”“时间被规训”“严明的社会秩序”等进行了研究，探讨了中产阶级的形成与文化认同等问题。⁽⁶⁾民俗学在研究对象上扩展到城市中产阶级，是民俗学对研究范式转型的典型表现，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既有的理论方法显露出不足，然而也为民俗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早期的民俗学是很少关注城市民俗的，少有的研究也是将城市民俗作为乡村民俗的延续，用研究乡村的方法在城市中进行民俗调查，而且所关注的大多是地方小城市。然而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为传统研究对象的村落社会迅速减少。因此，20世纪60年代后，各国民俗学界也开始思考如何应对这些变化。(www.xing528.com)

日本民俗学界开始反思柳田时期所流传下的“常民”“传承”等概念，并在20世纪7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都市民俗研究的论文。千叶德尔的《都市内部的送葬习俗》选取了最能体现民俗的送葬礼仪，中村孚美的《城镇与祭——以秋田县角馆町饰山号子为例》《都市与祭——关于川越祭》则探讨了都市与祭的关系，认为都市祭具有强烈的游戏特质。1973年，仓石忠彦在《信浓》杂志上发表了《住宅区的民俗》一文，选取了都市住宅小区里的衣食住、信仰和岁时节日民俗，此文得到宫田登很高的评价，也被认为是日本都市民俗学研究的开篇之作。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民俗学界有关都市民俗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陆续涌现，许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都市传说、城市祭礼、新兴公寓小区、繁华街区、城下町等都是研究的热点，许多研究成果出版。

美国民俗学界对于现代社会的城市民俗及民俗学的发展等问题同样给予了关注。1973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一个题为“Folklore in the Modern World”的国际会议，围绕着民俗与城市、民俗与工业主义、民俗与大众媒体、信息化世界的民俗等议题，来自31个国家、四大洲的学者展开了讨论。Barbara Kirshenblatt-Gimblett指出了“研究传入的都市民俗的三个倾向: 1.对作为记忆文化残存的古老传统的兴趣；2.对城市引发的传统变化的兴趣；3.传统民俗形式在城市中的复兴与新生，如在民族游行、服饰与烹饪的流行与更新等方面。但是对于产生于城市中或关于城市生活的民俗，目前还鲜有学者关注。”⁽⁷⁾而这种研究的滞后其实与城市民俗研究的困难有着直接的关联，Robert A．Georges就强调在城市环境中研究民俗需要考虑一些新问题，因为比起乡村来，在城市会有许多不同种类和强度的刺激所引起的广泛和复杂的结果，所以城市中的民俗学家在分析他们的传统和民俗时的任务也就更重。对于一些基础性的理论探讨，诸如怎样界定城市及城市民俗等问题，许多学者的观点也极具启发性。如Indra Deva认为“亚洲的城市在工业化、现代化社会之前就已存在，在这些城市中，民俗和民间生活方式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城市中的民俗’和‘现代世界中的民俗’并不能相互对照，随着工业化的进程，民俗虽然改变但未消失，工业可以控制经济结构也可以对人进行操控。”⁽⁸⁾而Daniel P．Biebuyc则指出以前研究非洲生活的学者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将乡村与都市割裂并对立起来。Dan Ben-Amos也认同此观点，并指出“现代生活既存在于都市又存在于乡村，将之武断地分离是一种错误的二分法。我们需要在现代世界中寻找民俗，也需要在现代社会中寻找民俗。我们需要提升民俗学作为学术型学科来直面现代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框架。”⁽⁹⁾对于城市民俗与传统的关系，另一位学者Linda Degh认为“城市中的民俗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所信仰和表现出的，是现在生活的真实呈现，当然包含古老陈旧的主题——生存。民俗学家如果要研究传统在现代城市中的变迁，那他就要知道古老原始的前工业社会的习俗。”⁽¹⁰⁾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对民俗帮助城市移民渡过文化冲击等问题进行了探索，也有学者以民俗主义的视角对民俗在现代旅游业中的作用、变迁及生产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而围绕民俗与大众媒体的关系，一些学者则从民俗借由现代化媒体进行传播，民俗学家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体来收集、呈现和讨论民俗，电视、广播等媒体利用民俗来指导生活和进行娱乐等视角展开了探讨。这次国际会议对美国都市民俗学的发展是一次很大的促进，同时，社会学和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对城市的关注和研究也为都市民俗学的发展提供了参考和帮助，许多城市民俗研究的著作也不断问世。如M.O.琼斯的《扩建和装饰：民间艺术和建筑设计中的创新》一文，对城市居民维修、装饰、扩建房屋所形成的房屋变化进行了研究，通过具体的民用物品制作者和使用者来透视“传统”和社区性观念。这种对城市社区和居民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逐渐引人注目，并且也引发了诸如关于“城市中的调查是否应该被称作田野调查”等问题。另外，对城市化这一动态过程中的民俗变迁，同样有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赫伯特·帕辛与约翰·W·贝内特在《南伊利诺斯州变化中的农业巫术——从农村向城市转化的系统分析》中，对南伊利诺斯州逐渐城市化过程中的迷信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当一个充满田园风味民俗的社会逐渐城市化时，社会内的共质性越来越少，连接性越来越差。随着社会的共质性减弱，巫术系统——其形式为农业迷信，同样逐渐减少了其一致性和稳定性。”⁽¹¹⁾

民间文学一直是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都市民俗研究的兴起，学者的研究兴趣也从移民保留的各种口头传统和印第安人土著神话等的研究扩展到流传于都市中的各种传说、故事、谚语等。布鲁范德的《消失的搭车客——美国都市传说及其意义》一书，可谓是当代都市传说的开山之作，不但第一次从理论上界定了“都市传说”这个新的民俗学体裁，更重要的是将民俗学家的眼光从传统的、古老的神话、传说等体裁扩延到当代的、崭新的、正在被每个人创造的新民俗现象上。该书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八大类都市传说及其诸多异文进行了搜集、分类和分析，并对传说的自然语境和与主题相关联的当代社会生活文化背景进行了探讨，为都市传说的研究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后来，布鲁范德又陆续出版了《婴儿列车》《窒息的多伯曼氏短尾狗及其他“新”都市传说》《都市传说百科全书》等多部都市传说著述，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都市传说研究者，其著作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而都市传说这一体裁也成为都市民俗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各国城市民俗研究中占据重要一席。同时，都市传说的研究对象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从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到公园、写字楼、校园等地，都有相关的当代传说不断被生产和传播。1982年，英国谢菲尔德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heffield）的“英国文化传统与语言中心”举办了以“关于当代传说的观点”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为当代传说的研究提供了国际学术对话的平台。1989年，“当代传说研究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Legend Research，简称ISCLR）”成立，更是大大促进了当代传说研究的发展，年会的举办以及《当代传说视角系列》（THE PERSPECTIVES ON CONTEMPORARY LEGEND SERIES）的出版，大大推动了当代传说研究方法和视角的不断更新。进入21世纪，都市传说的研究在许多国家依然盛行，如2005年，日本就相继出版了《“学校的怪谈”在私语》和《江户东京的传言——从“这样一个晚上”到“裂嘴女子”》，显示出都市传说研究的旺盛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