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民俗圈理论及相关问题相关研究

“圈”和“层”的研究早已有之。文化圈概念是由德国民族学家R.F.格雷布纳首先提出的，他认为，文化圈是一个空间范围，在这个空间内分布着一些彼此相关的文化丛或文化群。从地理空间角度看，文化丛就是文化圈。奥地利学者W.施密特踵其后，主张文化圈不仅限于一个地理空间范围，它在地理上不一定是连成一片的。格雷布纳和施密特的学派又合称为文化圈学派。文化圈理论被后来的文化人类学家接受，美国历史学派博厄斯的文化区、文化带主张又影响了一批人类学者。文化圈理论对于研究民族学和文化传播是很有价值的。此外，西方学者还很早就针对城市内部地域结构设计了一些模型，这是城市圈研究的探索。比如伯吉斯（Ernest W．Burgess）的同心圆带模型、霍伊特（H．Hoyt）的扇形模型及哈里斯（Chauncey Harris）和乌尔曼（Edward Ullman）的多核模型⁽²⁾，等等。

民俗圈是对文化分布的另一种划分方法。民俗圈不同于行政区划，它是特定的文化空间。通常说的“因土成俗”“人以群分”，本身就展现了文化分化的逻辑，不同民俗圈的不同文化表象，成为族群社区成员区分你我他所广泛认同的一个重要视角。北京学者乌丙安，上海学者陈勤建、郑土有，关陇民俗研究者王知三等都曾提及民俗文化圈。明确以理论来建构民俗圈的是陈华文：“民俗文化圈是一种以族群为活动依托，具有地域性和传承性特征的民俗文化生存形态。它因为家庭或家族制度的形成、因为自然村落或自然环境的不同、因为行政区划或语言（方言）的不同，而使民俗文化事项在各自的家庭或家族、自然村落或自然环境，以及相同的行政区域或相同的语言（方言）中形成具有自我个性的内容、互相独立传承、具有不同的解释系统和施行的族群。……换句话说，民俗文化是在相对的族群中以相对的内容和方式独立地存在。顺便应该提到的是，这儿的‘圈’并不是种绝对对称的圆圈，而是一种相对范围的区域，一种包括过去、现在和地域、空间范围的区域。”⁽³⁾应当说，这个定义还是比较具体的。

尽管陈华文有自觉建构的努力，但是，陈的民俗文化圈更适合相对简单的乡村社会，对多元异质的城市民俗文化而言，显得稍许有些空泛。总的来说，目前城市民俗圈的理论建构还十分薄弱。“都市文化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人文，对它的关注与研究则有助于人类建设一个真正的和谐世界。”⁽⁴⁾城市民俗文化的差异性现实以及目前所处的城市民俗文化研究的初级阶段等一些原因，都使得城市民俗圈理论与城市文化分层的研究应当被提上议事日程。

人类的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城市史。芒福德（L. Mumford）在论述城市时指出，“它的表现形式之多，很难用一种定义去概括”，就民俗学的角度而言，城市具有集中性、地域性、层次性以及多元异质性等显著特征。近代化、现代化城市的形成和日趋完善，使得城市民俗文化随之形成。又由于形成民俗的要素以及地缘集团、血缘集团、职缘集团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了相应的城市民俗文化圈。下面我们将化繁为简，从时、空二维展开对城市民俗圈形成的讨论，因为，城市存在的意义，取决于时间纵轴上的连续性及每一时段空间上的合用性。所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皆是时空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空间维度来看，首先，乡村城市化是一个重要原因。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说，“世界史就是人类的城市时代史”⁽⁵⁾，城市以其绝对强势和辐射力，长久以来，不断向周边、郊区，乃至乡村腹地渗透，这是一个动态的地域空间过程，带来的是城乡空间范围的变化。“美国学者弗里德曼（J.Friedmann）把城市化过程分为城市化Ⅰ和城市化Ⅱ，前者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不同规模城市中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型景观转化为城市型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后者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农村地域扩散过程。”⁽⁶⁾然而，在景观快速城市化之下，乡村族群文化心理并未同步城市化，相对传承稳定的传统民俗的变化则更是滞后一步，这是城市民俗差别化，并由此形成不同圈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移民文化的大量汇聚。城市从形成之日起，就是多个人群的聚居共存，血缘、地缘广泛交织，“如巴黎有华人区、意大利区和阿拉伯区。以美国纽约为例，一代又一代移民在纽约安家落户，繁衍生息，使纽约成为了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其城内有华人区、意大利区、波多黎各区。”⁽⁷⁾上海也是著名的移民城市，“各省均有寄寓之人，首指者为广帮，次则宁、绍，次则苏帮，最次则本帮。”⁽⁸⁾各地移民携着迥然不同的文化模式作为城市人的角色在街头相遇，“外来人口在城市中求生存与发展往往形成一些相对集中的聚居区，如上海的外来移民中，江苏人多分布在北半部的闸北、普陀、江宁等区，浙江人多分布在城市的南半部，而广东人则主要居住在四川路和南京西路一带。外地人口的区域分布又自然影响到不同地域民俗在城市里的空间分布。”⁽⁹⁾在城市中至少有两种基本的城市族群类型——本地族群和移民族群。像北京、上海，作为历史和当代的国际性大都市，其族群版图更是呈现多元丛生的局面。相应地，它们就拥有更多风格各异的民俗文化圈。(www.xing528.com)

从时间维度来看，民俗源于社会生活的积淀，最终是时间的产物。虽然民俗具有传承性，不同历史阶段的民俗内容还是会有一些差异。中国城市的几次大发展，是城市民俗形成发展的契机，比如盛唐、辛亥革命后、改革开放以来，都是城市民俗发展的关键阶段。可见，时间不仅在一定的长度上孕育出相应的城市民俗圈子，而且在一定的节点上，催化出不同的民俗圈。清末民初时上海的情况十分典型，开埠之后，华洋杂处，存在着三个特色不同的民俗圈：租界的西洋民俗圈、华界的老城厢民俗圈，以及郊区的传统乡村民俗圈。“新”与“旧”围绕着时间这个圆心，划起了各自的民俗辐射区域。正如李大钊所说：“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又太近，时间的性质差得太多，空间的接触逼得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有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在一路来碰头，显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¹⁰⁾时间维度是城市民俗圈形成的不可或缺的一翼。

第一，一座城市的同一个民俗圈具有相对的文化共性。这是因为，民俗具有模式化、类型化的根本属性，它沟通民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传统与现实，反映民间地域或族群社区的共同意愿，甚至可以跨越时空，进行传承。所以说，城市民俗圈是集体性的、族群性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广泛性，这些构成了相对的文化共性。

第二，城市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综合、复杂的统一体，这决定了即使是同一民俗圈中的文化也具有多层次的特征。以西安市回民民俗圈为例，“从城市的角度看，西安回民区是一个完整的族群社区，而如果从内部进行现察，就会发现存其整体结构之后实际是一种更为多样化的教坊街区组合：各教坊之间的文化差异不仅存在于教义或宗教仪式上，也反映在社区建筑上。有意思的是，回民区的东区以格底木教派为主，该派在恪守伊斯兰教义的同时也接受了许多地方文化的影响，其清真寺以传统形式者居多，新建住宅中亦有不少保持传统室内装饰风格，还有一些做成仿古式样；而西区相对以依赫瓦尼教派为多，其五个清真寺中的两个在重建中已将原先古典形式改为中国-阿拉伯混合形式，新建住宅多以满足实用需求为主，并不企图在形式上大做文章。有少数富裕家庭则在建筑上以使用穆斯林喜好的绿色和尖券为其身分象征。”⁽¹¹⁾城市民俗圈的多层次性，构成城市文化的张力与活力，是城市赖以生长和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三，每一个民俗圈都不是封闭的，不仅其内部可以继续细分为若干亚圈，而且民俗圈之间又可能是相互交叉，彼此影响，互相渗透的。复旦大学郑土有博士在《冲突·并存·交融·创新：上海民俗的形成与特点》一文中分析道：“现时上海民俗如果从构成因素分析是由土居（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俗、外地民俗、西方民俗三部分组成的。但实际上，在上海民俗的形成过程中，三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既不是简单的相加，也不是机械的拼凑，而是一种共时的融汇、历时的沉淀。”⁽¹²⁾这里所谓“共时的融汇、历时的沉淀”，就体现了民俗圈之间的互渗性。

第四，多元复杂性。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埃马尔认为：“城市是一些纵横交错、布局密集的空间，是按照虽不成文但人人均需严格遵守的一套一定之规部署的，这些反映在城市生活各个层次上的规定，决定了文化的复杂性。”⁽¹³⁾这既是城市文化的特点，也是城市民俗圈的特点。近年，传统小聚居的居住模式随着商品房的普及被打散，不同民俗的主体，高度异质化的人口在空间分布上更加驳杂。有调查表明：“截至2005年底，全国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2.99％，城市化已从向城市中心集聚为主的初期阶段过渡到以分散为主的郊区城市化阶段。”⁽¹⁴⁾城市民俗的多元化及其空间分布的分散化使得城市民俗圈的特征更趋复杂。此外，城市民俗圈的空间范围随社会发展，在不同时代还会呈现出一定的变化。这些都充分表明城市民俗圈的多元性、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