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图1所反映出来的，以往关于民俗传承变迁路径的理论都依照两条坐标轴前进——属性轴（民俗的内在和外在）与历时轴（变与不变）。它们都选择描述同一属性的民俗事象，而其变迁也倾向于被描述为连续性的过程：就同一种民俗而言，变与不变可以交错，但总是前后相连。因此总体上都是历史研究式的解释。但除此之外，要理解“变与不变”，离开具体时间的结构分析也同样可行。正如法国人类学家菲利普·德斯克拉（Philippe Descolat）在述及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结构主义时所指出的，结构主义最常让人误解的地方是人们认为它在寻找文化的相似性，但实际上它是将差异性放在共时的层面上，以理解差异的内在秩序(25)。对民俗变迁的解释也可以遵循这一思路：在古今不同时空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将似乎并无直接联系的两种民俗放在同一平面，透过差异发现秩序。由于“秩序”或“一致性”的存在，属性与时间两方面的差异仍然可以理解为民俗传承与变迁的形式，而最终通过对一致性的解读，能发现这种传承变迁的内在机制。与前三种理论相比，本文提出来的第四种解释打破了“事象—时间”的坐标轴，既不在乎比较双方是否是同一种文化事象，也忽略二者之间是否有前后连续的时间顺序。它完全以“文化秩序”或“内在机制”的一致性作为核心原点，因而跳出历史研究的范式，进入结构分析的领域。这两种不同的逻辑框架可以示意如下：
图2 第四种解释框架与其他三种的比较
本文认为，基于单一民俗事象的属性与其历时性所描绘的民俗变迁路径，不能完全说明几十年来中国民俗变迁的全貌。互联网时代新兴的经济方式，在明清城市民俗中亦有对应物，它们两者之间并无直接继承关系，但结构模式却非常相似，这应该被理解为城市日常生活实践的自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在压力解除后重新开始组织社会。这样的例子并不仅存在于互联网DT模式中，在城市生活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都能找到类似现象。
例如，民国以前的北京民俗记录，和中国历史上很多其他时代的城市民俗记录一样，经常会提及“城内名店”。这些名店往往不是大而全的“百货公司”，而是以一种或一类名品而闻名。《帝京岁时纪胜》中记：仙禄居的京城风味北方小炒，玉山馆的苏浙菜品南方羹汤，清平居的冷淘面，太和楼的一窝丝，聚兰斋的松江糖点、桂蕊蒸糕，土地庙里的香酥鹅油饼，中山居的各色外地酒，正源号的极品雨前茶，前门大栅栏同仁堂的朱砂安神丸，新街口公用库胡同口外天德堂的乾元丹(26)，每家名店都有特定的经营特色，特点非常鲜明，其背后的逻辑是市场的细分与分工的精细化。而从消费者一方来说，到哪里去买什么或吃什么，是城市市民所共享的常识，这种知识被价值化和审美化后，形成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消费民俗”。其中，消费品与消费行为只是表象，这类共享知识构建出了民俗社会的生活秩序，这才是内在核心：拥有这种知识的我们因此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吃什么，要吃什么应该去哪里买，应该怎样买、怎样吃、怎样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这类消费民俗的景象与知识消失了，这是由于“市场”与“消费”的消失而导致的，是城市社会的异常现象而非自然发展。但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又逐步恢复了这种秩序：饮食行业不断细分，待客、交往、恋爱、亲子等不同需求逐渐形成了相应的消费场所，新的“城市名牌”开始形成，“大众点评网”等消费工具的出现帮助城市居民建立起了新的关于“吃喝玩乐”的共享知识，新时代的北京居民也开始逐渐形成民俗共识。这并不是“生活革命”，而是城市恢复为消费社会后，民俗自愈机制所作出的自然选择。
正如张举文教授所指出的，自愈机制与传承机制不同，后者是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文化传统的自我延续，而文化自愈则是侧重文化通过内在生命力度过危机后继续传承发展(27)。无论是“利他”与“共赢”的经济合作方式在互联网时代的回归，还是消费文化与民俗共识的重新秩序化，这类现象在今天的城市生活中反复出现，并不是某一民俗事象的复兴或延续，而是城市社会运行重新回到历史既有轨道的结果，换句话说，不是“文化自我复兴”，而是“社会转型回归”。同时可以说，DT模式与大众点评网这类“新民俗”既不是民俗主义式的发明或“传统化”的实践，也不完全是全新的产物，相反，它们的出现是市民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市生活方式的内在规定，是消费社会从政治控制下（部分）解放的民俗标志，是中国城市的传统日常生活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自我回归。将古代城市民俗与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放在一起，表面看来似乎万紫千红、姿态各异。但花开总因春来——“春”，就是中国文化自身的自愈机制，每当春回大地，去年的花又会重开。我们不认得这些花，以为它们与“传统”毫无关系，甚至以为已经换了人间，其实不过是因为乱花迷人眼，民俗学者的眼睛看不过来——是民俗研究本身的不足所造成的。以往我们对城市历史民俗的研究，过于重视对民俗事象之表象的描写，忽略了对生活方式和生活逻辑的理解。而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恰恰是生活方式与生活逻辑，文化表象对我们而言反而是第二位的。正是这种错位，造成我们在一看之下，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而把现代社会所出现的种种现象或问题都归之于“现代性”或“全球化”，这即使不能说是误解，也至少是不全面的。
总之，本文研究的起点是互联网时代北京新出现的“优质资产孵化器”，这类以DT模式为原则的“平台提供商”，与明清北京会馆有非常相似的盈利模式、组织结构和核心理念。以往民俗学界解释民俗传承变迁的三种理论，都倾向于以历史研究的方法，研究和解释某一种民俗事象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连续性变化，因此无法说明这类“新民俗”符合“旧传统”的现象。本文认为，在历史研究之外选择结构分析的方法，暂时离开具体的历史时间，将看似并无联系的民俗事象并置，恰恰能透过差异发现“秩序”或“一致性”，而这正是民众日常生活实践的固有逻辑所在。用这样的方法解释互联网时代的“新民俗”，本文提出了关于民俗传承变迁路径的第四种解释：即日常生活实践的自愈与回归。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自有其内在逻辑，就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社会而言，基于高度分工与消费社会的民俗文化，倾向于产生共享、利他的“大平台＋小前端”的组织协作方式，也倾向于形成关于“吃喝玩乐”的品牌效应和共享知识，无论是H园区或旧日会馆，抑或文人笔记中的“皇都品汇”或“大众点评网”，都是这一内在机制的外在体现。这不是某种民俗事象的适应、复兴或突然出现，而是民俗自愈机制在压力解除后的自然选择。
(1) 鞠熙，女，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本文原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史晓风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81—82页。
(3)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史晓风整理，第114—115页。
(4) 戴璐：《藤阴杂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66—67页。
(5) 清同治十一年（1872）《新建安徽会馆记》，收入北京市档案馆编：《北京会馆档案史料》，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332页。
(6) 乾隆六年《会馆公议条规》，参见寺田隆信：《关于北京歙县会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28—38页。
(7) 李家瑞：《北平风俗类征》，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481页。
(8) 何刚德：《话梦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9页。
(9) 黄涛：《清明节的源流、内涵及其在现代社会的变迁与功能》，《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5期。
(10) 康丽：《从传统到传统化实践——对北京现代化村落中民俗文化存续现状的思考》，《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
(11) 耿羽：《祭祖习俗的变迁：从“崇拜”到“纪念”——基于福建侯村的考察》，《民间文化论坛》2011年第5期。(www.xing528.com)
(12) 王志清：《从传统到当下：民俗学视角下的丁村家戏的传承与变迁》，《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6期。
(13) 钱杭：《现代化与汉人宗族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
(14) 郭于华：《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亲缘关系》，《民俗研究》1994年第6期。
(15) 高丙中：《对节日民俗复兴的文化自觉与社会再生产》，《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16) 萧放、张勃：《中国民俗学会与国家文化建设——以传统节日的复兴重建为例》，《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1期。
(17) 高丙中：《当代财神信仰复兴的文化理解》，《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
(18) 岳永逸：《教育、文化与福利：从庙产兴学到兴老》，《民俗研究》2015年第4期。
(19) 周星：《生活革命、乡愁与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化论坛》2017年第2期。
(20) 周星：《“现代成人礼”在中国》，《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1期。
(21) 周星：《“生活革命”与中国民俗学的方向》，《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
(22) 邓苗：《当代北京饮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2期。
(23) 徐赣丽：《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民俗研究》2015年第3期。
(24) 徐赣丽、黄洁：《资源化与遗产化：当代民间文化的变迁趋势》，《民俗研究》2013年第5期。
(25) Philippe Descolat，La com position des mondes：Entretiens avec Pierre Charbonnier，F lammarion，2014，p69.
(26) 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1—42页。
(27) 参考张举文教授2017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系列讲座中的观点。另参见Zhang，Juwen 2017.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elf-Healing Mechanism in Chinese Culture. Western Folklore，76（2）：19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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