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民俗研究：时空转向与文化记忆的成果

城市化过程要求民俗学再也不能墨守成规，不能只想着发现和保护一些传统的民俗文化形式，而要紧密联系现实生活的变化提出新的研究课题，确立新的研究方向。这里，根据我和同学门最近这些年在农村和城市中开展民俗学田野作业的经验，同时也参考其他学科的相关研究情况，讨论一下民俗学的调查研究可以有哪些新的课题方向。

近十几年来，社会学研究关于村落社会发展已经有很多调查性论著，比如有两本著作就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本是1997年出版的折晓叶的《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另一本是2004年出版的李培林的《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从书名上就可看出，两书反映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共同关心的问题都是要认识村落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模式问题，都是力图对村落变化的事实做出客观的认知。民俗学者看村落的出发点有所不同，面对一个个原来的村落都快不见了的情况，我们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们还会记得以前的村落吗?或者是：村落中的民俗还能得到保留吗?其实这都是一个问题——人们还保留有哪些村落记忆。这与关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心结有相似之处，但是看问题的眼界要更加宽广一些，更加现实一些。

所谓村落记忆，一般是指村民集体对于自己村庄由来已久的历史的记忆。这种记忆是村民在世世代代生活实践中不断被积累也不断被选择的过程，保留在各种形式的民俗当中。无论是口头叙事、仪式表演，还是其他一切生产生活的习惯，都具有村落记忆的性质。所以说，在村落中的民俗调查，也是针对村落记忆所进行的调查。近来一些民俗学者提出“身体记忆”的概念，强调的就是文献记载并不是历史记忆的唯一方式，以身体为载体的民俗传承才是人们更为普遍掌握的历史记忆方式。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许多村落不复存在，这些村落的历史自然会逐渐被遗忘。在村落尚存的地方，村落历史的记忆也开始变得含混不清，尤其是新一代的村民，不再记得那么多村落历史的故事，由于他们或者是在乡镇企业中上班，或者是远在外地务工，所以不能与本村的长辈人有日常的交流、沟通，已渐渐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村落民俗调查，的确就具有抢救那些比较久远的村落历史记忆的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今天的村落民俗调查也不应该摒弃村民对于现实生活经历的叙述，因为这些叙述依然具有村落记忆的性质，只不过是更多地记忆了村落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我们从这些叙述中获得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生故事，包含了源于村落社会传统并且推动村落社会向前发展的集体生存智慧。因此，我们的民俗调查就需要了解那些拥有各种经历的村民个人生活史。

随着市场化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村落都要走向解体。一方面高科技农业和旅游业等都需要依托村落的土地、环境和人力才能够发展。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进程中，村落和地方社会的整体利益也被突显出来，农民在极力维护家乡共同利益的行动中，历史上形成的地方感和民俗传统作为情感的纽带发挥了强大作用。所以，在地域社会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实现村落的再造就具备了现实的条件。

社会学对于区域性的社会发展问题历来比较关注，例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所描述的其实是关于长江三角洲或者是太湖流域的农村在工业化影响下所发生的最初变化。对于今天农村的发展状况，仍然需要在区域发展历史背景下进行观察。桂华《城市化与乡土社会变迁研究路径探析——村落变迁区域类型建构的方法》一文，就讨论到如何建构区域历史基础与村落发展路径之间的关系。

民俗学历来注意乡村生活及其文化的地域性表现，近年来还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调查研究，例如对于华北社会村落庙会传统的研究，就与人类学、历史学一起进行，而且与其他地域如闽南、岭南地区的祭祀仪式传统研究形成了对话。但是这些有关区域性历史与文化传统的研究，一般还没有与当下的社会发展问题联系起来。地域性的民俗文化传统究竟怎样影响了当下村落社会的发展，应该成为民俗学今后自觉去调查研究的一个课题。

城市化过程导致村落生活发生重大变化，但是村落也可能进入一个再造的过程。那么村落的再造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以为，村落劳作模式的改变应该是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或者说是当下民俗学研究村落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所谓劳作模式，不仅是指获得某种物质利益的生产类型，而且是指身体经验意义上的日常生活方式。提出“村落劳作模式”，是为了将村落的物质生产活动、对外交易活动与其他交往活动统一于村落认同的身体实践之上来加以理解，也可以说要关注村落民俗文化传统的日常实践层面。我和蔡磊博士在房山沿村作过一个个案调查，发现近代以来这个村庄发展起来的“荆编”生产全面影响了村庄自身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的再建构。荆编生产的扩张，意味着村民日常生活与身体经验，也就是村落劳作模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然而这种改变不仅没有造成这个村庄的解体，反而加强了村庄的地方感与文化认同感，而且还特别表现在村民共创共享的象征文化上面，例如由于荆条作为重要的生产原料是从与邻村交界的山上得来的，所以他们曾组织起十多个“山神会”，正月里举办祭祀山神的活动。

从日常生活的身体经验的视角，运用“劳作模式”的概念也可以深入理解今天的农村在经济与社会转型过程中，村民们如何实际调适与创新了自身的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一种普遍的现象是，许多村落共同体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了公司化的再建构，使得村落在市场环境、劳动关系、人地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村民在劳作、社会交往的日常实践中既要主动去适应也要积极参与这种转变，但是这并不说明他们一定会忘却前辈人的生活经验。所以，村庄的传统如何再造，就成为民俗学在村落研究方面重要的新课题。

有了关于村落民俗调查新课题的认识，再来谈城市民俗调查新课题，就可以用相互对比的眼光来谈了。城市，可以理解为具有区域社会中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地位的社区。城市民俗历来与乡村民俗形成鲜明对比，同时又形成相辅相依的关系，我们从“清明上河图”上看到的从乡下涌入一个都市的源源不断的人流、物流，就描绘了这种关系。工业化之后的城乡关系所发生的最大变化，是城市作为行政中心、产业基地、商业中枢、知识与信息发散地等新老功能地位都得以强化，而广大农村进一步成为了城市的腹地，全面卷入了国家控制的或者市场经济制约的体制当中，自给自足生存的程度大幅度降低，人口向城市移居的数量加大。因此，观察城市民俗的变化，也必须以城乡关系的变化为背景。

以北京来说，各种历史建筑符号被破坏得比较严重，市民的居住空间和生活方式更发生巨大改变，都使得人们对这个城市历史的记忆越来越淡。庆幸的是我们保留了紫禁城，保留了一部分老的街道和胡同；有很多人正热情地写着“老北京”的故事；当然，我们也竖起了鸟巢、国家大剧院等一些新的建筑符号，这些都对于北京人的城市记忆发生某些正面的影响。在我看来，影响北京人历史与文化认同的城市记忆，流失最多的是在传说知识方面。北京人因为居住在五朝古都和新中国的首都而感到自豪，就有很多历史传说的流行。其中，有关北京建城的传说就突出地反映出广大市民的历史与文化的认同感。这中间有八臂哪吒城的传说、高亮赶水的传说，什刹海的传说等。可惜这些传说现在已经不那么广泛地流传了，这与城市古老风貌的被破坏是有关系的，连城墙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八臂哪吒城?更重要的是城市居民的构成发生了根本变化，老居民所占的城市人口比重已经很小。(www.xing528.com)

但是，一个城市的历史记忆是非常丰富与多元的，这与城市的庞大和生存方式的复杂相关，也与每个居民个人生活经历的差异相关。市民在彼此交谈中关于自己城市历史的述说不尽相同，共同地构成了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多群体的市民集体的记忆。如何择取和组织这些关于城市历史的多重叙事，其实是城市民俗学或城市民俗志研究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需要在一定合理的框架下来处理好这些叙事内容的统一性与差异性关系。

城市的记忆又是随城市的发展而流动变化的，从身体记忆和情感记忆的角度来讲，不同年代的市民有对于不同城市面孔的记忆。举个例子，一说起“天桥”这个地名，立刻就会唤起许多老北京人的回忆，想起当年在那里看“杂耍儿”的情景，还有那些撂地卖艺的人，他们的面孔、身段、语言都在人们的心中挥之不去。但是，年轻的北京人，从外地来北京还没有多少年的市民，就不会有这样的记忆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天桥平民市场，那里几十年前就“散了”。当然，他们对天桥也会有一点了解，但那是来源于各种媒体的宣传，或许在春节庙会上还有幸见过老天桥艺人的表演。

京东通州人关于大运河的历史记忆，也是如此。运河漕运是早在清朝中期就已经衰落，到了光绪年间彻底停止，所以现在上岁数的人都没见过漕运。但是你到通州作民俗调查，当地学者特别爱跟你说有关漕运的历史。我觉得在这样的访谈基础上来写通州民俗，就可能与当地老百姓的实际记忆发生偏离。漕运，固然对通州地域社会的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它与今天通州人的身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已经是一种间接的关系。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通州人实际上对不同时期的运河有不同的记忆，大体可以归结为三个时期：漕运时期、自清末开始的民船运输时期（或者说后漕运时期）和1958年开始的运河停运时期（因修建密云水库，运河失去潮白河水源）。也许还可以加上第四个，现在的运河旅游时期。要考虑到当地不同年龄段的人和与运河发生不同生活联系的人，他们有诸般不同的运河记忆，合起来才是通州人集体对于运河的记忆与想象。

村落边界是村民在日常生产劳作、社区交往、文化娱乐等实践活动的统一边界；而在城市里，市民各项日常活动的边界却是分开的：胡同是居住空间的边界，单位是工作空间的边界，另外又有剧场、餐馆、公园等是娱乐休闲空间的边界。如何描述出一个有声有色、有情有义的城市生活画卷，需要从人的不同行动空间入手。当然也不能把这些空间完全分割，比如住在北京胡同和四合院里的人，既是邻里关系，也可能是共同参与一些文化娱乐活动的伙伴关系。举个例子，庄孔韶教授每次跟我见面就问：“最近玩什么呢?”因为他是老北京人，这么一问就很有一股京城爷们儿的味道。就是说，北京人讲究“玩儿”，而且多是在自己或别人的家里玩儿，玩鸟儿、玩虫儿、玩空竹、玩票（当唱戏曲的票友）等。再比如，去妙峰山朝圣的各个“会口儿”，也是从各个街道、胡同或者行会地点走出来的。他们也可以说自己是玩会的，但是这一玩就玩出了对于京城的神圣想象。所以妙峰山庙会的时候不要只研究碧霞元君是怎么回事儿，还要考虑到人们是怎样通过走会来结成空间和时间上的文化关系。

妙峰山庙会暗示了城市内部的生活空间与城市外部的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对妙峰山庙会的研究还是比较封闭，没有与北京历史上其他庙会，特别是丫髻山庙会的研究结合起来，也没有与京津地区近代以来的经济、交通、民间结社、地方性信仰等变动的情况结合起来，这就影响了对城市生活空间开放性的全面了解，因为庙会是与多种社会和文化网络结成复杂关联的，也会随这些网络的变迁而变迁。

今天，城市社区里人与人互动的关系变化很大。居住地点的不稳定、居所的封闭性，使得邻里之间缺乏来往，居住关系的地方感变得淡漠。就业的艰难和工作压力的加大，亲属、老友之间见面的减少，购物和娱乐方式的时尚追求等，都使得个人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变得更加不确定。社会秩序规则的复杂多变和贫富分化，使得人们安全感和信任感也有所失落。拿城里人的消费来说，以前常说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虽然是说城里人的日子跟农村不一样，处处离不开花钱，但是买这些日常用品地方都离家不远，一来二去的，售货员就跟你形成了彼此熟悉和信任的关系。相比之下，今天的消费者对商家就不那么信任了。现在上医院看病，有的病人想送红包还生怕送不上去。诚信是否丧失和如何建立，这也是民俗学应予关注的问题。

民俗学对于现代城市生活的关注，最初是在都市传说方面，这就要牵扯到人与人互动关系、交往方式的改变，特别是大众传媒的作用。现在民俗的传播可以超越血缘、地缘、业缘等关系，而进一步突出了趣缘（娱乐伙伴的）关系，这就与传媒技术还不发达的过去时代的民俗建构方式有很大不同。公众话语权力关系因为网络空间的出现而被重新建构，人们上网就可以非常方便地发表和交流各种意见，似乎一下子就获得了参与和监督公共政治生活的权力。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有一篇硕士生学位论文，研究的就是网络上的政治民主问题，重点描述了在网上的那些批评时政的文字。比如，网络管理机构屏蔽了一个隐晦的词儿，马上就会又冒出一个替代的词儿。所以，网上的言论好像是很民主，但又不像是在严肃地提意见，倒像是在“恶搞”。这种政治生态是不是正常的呢?文章提出了这样尖锐的问题，并且用了民俗学叙事研究的手段来解释网络空间上话语建构的特点。

如何对城市中缤纷复杂的群体生活及其文化进行描述，一直是城市民俗志调查与书写的最大难题。在城市化过程加快的情况下，城市民俗志又面临一个新的难题，这就是群体文化的新生与多变。近些年来，城市公园里的大众文化活动非常活跃和自由，这是城市文化空间再建构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城市各种文化群体不断新生的一种表现。这样，公园也成了民俗学者进行城市民俗调研的一个出发地，可以跟随着在那里的人一起活动，再进入到众多群体和社区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我们前年在崇文区调查时关注到戏迷这个群体，就是从公园里开始接触他们的。我们认为民俗学对于戏曲的研究应该与一般戏曲史的研究有所不同，不能只是研究在各个剧场舞台演出的那些名角，还要重点研究住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戏迷。龙潭湖公园有一个地方叫“蛤蟆坑”，一群老戏迷就在那边儿活动，热情无比。这个戏迷群体中有工人、干部、老师等各个职业的人，他们走到一起形成了以戏会友的关系，也形成了京剧艺术得以传承的观众基础。这些戏迷的生活经历包含了许多关于艺术与人生的道理，因此是对戏曲文化研究资料的重要补充。

各种文化产业的兴起，也影响到城市文化空间的变化，造就了一些新的职业或业余文化的群体。比如在北京怀柔区，由于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拍摄基地建在那里，附近就经常有大批年轻人等着被招聘为“群众演员”。当地的市民或农民为这些人提供住宿、吃饭和信息服务，由此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产业群体。为了整顿这些群众演员、劳务人员的市场，在区政府主导下成立了“群众演员协会”。文化产业如何造成了一些新生群体的出现，这也是需要民俗学加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从这样的情况来看，我相信今后生活文化的多样性并不是被保护出来的，恐怕主要是被创造出来的。

此外，民俗学以往对业余生活中的娱乐群体情有独钟，现在必须要改变这种偏好，要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新生的、流动的或重组的各种谋生群体，关心他们的生存处境，体会他们的情感，了解他们的诉求。最近正在指导一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这篇论文是以东北老工业基地某国企工厂的下岗工人为研究对象，写他们在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骤然下降的困局中，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和发挥个人聪明才干的生活经历。这说明，民俗学正在关注社会变革中群体生活及其民俗文化的巨大变动，近几年北师大就出现了好几篇这方面的研究生学位论文。我觉得，民俗学的确应该有这种自觉的担当意识，不是只去挽救那些正在失去的文化，而是走近所有那些需要关怀的人群，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倾听他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情感，协助他们在社会与文化协商中获得应有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