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祭有三次高潮，第一次是1940年（昭和15年），当时日本正处在战争最为紧要的时期，为了弘扬日本国民的皇民国家意识，大量日本神社祭祀的记录和调查报告诞生。其中柳田国男的《日本の祭》（1942）就是这个时期问世的。
第二个时期是战后日本开始经济腾飞的1960—1970年代，这个时期是日本经济腾飞，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期。日本社会全面进入城市化社会，家用电器和汽车普及，农村社会逐渐衰退，生活文化全方位西化。由此产生的人们在生活方式上的矛盾促使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历史文化。祭和祭礼作为日本文化的重要表征，受到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关注。柳田国男热也产生于那个时期。
第三次祭的研究，可以说是在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此时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高速增长时代结束。战后支撑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等制度逐渐解体。日本社会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从公司、地域、单位等社会组织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重新个体化的人们，开始思考如何摆脱日常生活中的孤独和日常的无聊，重建新的社会网络，从中获得生活的幸福感和感动。新形式的城市祭礼，给了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场所。以YOSAKOI等现代都市生活的祭礼研究为中心的成果涌现出来。
在诸多的成果中，松平诚为现代祭礼总结了五个重要的特征：
其一，从地域走向开放;
其二，观赏、参与、展示的多义性结构;
其三，柔软的内涵，开放的外延;
其四，开放型的网络体系和增殖性;
其五，非日常/日常的结构变化，目标指向性的丧失与欠缺。(17)
这五个特点，具体而言，第一，从地域走向开放，现代的都市祭礼，已经摆脱了传统型的参与者以特定地域的信仰集团和生活集团为核心的排他性构造，转而开发给任何希望参与的人群。与此相关的第二个特征，指参与群体的组织形态为自由加入、自由退出的机制，由此导致一个团体随之发生人员变动，其特征在数年内就发生激变。而这种开放性又催生了第三个特征，就是形成了沿着铁道沿线、干线道路衍生的群体，技能熟练的参与团队将表演技能传授给别的地区的团体，由此繁衍子孙一样地扩展出去，形成一个广域的网络体系。由于脱地域性和开放性的构造，使得参与者没有日常性生活、生产、休闲等方面的关系，很难形成牢固的生活共同体或者社会组织，参加祝祭所获得的开放感、情绪的宣泄和感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命的动力和活力，都还原到参与者的个体中，而不是他们的群体中。这些特征，也基本上可以适用在本文讨论的祭礼上。
社会学者铃木谦介认为，不应将现代的“社区（community）”看作过去由地理环境与固定的社会团体组成的“共同体”，而应将其看作“虽有流动性”，但因“人们的自反性归属感”而产生的“共同体”。现代社区的共同性体现在社区居民共享着某种共通的东西，比如对家乡的眷恋，或者参与本地活动产生的“市民自尊（civic pride）”(18)。
而战后在大都市产生的高知县的YOSAKOI祭礼、名古屋日本正中央狂欢节等以大学生团体为组织主体的祭礼，则呈现出当代日本社会的新的人际关系构建的特征，也正是这种市民自尊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个意义上，祭礼的演变，也是一个社会关系变化的晴雨表，通过对祭的过程的分析，能够揭示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关系构建的特征。而作为社会学相邻学科的民俗学，除了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之外，也应该对其传承性加以关注。日本人类学家和崎春日把民俗学定义为“在传统性中探求现代性，同时在现代性中探求历史性”(19)的学问。由此，他认为，都市民俗学就是要在都市的传统活动中探寻现代的意义，同时在现代都市的各种现象中，寻找其与过去的关联和脉络，并面向未来，来思考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规律。
在中国，古老的庙会逐渐和现代的节庆商贸活动结合，以新的形式在我们的生活中存续。以民俗学方法去分析和研究，得出有解释力的结论，是未来中国都市民俗学的重责，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相关的学术积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他山之石。
(1) 王晓葵（1964— ），男，河北省文安县人，学术博士，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本文原发表于《文化遗产》2018年第6期。
(2) 柳田国男：《日本の祭》《柳田国男全集》13、东京：ちくま文庫，1990年，第249页（作者译）。
(3) 茂木荣：《都市とイベントー新しいマツリの抬頭》，《都市民俗へのいざないⅡ情念と宇宙》，东京：雄山阁1989年，第138—139页。
(4) 福田アジオ等編：《日本民俗大辞典下》，东京：吉川弘文馆，2000年，第168页。(www.xing528.com)
(5) 樱井龙彦：《人口稀疏化乡村的民俗文化传承危机及其对策——以爱知县“花祭”为例》，《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
(6) 樱井龙彦：《人口稀疏化乡村的民俗文化传承危机及其对策——以爱知县“花祭”为例》，《民俗研究》2012年第5期。
(7) 太田好信：《文化の客体化：観光をとおした文化と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創造》，《民族学研究》57（4），1993年，第391页。
(8) 岛村恭则：《“生きる方法”の民俗誌―朝鮮系住民集住地域の民俗学的研究》，大阪：关西学院大学出版会，2010年，第301页。
(9) 平辰彦：《都市民俗学から見たヤートセ秋田祭の〈祝祭性〉―融合文化の事例研究―》，《融合文化研究》第14号2010年1月。
(10) 矢岛妙子：《よさこい系祭りの都市民俗学》，东京：岩田书院，2015年，第305页。
(11) 平成以来，日本政府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强化财政基础。推动各地市町村合并，1999年（平成11年）3月统计的3232市町村数到了2008年4月1日减少到了1788个，9年之间减少了45%。
(12) 矢岛妙子：《よさこい系祭りの都市民俗学》，第304页。
(13) 矢岛妙子：《よさこい系祭りの都市民俗学》，第304—305页。
(14) 矢岛妙子：《よさこい系祭りの都市民俗学》，第280—281页。
(15) 俵木悟：《華麗なる祭り》《日本の民俗9祭りの快楽》，东京：吉川弘文館，2009年，第92页。
(16) 参照山下晋司：《バリ観光人類学のレッスン》，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第230页。
(17) 松平诚：《都市祝祭の社会学》，东京：有斐阁，1990年，第34页。
(18) 铃木谦介：《ウェブ社会のゆくえ〈多孔化〉した現実のなかで》，東京，NHKブックス，2013年，第195—196页。
(19) 和崎春日：《都市の民俗生成―京の大文字》，《都市民俗学へのいざないⅡ情念と宇宙》，东京：雄山阁，1989年，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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