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祭”是日本中部爱知县北设乐郡等地传承了将近700年的祭祀活动的总称。其中北设乐郡的花祭被指定为日本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花祭据说源自镰仓室町时代的修验道的信徒们的仪式活动，主要是在一年中最寒冷的12月到1月之间，人们围着沸腾的水盆彻夜狂舞，这些舞分少年舞、青年舞以及鬼舞等。人们将烧开的水喷洒到身上，来去除身上的污秽。
举行“花祭”的时间各村不同，主场地由村内各家轮流承担，也有相对固定某个地点的，或者在神社举行。“花祭”举行场所称为“花宿”，人们认为，“花祭”期间神灵将会降临至此，“花宿”便成为一个神圣空间，神灵降临的时候会附在剪好悬挂起来的纸片上，“花祭”参加者分为“舞子”和“宫人”，都是由当地的祭祀组织构成，过去“花祭”是禁止女性参加的，近年由于人口减少，为了维持这项活动的进行，以及适应时代的变化，女性也逐渐被允许参加。
长期以来，“花祭”一直是当地民众祈愿丰收、家族平安以及增强自身生命力，从而获得重生的祭祀活动。但是，这个延续了将近700年的民间传承，随着农村的凋敝，能够参与和承担祭礼各项活动的人越来越少，这项活动本身面临中断的危机。根据樱井龙彦的调查，截至昭和25年（1950）奥三河地区还有21处“花祭”传承地，然而在历经60年的变化中，2010年度（2010年11月至2011年3月）的统计显示，现仅存15处，由于人口稀疏化、老龄化问题，现今这15处传承地的“花祭”已面临濒死的危机，每年仅是勉强维持。例如，丰根村山内地区的“花祭”在2007年终止，当时该地区居住21户村民，人口计40人，平均年龄超过67岁。另外，东荣町布川地区现有23户居民，其中12户为独居老人(5)。
由于过去日本的祭礼的传承母体是村落共同体，承担各项任务的相对固定的住户较多，比如主持花祭的“花太夫”（祭神仪式、奏乐［鼓、笛子］的核心人物）及其辅佐“宫人”，以及扮演“山见鬼”“榊鬼”的人都是世袭制，为了能够让这个古老的祭礼传承下去，当地采取了诸如解除女性禁制、缩短时间、允许外部人员参加等措施。
樱井龙彦的调查提供了三个事例(6)：一个是东荣町布川地区的例子，该地区由于人口稀疏化、老龄化问题，无法确保足够的舞者。如今，部分舞者的角色已由名古屋市的中学生担任。2006年开始，名古屋的学生开始以参加“日式大鼓·舞蹈部”活动的方式加入其中。而每年，布川“花祭保存会”都会派人去名古屋进行指导。
第二个事例是东荣町御园地区与东京都东久留米市等地居民开展的“花祭”交流活动，1993年起，接受过御园保存会指导的东京儿童，开始参加“东京花祭”。御园地区的居民每年冬天前往东京，对孩子们进行音乐（鼓、笛）和舞蹈方面的指导，东京的孩子们则利用暑假等机会来御园参加集训。1994年起，东京的孩子们直接参加御园的“花祭”，并和当地人一起表演舞蹈。但是，正如“东京花祭”其名，孩子们的主要活动是在远离布川的东久留米市进行表演，尝试在东京市民中传播“花祭”文化。
第三个是在东荣町东薗目，一个外地的名为“志多罗”的专业鼓乐团因为别的原因迁至此地，开始协助“花祭”的鼓、笛演奏。1994年他们创作的“志多罗舞”成为了祭神舞蹈，此后便一直为传统“花祭”注入新的剧目。虽然当地有意见认为，“花祭”是一种祭神仪式，不该引入专业的音乐演奏家。但是“志多罗”的加入得到了“花祭”保存会长等人的支持，如今他们已经不再被视为“外人”，而是作为当地居民的一分子积极参与进来了。(www.xing528.com)
樱井龙彦的调查为我们提供的上述个案，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传承母体和传承行为的脱地域化，或者说是跨地域化。东京和名古屋的教师和学生们，每年参加“花祭”，并且将爱知的地方文化传播到东京和名古屋。原来在御园地方的祭礼，在异地东京和名古屋得到传承，和“花祭”的原生地毫无关联的东京和名古屋的孩子们和年轻人，在完全不同的空间传承这个祭礼，以及非本地出身的艺术家，被允许参加“花祭”的重要仪式的部分，可以理解为这个传承已经不再是当地人的专有物，而成为日本社会的共同财产。这个现象如果用从地域走向大众来描述的话，这个大众可以理解为新的传承母体。
从这个实例思考传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传承主体选择性，我们通常很容易把乡土社会的传承行为理解为习焉不察的、不知不觉的和带有某种强制性的规范。但是，随着都市化的推进，当地居民通过和外界的交往，开始有将自我的文化事项客体化的倾向，所谓文化的客体化，是指文化传承者自主将自身的文化作为可操作对象加以客体化，有可能生成新的文化，而且在客体化过程中文化传承人也有可能形成自我身份认同(7)。
当地住民通过将“花祭”仪式开放给外部，进而使之得以传承，这既是传承主体的主体性选择的结果，也是一个传承主体扩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新的“花祭”，既属于本地住民，也通过名古屋、东京等地的参与者的共同创造，成为日本社会共享的文化财产，而外部的参与者通过进入“花祭”的传承过程，将这个原本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世界的事项，变成自身享受和消费的文化要素纳入到自己的生活世界，这个现象毋宁说是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
岛村恭则在分析大阪地区韩国侨民的生活文化时候，指出，传承行为是主体选择性行为，传达什么，继承什么，是由当事人根据自己所处的生存状况选择的结果。他说，“在我的田野中，相等于传承的行为或者可以称为传承的事象不是不存在。我通过当地人生活中的各种事象，或者在他们与前辈之间，确实看到了某种传达、继承的关系。（中略）尽管存在这种情况，这些事象并不是‘自然地’‘无条件地’传承下来的，而是只因为人们实践‘生活方法’时选择，所以才得以存在的”(8)。
通过上述花祭传承现状的讨论，我们对现代社会的传承和传承母体可以有更开放性的认识和理解，从本质性的地缘和血缘等纽带建立起来的传承母体的概念，扩展到自由选择性的“选择缘”的现代传承母体。伴随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和保护的世界性潮流，从地域传承转变为社会传承，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的一大特征。这一点从祭礼的传承现状中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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