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民俗学：时空转向与文化记忆

民俗学长期以来以群体确定研究对象，主要研究非官方或上层精英的普通民众所创造和享用的生活文化。在民俗学圈内，“民俗”与“民间文化”常常相等同，其民俗之“民”指的是主要生活在乡村的农民，但城市化使他们今后越来越多地居住在城市里，文化的主体更多是指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人。“大众文化、交通、技术、媒体、休闲时间等所有这些现代现象，现在都是城市生存方式的一部分”⁽¹⁶⁾，也应该成为民俗学关注的对象。

前述说明，城市化带来传统乡村民俗文化的变迁，也就是原有的文化基础被毁坏了。那么，在日趋城市化的社会中，民俗文化是否还存在？民众的思想情感以什么形式出现？传统的民间观念以什么载体传承呢？这些都是当代民俗学需要思考的。

乡村与城市这两个不同空间里文化有何不同？费孝通先生建立的一套范式和框架，像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乡下人和城里人、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礼制社会和法治社会、习惯与契约，等等，惯常用来区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用来区分城乡文化之不同似乎也适用。

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都市有更具时代性的流行文化，乡村保留更多的传统民俗。前者因为都市生活的快节奏而常常处于快速变动之中，注重创新，更为开放、包容、多元；后者有保守性或者稳定性、传承性、同质性强。都市是随着商业贸易活动而兴起的，其文化本质是消费文化；乡村更多是生产型或注重生产的自给自足的文化。都市注重信息交流和知识获得，以文字和现代媒介进行交流，以现代科技新方法解决各种问题；乡村注重经验的传递，以口头语言表达和交流情感，以神灵信仰为主要的解决焦虑的方式。都市生活是讲究效率的，甚至是无情的理性的；乡村是节奏舒缓的，非理性和人文的。

民间文化与农民文化、乡村文化、传统文化、通俗文化、市民文化、流行文化既相区别又有联系。民间文化在以往被视为民族文化的根基部分，更多是与农民、乡村、传统相联系的；而在当代城市化社会，大众文化因为吸纳或涵盖了通俗文化、市民文化、流行文化、民间文化，而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长期以来，民俗学都强调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是不同的，在此不妨比照一下：第一，民间文化是民众自己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其创造和享用者很难区分，常常就是一体的，他们也是具有很强同质性的群体。大众文化是被专业人士生产出来，供他者消费，其创作者与享用者或接收者是分离的。⁽¹⁷⁾第二，创作和流传的形式不同：民间文化诞生于乡土社会，是一种伴随生活的自然状态中以口头语言和行为传承的；大众文化主要流行于城市社会，是以书面文字和音像视频等媒介流传的。第三，内容的思想倾向不同：民间文化是民众在生产生活中自发的创作，并以之服务于自己的生活需要，它表达的是群体的情感与愿望，是“生产者的艺术”。大众文化常常以市场为导向来进行创作，是“消费者的艺术”。第四，传统民俗文化更多体现地域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而现代大众文化更多具有一种流行的趋同性。第五，如鲍辛格所言，民间文化似乎未受现代发展影响，大众文化利用现代技术媒介，立意求新、频繁变幻。⁽¹⁸⁾

中国当代的大众文化与西方大众文化一样，也是随着人类社会走向商业化、都市化与技术化的历史进程而产生的，是在媒体和消费文化主导下不断推波助澜而发展起来的，其具有不同于民间文化的特征。什么是大众文化？早在大众文化开始兴起之时，杭之就界定其为“一种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透过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大众传播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这是一种合成的、加工的文化产品，其明显的特征是它主要是为大众消费而制造出来的”。⁽¹⁹⁾陶东风认为，大众文化在文本方面具有“批量化、标准化、复制性”的特点。⁽²⁰⁾高丙中指出：“大众文化的社会凭借是商业霸权的建立和以都市为中心的消费社会的出现、大众传媒的发达。大众文化的特性可以概括为：通俗的、短暂的、可消费的、年轻的、机智诙谐的、诡秘狡诈的、性感的、有刺激性和冒险性的。”⁽²¹⁾可见，大众文化是现代消费时代伴随大众传媒技术、信息技术和文化产业而出现的，具有突出的商品性与消费性，具有模式化与雷同性特征；同时，具有世俗化、杂糅性、多变性和流行性。

以人群来分，城市文化当然是以市民文化为主，它有可能是民间文化，即市民创造的文化，但在当代更多被淹没在大众文化之中。有人曾提出：“大众文化就是市民文化。中国从明代中叶就有，清朝入关以后又扭转了。现在的大众文化也仍然是市民文化，主要在大、中城市，其产生的原因仍然是商品经济。”⁽²²⁾这里指出了大众文化的市民特征和商品属性。如果把传统社会的中国文化分为统治阶级的上层文化、市民的中层文化、底层的农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²³⁾，1990年代崛起的大众文化则是以市民为主体的中层文化，具现代性色彩。当然，城市文化其实要广于大众文化，更准确地说，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还不是全部的城市文化或大众文化，而是其中具有一定传统性或者普通民众生活中具有共享性的部分。

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既有着历史的渊源，又有着现实的汇流。王笛曾说：“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没有现代这种大众传播媒介以缩小时空，地域文化的特征表现得相当强烈，因而‘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就难免常与‘民间文化’（folk culture）胶合在一起。”⁽²⁴⁾虽然这里他所说的大众文化主要是指通俗文化，即大众文化的前身或一部分，但也说明二者是混同的。在当代社会，民间文化已然成为大众文化或朝向大众文化发展。在西方文化研究中影响甚大的A.葛兰西曾以“流行歌曲”为例，指出了三种类型：其一，由大众谱写而且为大众谱写的“民间文化”；其二，为大众谱写但不是由大众谱写；其三，既不由大众谱写也不为大众谱写，但由于表达了大众的思想和感情而为大众所接受。⁽²⁵⁾那么，在今天的都市化社会中，不仅第一种，第二种甚至第三种类型都可以是大众文化，也就取代了原来纯粹的第一种类型。正如鲍辛格在《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最新一版的前言中说：“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分界线从来就不是泾渭分明，在技术渗透的过程中，它也越来越模糊。”⁽²⁶⁾另有学者针对今天的现代社会中大众媒体的影响，明确提出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越来越融为一体，这两个词几乎同义。⁽²⁷⁾民间文化曾被想象为是传统文化的“本源”“纯正”“本真”，但在技术世界里，二者逐渐互相融合或相互转移。另一方面，现代大众文化在流行一定时间之后，有可能融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长久沉淀为新民俗。

总之，随着时代发展，纯粹的民间文化越来越少，而大众文化却日渐深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消费时代，随着文化产业和信息化、多种电子媒体的发展，民间文化已向大众文化开始转向。当代民俗研究，对手机短信、对网络谣言、对流行时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研究，已经非常普遍，说明学界中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已经不那么分明。

当代社会，民间文化越来越向大众文化靠近。在这个崇拜技术和消费的时代，流行时尚大行其道，口头传承大多变成了文字阅读、视听传播，集体创作转为个体创作；原来自我创造和享受的文化日趋变为专人创造或被他者消费；具有传统性、地方性的民间社会走向流行性、标准性、广泛性的城乡一体。人们热衷于创新，传承被忽视，而看重新变，新技术和新理念迅速导引社会主流，尤其是由于信息化所带来的影响，中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依赖网络，如网恋、网聊、网上购物等，人们在虚拟空间里与陌生的熟悉人交往，业缘、趣缘、学缘群体替代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技术带来的冲击，比如电视、手机、网络等等的影响，使得民俗被新技术重新组装或者以民俗为内涵，以技术为形式进行传承或传播。2015年春节的微信抢红包，就是此典型代表。

民俗通常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下产生的带有明显地域性的文化，当地方性消弭的时候，民俗也随之消失，即由于地理气候等因素长期养成的生存智慧失去了优势，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也不存在了。大众传播媒介使时空缩小，网络瞬时传播，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超越以往任何时候，交通的高速发展使人们感觉生活在“地球村”，空间成为虚拟的符号或者只是意味着数字的变化。一些传统民俗在当代被商家和政府征用，由于形式过于雷同，变成了量贩式的“工业产品”，正如有人指出的，“在城市消费时代，艺术民俗在成为被消费的商品的同时，也成为被观赏的对象，艺术的接受者与创造者都趋向于职业化”⁽²⁸⁾，也就是进入大众文化的行列。

当代民间文化的传承常以非创作者自身，而是外来力量进行传承或传播，这必然把各种非民间的因素带进来；而其参与创造和享用民间文化的人也从原来的以下层民众为主的群体，扩大为各个阶层的大众。民间文化借助媒体、科技、都市空间进行传承或传播时，往往经过专业人士的改造和国家管理机构的审查等，失去民间独立的地位和创造个性，同时也更具审美特性和时代活力。同时，传统民俗已经或正在经历巨大的变迁，其中有些内容，因为其速度之快疾，涉及面之宽，影响之深，造成断裂和修复困难，当然，仍然还有一部分在传承；但是文化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城市，现代城市的大众文化已经占据了国家文化的主流。随着高科技发展，尤其是新的信息传媒手段的广泛使用，大众文化深入地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大众文化在20世纪的发展经历了从支流到合流再到主流的过程⁽²⁹⁾，1990年以后，中国社会逐渐进入商业化和市场化的轨道，消费社会里文化的命运为之一变。随着第二次文化范式的革命，以文字为主要媒介的文化形态逐步转向视觉文化，商业化、娱乐化、世俗化的现代大众文化随之迅速崛起，占据文化主阵地。大众文化具有强大的吸附功能，能将大量的文化整合在一起。现代大众传媒，对人们的群体意识、观念、认同乃至生活方式的影响日渐深刻⁽³⁰⁾；同时也消解了民间自我意识和观念。而消费社会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使得一部分民间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大众传媒的发展，导致视觉形象大规模扩散以及“日常生活的审美化”。⁽³¹⁾当代社会呈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文化的阶层和地域区别越来越小，民俗的地域性和群体性差别消失，民俗作为地区和人群的标志或认同的意义逐渐微弱。这也是民间文化变成消费性质的大众流行文化的原因。民俗也在审美化趋势和背景下，成为时尚的，而非实用的。比如旅游场域中的刺绣带或帽子等等，基本不会拿来用，而是装饰、收藏等。“今天那些民俗的要素已经成为可以和阿拉斯加风情或热带雨林相互替代的文物了。”⁽³²⁾这说明，民俗变为了一种异域的浪漫的与时尚可以陪衬的消费品，也就是说今日我们看到的民俗已经具有异质性，已沦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

如果说今后民俗学要以日常生活为研究对象，那么，大众文化既然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更多纳入民俗学者关注的视野，当代社会技术对民间文化的影响已经不容忽视，笔者曾撰文论述，现代技术和媒体的进入使得民俗传播呈现与以往很不同的态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世界已经进入读图时代，视频图像已经取代文字，成为大众日常生活中主要的文化传承媒介。现代传媒的出现，使得民俗可超越时空局限传播和传承”“在当代民俗传承中，上层与下层，官方与民间、知识阶层与普通民众，都可能发挥作用。民俗不再是中下层百姓自己创造、享用和代代相传的，而可能是政府传承、精英传承、中产阶级传承和商家传承的。随着城市化和全球化的人口流动和交流的频繁，国外新思想与本土观念互相流动和影响，出现文化渗透、借用、融合、同化和分化等”，尝试提出“民俗的定义和民俗学的研究方向，也许需要向大众文化转型”。⁽³³⁾

综上所述可知，城市化背景下，乡村传统民俗已经衰竭，城市成为人群的主要聚集地。社会文化呈现城市大众文化趋向。民俗的研究曾经是乡村世界，钟敬文先生所提出的“民间文化”包含着中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是以“广大农民”为主体的文化，虽然也包括城市市民所有的文化，但主要关注的是广大的乡土社会、农村世界；但他同时也指出民俗学要关注当下的社会生活：“从民俗学的一般性质来讲，它应当是现代学的，它的工作方法是对现存的民俗资料进行调查和搜集，也就是它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现在的，研究的目的当然也是为了现代。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³⁴⁾

城市化是当代社会最大的变迁潮流，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也是最主要的推动力量。如果说当代社会发生了转型，文化也发生了转型，文化的研究自然也需要跟着转向。除了城市化带来乡村民俗或传统民俗传承的问题，乡村还活着的对传统民俗仍有记忆的老人也越来越少，再想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去乡村采风，已经很难有收获了。因此，从中国社会现实城市化的趋势看来，对都市民俗学研究的呼声越来越强。但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德国等，“对都市民俗学的实际研究少之又少”“研究都市民俗学的理论根基还十分薄弱”。⁽³⁵⁾在这个意义上，岩本提出，都市研究是都市民俗学还是现代民俗学？⁽³⁶⁾因此，民俗学的当代转向并不是特指从乡村传统民俗转向都市传统民俗研究。从时空角度说，大众文化不仅依托于都市，而且反映当下社会生活，具有时代特征。这就不同于传统的都市里的民间文化。

福柯曾提出，19世纪是一个时间的时代，20世纪也许是一个空间的时代。他说，“我们都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一个并列的时代、一个远近的时代，一个共存的时代，一个散播的时代”⁽³⁷⁾，揭示了当代社会去时间化而空间延展的特性。中国一些学者也提出文化研究的空间转向、社会学研究的学科转向。⁽³⁸⁾民俗学一向是以追求“本真性”⁽³⁹⁾为己任，以对民俗事项做追根溯源为主要研究理路，时间维度的传承概念成为民俗学的关键概念，空间维度的传播却很少被重视，空间转向可以突破或摆脱长期以来的对文本的依赖，使民俗学“从古代文化的理论研究转变（为）当代日常生活的实践研究”⁽⁴⁰⁾，并用动态的眼光研究当代社会人们的日常生活。这里的空间意义，也指关注语境下的民俗研究⁽⁴¹⁾和具备学术研究的整体观。人类学向来强调整体观，但是民俗学长期以来似乎更多是对琐碎的民俗事项的研究，空间转向的意思，就是要把民俗视为整体，探寻其内部的逻辑。既然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类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⁴²⁾，那么，网上的每个结节都是有关联的，整体大于部分的意义就在于此。比如，我们对文化遗产的研究，就应把物质与非物质结合起来；对传统聚落的研究，就不仅要关注建筑遗产，也要关注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要关注民俗文化，也要关注文人传统。对文化的研究，还有考虑精英与民间的互动，上层与下层的互动，注意到文化的流动性。⁽⁴³⁾正如前人对局限于民俗学个别领域的研究的质疑，认为沉迷于某个无关紧要的个别对象之中的民俗学研究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必须互为关联并且关涉全局⁽⁴⁴⁾，对特定空间里的文化进行整体解读，也在文化相互关联和互动的过程中揭示文化的内在逻辑。

新近，赫兹菲尔德教授倡导“有担当的人类学”，强调人类学家有担当地参与当地社区，深入田野，发现真正的学术问题和现实问题，在当地的文化环境、权力结构中去发现有利于当地人的资源，把学术和现实结合起来。⁽⁴⁵⁾此一主张意味着文化研究不能仅仅作为个人兴趣，而应关注社会现实。中国当代民俗学适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机，民俗学也应进入国家文化建设轨道，成为有时代担当的学科，这也要求民俗学转向当代社会，为谋求民众情感满足、增加人们的幸福指数做贡献。既然当代民间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概念并不是那么界限分明的，而文化本来就是流动的，适当地拓展民俗学的研究领域，才能跟上时代，关注现实，做出有益于社会和时代的贡献。

再者，当今学术界越来越强调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在美国，有弱化学科意识、注重交叉学科的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做法⁽⁴⁶⁾，这提醒我们不妨采用多学科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来看待自己的研究对象，从而拓展学科领域，创新研究路径。从目前看来，空间、空间的生产、文化空间、公共空间等概念或理论有望打通民俗学与不同学科的对话与交流，以民俗学自己的贡献影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而多点民族志的方法提出，也是“空间转向”所涉及的，在当代不断创新的城市性和流动性社会，民俗学的田野研究需要更宽的视野，这样才能对各种文化再生产或再创造的现象进行深入的阐释。

总之，民俗学的时空转向不仅需要“从底层民众研究转向日常生活研究；从农民文化研究转向大众文化研究；从民俗文化的传统载体研究转向当代载体研究”⁽⁴⁷⁾，其研究对象还应从乡村转向城市，从传统转向现代，从民间文化转向大众文化；增加学科的时代感，并注重现实参与性，告别过去对单个民俗事项追根溯源的研究情结，朝向未来、朝向社会主流大众生活方式，也就是呼吁当代都市日常生活研究，以及都市的公共性研究，突出当代以都市生活为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时代特色。

当然，这种时空转向既给我们带来新的研究视角，也是一种新的挑战。乡土社会是地域性的、封闭性的，乡村文化具有封闭性、排他性和保守性的特点⁽⁴⁸⁾，这形成了乡村民俗的地域性、独特性、稳定性或保守性特征。与之对照的城市文化则是变动的、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因而，对此需要采取一种不同于以往研究的范式，“流动的民族志”并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因为流动性而难以把握。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作为学术研究的大众文化的理论，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而作为实践的大众文化与作为学术研究的大众文化还有区别，当代民间文化借助大众文化的空间和传播途径仍然存活，因此，我们要关注的主要是这部分内容，如果走向大众文化批评就会脱离民俗学的初衷和本义。大众文化之于民俗学仅仅是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也许还是民俗学的。正如西方节日进入中国，需要经过中国本土化，我们研究大众流行文化仍然需要强调传统因素。约翰·多克曾极力反对现代主义将工业、后工业时代兴盛的大众文化与前工业时代的民间文化等斩断联系，他认为发生在中世纪市井街巷的狂欢与当代电视中的肥皂剧、闹剧、卡通世界都是一脉相承的，如巴赫金所展现的民间文化中滑稽、天真、淳朴、反陈规旧习、牢骚满腹、游手好闲而又虚伪捣蛋的愚人形象，如今频繁地出现在各类电视节目中，成为大众文化叙事中的重要角色⁽⁴⁹⁾。这也说明，当代大众文化与传统的民间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民俗学的研究对此不能忽视。

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转向大众文化之后，其学科名称并不见得要马上改为“大众文化学”或诸如此类，虽然在德国早已经改为“经验文化学”“民族学”等名称。中国民俗学具有自己的特殊性，其学科理论方法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建构，在此过程中，需要继续向国内外相邻学科学习，并结合现实需要做大胆的创新，使这一从我们自己文化土壤上生长的大树枝繁叶茂。

(1)　徐赣丽，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原文刊于《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

(2)　《钟敬文民俗学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69—70页。

(3)　《钟敬文民俗学论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0页。

(4)　高桑守史：《人口过疏与民俗变异》，王汝澜等编：《域外民俗学鉴要》，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8页。

(5)　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6)　周大鸣、郭正林：《论中国乡村都市化》，《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

(7)　他曾提出：“文化”即“全部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的、知识的和精神的”。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

(8)　高桑守史：《人口过疏与民俗变异》，王汝澜等：《域外民俗学鉴要》，第113页。

(9)　尹庐慧：《侗族大歌的文化传承与学习：贵州省黎平县九龙寨的个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10)　斯科特·拉什、约翰·厄里：《符号经济与空间经济》，王之光、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44—345页。

(11)　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12)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13)　转引自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页。(www.xing528.com)

(14)　蒋彬：《试论四川藏区的城镇化与文化变迁》，《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8期。

(15)　陶思炎：《论当代民俗生活的变迁》，《东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6)　沃尔夫冈·卡舒巴：《民俗学在今天应该意味着什么？——欧洲经验与视角》，《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17)　朱云涛：《断裂还是延续——论现代大众文化与传统民间文化的历史关联》，《重庆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18)　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9)　杭之：《一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41页。

(20)　陶东风：《欲望与沉沦——大众文化批判》，《文艺争鸣》1993年第6期。

(21)　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22)　李泽厚：《世纪新梦》，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96页。

(23)　钟敬文：《话说民间文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3页。

(24)　王笛：《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25)　王笛：《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26)　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27)　Stan Le Roy Wilson，Mass Media/Mass Culture，New York：MaGraw-Hill.Inc，1992.

(28)　耿波：《当代艺术民俗学发展的城市化语境》，《民族艺术》2009年第2期。

(29)　高丙中：《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中国文化的群体差异及其变迁》，《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2期。

(30)　文军、吴越菲：《多域转型中的“文化抗拒”：中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变迁路向及特征》，《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7期。

(31)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

(32)　河野真：《现代社会与民俗学》，周星译，《民俗研究》2003年第2期。

(33)　徐赣丽：《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民俗研究》2015年第3期。

(34)　钟敬文：《新的驿程》，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85页。

(35)　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页。

(36)　岩本通弥：《“都市民俗学”抑或“现代民俗学”：以日本民俗学的都市研究为例》，西村真志叶译，《文化遗产》2012年第2期。

(37)　福柯：《不同的空间》，周宪主编：《激进的美学锋芒》，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38)　如冯雷：《理解空间：现代空间观念的批判与重构》，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何雪松：《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华东理工大学学报》2007第1期；尤小菊：《略论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第8期。

(39)　本迪克斯·瑞吉娜：《本真性》，李扬译，《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4期。

(40)　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41)　刘晓春：《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

(42)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43)　徐赣丽、黄洁：《遗产化与资源化：当代民间文化的变迁趋势》，《民俗研究》2013年第2期。

(44)　赫尔曼·鲍辛格：《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户晓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17页。

(45)　复旦人类学之友的博客：http: //blog.sina.com.cn/s/blog_6593f6530101afxi.html。

(46)　《美国促进交叉学科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借鉴与启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科学技术司编：《中国高校科技进展年度报告（2005—200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47)　徐赣丽：《当代民俗传承途径的变迁及相关问题》，《民俗研究》2015年第3期。

(48)　张雪筠：《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转型》，《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49)　约翰·多克：《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文化史》，吴松江、张天飞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