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遗产-民间信仰的重要角色

近年来，管理层与学术界对于民间信仰的态度渐趋统一。从国家管理制度的层面，开始肯定民间信仰作为文化遗产的地位。2007年12月14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把一些民间信仰特色很鲜明的传统节日增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具有明显的肯定传统信仰的正面功能的意义。如清明节，是一个祭奠亡者、具有鲜明祖先崇拜意义的节日，清明节作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祖先信仰的合法性。同样，端午节内容虽然丰富，但是作为一个对于诗人屈原的祭奠纪念的日子，信仰则是该节日的最基本的内涵，屈原祭奠是最典型的民间信仰行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制定具有广泛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和谐，满足民众信仰需求是其重要目的之一。

2004年8月28日，10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决定，在中国掀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热潮。2006年5月，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²⁾在这518项中，从不同的角度列入民间信仰的内容，便是对于民间信仰的正面肯定。其中最突出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十项“民俗”中的内容，一方面是大量的各民族充满民间信仰色彩的传统节日列入，更具突破性的是列入了黄帝陵祭典、炎帝陵祭典、成吉思汗祭典、祭孔大典等十项传统祭祀以及厂甸庙会内容，这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观念的一大突破，也是国家管理民间信仰的制度上一大突破。因此，有人认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民俗”板块，实际上是保护民间信仰的一个曲折的表达，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时，在这个十大类的名录中，其他大类也有民间信仰的内容掺杂其间。如第一大类的“民间文学”，神话、史诗和传说与信仰相关是客观的事实，而宝卷则是地地道道的宗教俗讲，这种文学形式本身就是跟信仰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民间音乐”中，列入的寺庙音乐、宫观音乐这些内容，都是部分代整体，把民间信仰加入国家文化遗产名录的行列。“民间舞蹈”的土家撒叶儿嗬，就是地地道道的土家丧葬仪式上的祭祀送亡的舞蹈。这样将民间信仰的部分内容拆开来申报文化遗产，一方面是地方保护民间信仰的策略，一方面也是体现了国家以不同的形式肯定民间信仰的作用，将民间信仰文化遗产化。

现在，我们大谈保护城市里作为文化遗产的民间信仰已经不再有法理上的障碍了。但是，现在大陆的城市管理者要把民间信仰当作城市遗产来看待，观念上还没有跟上去。而在一些国际化的大都市，情况却不同。如香港的黄大仙祠，即啬色园，绝对是香港的城市文化传统的代表建筑，同时也是重要的城市精神资源。澳门的妈阁庙，则是城市开放的象征，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地的文化空间，当然是澳门之宝。在香港和澳门，黄大仙和妈祖信仰是具有标杆意义的城市文化资源。在港澳，不仅这样知名的信仰得到重视，就是一般民间信仰，如土地神信仰，也得到极大的尊重。在澳门，几乎每一家商铺门边，都有一座小小的“门前土地财神”塑像和画像，每天都有香火供奉。而在居民区，多数人户门前有两尊神灵，上为天官赐福，下为门前土地财神。土地财神在香港同样得到重视，可以在城市中看到很多的“社公”坛，香火缭绕。香港澳门的民间信仰，在形成其特有的东方大都市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非遗保护在过去整体上偏重乡村，偏重偏远少数民族地区，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城市的非遗保护，尤其是城市民间信仰遗产的保护更加紧迫。早在非遗保护的初期，我们就提出过，对于城市的非遗保护要比对于乡村的非遗保护更加重要。

大都市不仅是现代化的中心，更是文化传统的核心阵营，有着丰厚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堆积，一些重要的风俗往往是由城市发动而推向乡村的。所以，城乡文化的互动早早发生，延续到现在，大都市的文化传统亟须保护。⁽³⁾但是，人们至今还是没有认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及其严峻现实。

现代城市的发展，一方面是自身的文化遗产日渐消失，另一方面，它还连带着消灭乡村文化遗产，尤其是民间信仰遗产。把民间信仰当作一项文化遗产加以传承保护，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