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民俗文化：城镇化的冲击及文化记忆

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城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生产力发展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我国城镇化发展，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开始，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与社会制度的局限，城镇化发展水平一直比较缓慢，主要局限在政治型、军事型城市。近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沿海部分地区经济型城市逐步兴起。整体而言，古代中国属于农耕社会，农业经济的内驱力极其有限，“靠天吃饭、靠地穿衣”的自然经济固有属性无法改变，因而全国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人口比例、工业产值比重、城市数量都处在一个比较低的层次。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水平快速发展，新型工业城市迅速崛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城镇化进入中速加速阶段，有学者经过慎重的统计分析，认为我国城镇化“1982—2000年间的平均速度为0.835个百分点，其中1982—1990年年均0.89个百分点，1990—2000年年均0.79个百分点”。⁽²⁾而沿海城镇化速度更加快，进入超高速城镇化阶段。“1982—2000年18年来，广东城镇化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2个百分点，浙江、江苏、上海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在1.3、1.4、1.5个百分点以上。”⁽³⁾经过近三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城镇化率也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25%提升到2013年的53.73%⁽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激发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巨大内需潜力，成功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推动我国经济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李克强同志认为，城镇化是现代化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要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就必须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城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够一举托两头，有利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可以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居民收入。”⁽⁵⁾可见，城镇化对实现现代化目标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当然，城镇化快速发展，伴随而来的是一系列“城市病”，主要表现为：

其一，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交通状况进一步恶化。随着农民市民化工作的推进，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将面临城市人口增长的“井喷期”。“目前我国每年从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有10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未来较长一段时期我国城镇人口还将增加3亿左右，相当于美国的人口总量。”⁽⁶⁾人口的大量涌入，人口密度的增加，交通工具尤其是家用汽车的增加，必然对交通造成巨大压力，将使我国本已拥堵不堪的“堵城”交通状况进一步恶化。

其二，资源能源供应紧张，经济发展成本进一步增加。城镇化过快发展，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集聚，必然带来资源能源供应的进一步紧张，诸如石油、水、电、煤气供应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将直接制约城镇化发展的成效。

其三，生态环境破坏加剧，生活质量进一步降低。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的典型特征就是大拆大建，“贪大”“追新”“求洋”，盲目发展，不少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古建筑被拆毁，代之以钢筋水泥、玻璃幕墙的高楼大厦，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城市生态环境急剧恶化，近年来的厄尔尼诺现象、沙尘暴现象、异常旱涝现象等，与城镇化的这种盲目发展不无关系。

其四，社会问题愈来愈多，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城镇化的过快发展，人口的迅速膨胀，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与承载能力难以适应，必然增加不少社会问题，诸如房价高、就业难、医疗贵、福利低等，甚至偷盗、抢劫、吸毒、赌博、卖淫等犯罪案件也会进一步增加。(www.xing528.com)

其五，社区管理难度加大，文化认同进一步弱化。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农村人口的市民化，对社区管理要求进一步增强，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组建成新的社区，其生活习俗、文化观念、价值追求、宗教信仰都有较大差异，文化认同感、心理归属感较弱。

在诸多“城市病”中，城市文化的流失和历史文脉的割裂是城镇化的最大困境，因为文化是城市内涵的展示和城市魅力的源泉及幸福感的重要构成要件。人类发展不仅仅是为了追求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更是为了寻求一处可以满足自己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可以安放自己灵魂的精神栖居之地。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镇化的终极追求是人类多元化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实现人类至善至美、健康富裕、和谐自由的生活。“城市的深层内涵是其精神特质，而城市独特的气质和风格正是通过文化塑造形成，文化正成为城市更新、永续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与生命，是城市的核心、实力和形象；城市是文化的凝结与积淀，是文化的容器、载体和舞台。”⁽⁷⁾在我国以往城镇化过程中，过于追求城镇化速度，追求GDP，没有很好处理其与经济增长、就业、资源、环境、生态、文化保持协调和可持续的关系，缺乏整体的、生态的眼光，把城镇化当成“赶农民上楼”“圈地运动”“造城运动”“并村运动”，大拆大建，追求形象工程，不少城市遗产、民俗文化遭到重大破坏，生态破坏严重，城市个性、韵味和历史文脉不断消弭。“近十年来我们对文化的这种破坏，文化资源的这种破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⁸⁾而植根农耕社会土壤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作为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民俗文化，在这种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大跃进”中更无法幸免，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破坏。

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性文化和母体文化，因其受众的广泛性和本体的生活性，在人类发展演变史上，不断糅合、汲取、重构异质文化元素，形成具有厚重生活土壤的稳定的文化基因，并逐步渗透进华夏子孙的文化血脉中，成为隐藏在华夏子孙心灵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成为华夏民族文化认同的标志和符号。民俗文化源自农耕社会，在近代社会裂变中，西学东渐的兴起及西方现代思潮的涌入，其发展逐步脱离自身发展规律，在断裂的社会更替中，不断变异，尤其是当代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西方现代主义、消费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等驱动下，以效率、经济、竞争、消费等为表征，逐步冲击、解构、消释着传统民俗文化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价值观念及展示形式。比如传统节日习俗今天不少只是徒有形式，其黏附的文化内涵、价值特点、象征意义、隐喻符号基本消失殆尽。又如很多传统小戏，随着互联网、影视的出现，已经逐步淡出人们的视线。还有很多具有高度艺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民间绝活，因为经济效益低下，随着传承人的消亡，往往出现“人亡艺绝”的悲剧。“‘工业化’剥离了民俗文化的物质载体，‘城镇和城市化’的步伐缩小并改变着民俗民风的聚集地，都市生活的霓虹使得传统艺人改行变当，无以为计。‘现代化’消融并拆解了民俗传统与现代艺术的界限，‘技术文明’使得我们的民俗文化失去了许多有形的物质载体和无形的技艺形式。”⁽⁹⁾

当然，面对城镇化的冲击，民俗文化也不断自我调适，一部分仍具有较强生命力的民俗文化，开始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因素，逐步演变为新的城市民俗文化，亦有一部分民俗文化逐步失去其文化内核，而只保留其文化形式，逐步演变为伪民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