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场上的三杨，他们是谁？

“三杨”即人民解放军中的三位能征善战的将领——杨得志、杨成武、杨勇。他们三人都参加过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周恩来曾说，要把“三杨”拿出去，让“三杨开台”。由于各种原因，三人不是第一批而且也不是同时入朝的，因此，没有开抗美援朝战争的台。但是他们三人陆续登上朝鲜战争舞台，征战朝鲜战场，杨得志和杨勇还担任过志愿军第三、第四任司令员的职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祖国的承平安泰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杨”中最先出征的是杨得志

新中国成立后，杨得志司令员率第19兵团部从宁夏银川迁到古都西安。第65军（军长萧应棠、政治委员王道邦）留宁夏继续清剿残敌，第63军（军长傅崇碧、政治委员龙道权）驻陕西三原，第64军（军长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驻陕西宝鸡。当时第19兵团一边整训一边开荒生产，同时准备抽调部分兵力参加陇海铁路天水宝鸡段的建设。

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决策后，军委决定第19兵团和第9兵团一起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10月5日，杨得志等第19兵团领导收到毛泽东签发的一封绝密电报：“限你部十二月五日前赶到津浦铁路山东兖州、泰安、滕县一线集结待命。”对杨得志来说，这就是出征书、动员令。第19兵团出征准备随即开展。

11月22日，杨得志和政治委员李志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维山、政治部主任陈先瑞等率领兵团机关离开西安向兖州开进。月底，副司令员葛宴春等率大部队跟进。12月中旬，朱德总司令专程到兖州进行动员，他在返京前，赠送兵团师以上干部每人一本刘伯承翻译的苏沃洛夫名著《兵团战术概述》。朱德赠给杨得志的书上写着：“得志同志，努力学习。朱德。”

1951年2月3日，第19兵团齐装满员告别了山东人民北上。到达天津时，杨得志接到通知，要他和李志民到北京接受周恩来的接见。

在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杨得志和李志民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说总司令从你们那里回来，把情况向主席汇报过了。我们对你们的工作是满意的。今天请你们来没有更多的事，就是想见见你们，看看你们，你们为了祖国而离开了祖国，我在北京为你们送行——就是这个意思。”

周恩来在谈话中还说：“你们19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去，叫作‘三杨开台’！”

周恩来的话使杨得志激动万分。杨得志在回忆录中说，多少年来，我没有对其他同志讲过总理关于“三杨”的谈话，但多少年来总理的这些话一直在激励和鞭策着我。

2月16日，在杨得志指挥下，第19兵团分4路跨过鸭绿江。

第19兵团到朝鲜的第一仗是第五次战役

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杨得志等兵团首长感到第64军没能在命令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肯定要受到治军极严的彭德怀的批评。果然，杨得志收到了志司追究责任的电报。

后来，彭德怀告诉杨得志等：“这个电报是我亲自修改的，我是生了气的。”由于负责分割迂回的部队没有及时到位，使第一阶段打成了击溃战，影响到整个战役战果。

接到电报后，杨得志和政治部主任陈先瑞火速赶到第64军，参加军里正在召开的紧急党委会议，了解情况，总结经验教训，鼓舞斗志，准备再战。杨得志、陈先瑞代表兵团党委在肯定指战员顽强的战斗意志的同时，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对军、师领导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

5月16日，志愿军发起第二阶段作战：以第9兵团和东线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属部队，首先集中力量歼灭麟蹄东南县里地区南朝鲜第3、第5、第9师，然后视情况继续歼灭南朝鲜首都师、第11师；以第3兵团割裂西线美军与东线南朝鲜军的联系，并阻击美第10军不得东援；以第19兵团在西线积极行动，配合东线作战。实现作战意图的重要关节之一是第19兵团在牵制方向上积极佯攻，把美军主力吸引于西线。

第二阶段作战开始后，负责东线作战的第9兵团和第3兵团，进攻发展迅速。在西线负责钳制美军主力的第19兵团在高阳至加平的宽大正面牢牢将敌吸住，第63军出其不意地渡过北汉江。从20日开始，美第1军3个师又3个旅的兵力，向第19兵团展开进攻。第19兵团随即转入防御。

在东西两线志愿军的打击下，东线的“联合国军”主力被迫后撤，西线美军不得不全力东援。志愿军由于连续作战，携带的粮弹即将耗尽，后方供应又一时跟不上，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进攻是不适宜的。于是，彭德怀决定5月21日结束第二阶段作战。

中朝联合司令部决定以一部兵力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敌人，掩护各兵团主力北移休整。

根据志司的部署，第19兵团将转移至渭川里、涟川以北地区休整，留一个军从议政府—清平川一线开始布防，利用东豆川、抱川、机山里（抱川东北）南北有利地形，采取纵深配备，阻击敌人。

就在志愿军即将向北转移时，“联合国军”以4个军13个师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所谓“特遣队”为先导，从5月23日清晨开始实施多路反扑，其进攻路线主要是沿着汉城至涟川、春川至华川、洪川至麟蹄的公路前进。“特遣队”乘隙而入，造成了志愿军转移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19兵团担负阻击任务的第65军和几倍于己的“联合国军”作战，打得极其艰苦，友邻部队已后撤60至100公里，没有火力支援，粮弹不能保障供应，有的师、团被多次包围。他们在阻击四天后，无法独立承担阻击15至20天的艰巨任务。

杨得志接到第65军的报告后，指示该军继续阻击敌人，并立即派第63军火速支援。杨得志将这一安排报告给彭德怀，得到彭德怀的批准。

第63军受领新任务后，军长傅崇碧亲自到军的第一梯队，实行前沿指挥。他们在涟川、铁原地区展开2个师，抗击美第1军4个师47000余人的疯狂进攻。他们充分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坚守阵地，积极反击，与美军激战10昼夜，大量杀伤了敌人，胜利完成了阻击任务。6月10日，敌我双方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结束。

战役刚刚结束，彭德怀就赶到第19兵团看望指战员们。经过苦战后的战士们衣不蔽体，火烧的、子弹打的、荆棘挂的，一丝一缕。有的战士上身赤裸，下身只穿一条短裤。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昂扬的精神状态。

彭德怀特地问傅崇碧有什么要求，傅军长回答说：“部队减员太严重了，有的连队只剩下一两个人。”“给你补。给你补些老兵，能打仗的老兵。”彭德怀说，“你还要什么？”“有兵就什么也不要了。”傅崇碧回答说。这就是杨得志手下的兵。

杨得志曾对他的部队有过客观的分析。他说，第19兵团这支部队，战斗作风英勇顽强、不怕困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叫苦、不低头。但同时存在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战术水平低，主要原因是一部分同志墨守成规，思想保守，认识不清改进战术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重要意义。针对这一问题，杨得志经常强调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都要有效地配合和保证部队战术水平的提高，以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提高部队的战术水平。

杨得志在志愿军总部

1952年7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杨得志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原副司令员宋时轮改任军委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韩先楚改任志愿军第19兵团司令员。当时，邓华代司令员和参谋长解方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停战谈判上，洪学智副司令员兼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住在离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五六十里远的成川里。杨得志感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抓紧时间了解情况，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的新要求。

在志愿军最高指挥人员做调整前两个月，“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改任北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遗职由马克·克拉克接任。

杨得志认为，克拉克虽不可能和他的前任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他总有他的特点，“新官上任三把火”，志愿军要有所准备。他向代参谋长张文舟、副参谋长王政柱讲了这个想法，并请他们和办公室、作战处的人多多考虑这个问题。

8月，“联合国军”高级将领，如克拉克、范佛里特等纷纷到前线视察，部队调动也比较频繁，并加强了对延安、白川地区志愿军和人民军情报的收集工作。第—线在一阵紧张过后，出现了出奇的沉寂。杨得志让参谋将敌情报告分送邓华、联司朝方副司令员崔庸健等首长，并将敌情通报全军。同时，以“志司”名义向各部队下达《关于严密注意当前敌情变化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严密注意敌情变化。

在联司首长碰头会上，杨得志谈了他的看法，我军经过春夏巩固阵地斗争，横贯朝鲜半岛的整个战线已形成有一定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加上交通运输和物资供应的改善，防御作战能力进一步提高。而敌人则相反。虽然继续保有技术装备的优势，也构成了相当坚固的防御阵地，但是兵力不足、士气不振，其优势的炮兵、航空兵火力在我坚固的坑道阵地面前已大大降低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克拉克决不会轻举妄动。他不会再捡起他两位前任进攻的手法。对他可能搞的新阴谋，我们就不能不给予高度重视，既要预防他海上登陆，又要预防他正面进攻，还要准备他陆地海上双管齐下。

邓华完全同意杨得志的这一看法。邓华、杨得志等分析，“联合国军”为了适应其政治上的需要和配合停战谈判，有再度发动秋季重点攻势的可能，有可能集中两个师的兵力，在海空军的配合下，在延安、白川地区造成包围威吓开城的局势，同时为配合其登陆作战，还有可能向志愿军和人民军正面实施牵制进攻，进攻重点可能置于平康地区。

根据这一判断，邓华、杨得志等做出《关于防敌在延安半岛登陆的部署》，于8月28日令志愿军第19兵团并指挥人民军第21旅，立即调整部署，准备抗击“联合国军”登陆并保卫开城；令正面各军加强侦察，严阵以待，坚决回击；令东西海岸部队做好必要的准备。

为争取主动，9月10日，邓华、杨得志等请示中央军委，在部队换防前，以第39、第12、第68军为重点，对“联合国军”进行战术上连续反击。两天后，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你们十月底三个军的换防计划和换防前的战术行动。”

收到军委回电后一个小时，志愿军司令部即向第39、第12、第68军下达了战术反击的命令。

9月18日至10月5日以上述3个军为重点，另有第65、第40、第38军和人民军第1、第3军团对“联合国军”展开战术反击第一阶段作战，共对“联合国军”的18个目标反击19次，其中有美军防守的7处，南朝鲜军防守的11处。至10月5日，巩固占领6处阵地，其余主动撤离，共歼敌8300余人（其中美军2000余人）。

志愿军和人民军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使“联合国军”受到震撼。9月24日，克拉克急忙飞到前线，和范佛里特及各军军长开会寻求应对良策，并将预备队美第45师、南朝鲜第1师前调，分别接替南朝鲜第8师和美第3师的防务。

1952年秋季全线性战术反击，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重大胜利，巩固占领连排支撑点17处，共歼敌2.7万余人（其中，人民军歼敌1700余人），“联合国军”陷于疲于奔命、被动挨打的境地。

1954年杨得志回国，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并兼任战役系主任。11月已在国内的杨得志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他任这一职务直到1955年4月。

出征前杨成武立下誓言，此次誓将敌虏平，决不辱没京津卫戍部队的光荣

1951年2月初，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向杨成武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组建志愿军第20兵团，下辖第12、第15、第60、第67、第68军，任命杨成武为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

2月底在天津召开第20兵团干部会议进行出征准备的动员。杨成武司令员、王近山副司令员、王蕴瑞参谋长，第12军军长曾绍山、副政委李震，第15军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第60军军长韦杰、政委袁子钦，第67军代军长李湘、政委旷伏兆，第68军代政委李呈瑞等出席会议。周恩来、聂荣臻、邓小平等到会做指示。刚从朝鲜考察回来的陈赓和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邓华，以及先期入朝的第38军军长梁兴初、第39军军长吴信泉、第40军军长温玉成、第42军军长吴瑞林、第66军军长萧新槐介绍了朝鲜战场的形势、敌情和志愿军的作战经验。

杨成武司令员要求各军和兵团机关各部首长抓紧准备工作。他强调说，准备多一分，打胜仗的把握就多一分。要从思想、军事、物资、组织这4个方面去准备、去落实。

天津会议后，已集结完毕的五个军，紧张地进行出征前的准备，更换武器装备，补充新兵，进行战术技术训练。

在和第20兵团机关和部队进行紧张的出征准备过程中，中央军委根据朝鲜战局的发展，决定将第20兵团一分为二，即将从西南军区调来的第12、第15、第60军抽出，组成第3兵团，先行入朝。第20兵团辖第67、第68军。

按照军委的新命令，杨成武协助选配第3兵团机关干部。3月16日，以陈赓为司令员兼政委、王近山为副司令员、杜义德为副政委、王蕴瑞为参谋长的第3兵团领导机构组成。

由于人员的变化，第20兵团领导机关干部又重新进行了配备，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南生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山西军区司令员萧文玖任参谋长、邱蔚和赵冠英任副参谋长。

第3兵团入朝后，第20兵团所辖的第67、第68军待命，继续进行战前准备。杨成武决定原定的团以上干部集训班如期举行。

杨成武办这个集训班的目的，是通过总结以往部队作战经验和兄弟部队在朝鲜取得的最新经验，研究美军特点，解决军、师、团三级在军事指挥上的某些疑难问题，提高指挥水平，做好与美军作战的准备。

集训班由苏联军事顾问谢米洛夫讲第一课，题目是《步兵团的攻击战》。这位军事顾问所讲的内容来自苏军的实践，体现苏军的作战特点，和解放军的情况不完全吻合，但是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朝鲜战场的最新战例，是集训班的一项重要演习内容。4月，先期入朝的第66军回国休整，返回原驻地天津、沧州地区。军长萧新槐、政委王紫峰、参谋长刘苏、第198师师长宋玉琳、第196师师长晨光、第197师师长成少甫等先后到集训班讲课，受到普遍欢迎。

集训班一直办到第20兵团奉命挥师入朝为止。杨成武在集训班结束时所做总结中强调了和指挥员关系密切的三个问题：一是朝鲜战场的作战经验问题。杨成武说，对于朝鲜战场的新鲜经验，既要虚心学习，精心研究，又要反对生搬硬套、简单对号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态度。无论对新经验还是以往经验，都应采取分析的方法，吸收其中具有借鉴、启示、积极意义的部分。二是作风问题。杨成武强调，部队的作风很重要，作风是无形的，是精神作用，在战场上会发挥出它的物质威力。我们部队应当锤炼打大仗、打恶仗的作风。培养勇敢、顽强、动作迅速、能吃苦耐劳、最能执行命令的作风；养成互相协同，互相帮助的作风。三是战术思想问题。杨成武强调，首先要深化对歼灭战思想的理解，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在新的战场上，我们依然要避免击溃战、消耗战，要力争打歼灭战。在面临敌强我弱而又必须打的情况下，也应从歼灭战思想出发，尽可能用相对长一些的时间进行准备，经过一个对敌削弱的阶段，创造打歼灭战的条件。歼灭战不但对于全局，而且对于鼓舞部队的士气和以战养战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歼灭战思想是重要的，然而不是孤立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原则问题。它要求我们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是百分之一的当然也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把握，基本上应该是百分之七八十的把握，留下百分之二三十的冒险。它要求行动坚决、迅速、秘密。在打歼灭战的手段上可视情况选择：迂回包围；以夜战为主又不放过白天的战机；近战；机动作战，即奔袭、奇袭等。

集训班的最后一天，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做了关于朝鲜形势和作战指挥问题的讲话，并对团以上干部寄予了殷切希望。

在第20兵团出征之前，杨成武受到毛泽东的召见。杨成武向毛泽东表示，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发扬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英勇顽强，视死如归，“男儿坠地志四方，裹尸马革固其常”，决不辱没京津卫戍部队的光荣！

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杨成武兴奋异常，彻夜难眠。这天深夜，他披衣伏案写了一首小诗，表达自己的心情：

如火电令催东征，领袖召见紫禁城。(www.xing528.com)

一席妙语明方略，三杯美酒寄深情。

热血滚滚翻激浪，豪气漫漫贯长虹。

不负主席不负党，此去誓将敌虏平。

粉碎“秋季攻势”，打出了第20兵团的威风

根据中央军委1951年5月17日的命令，杨成武率第20兵团第67、第68军赴朝作战，加入志愿军序列。

7月2日，杨成武踏进朝鲜战场。

第20兵团奉命集结于东线元山以西地区，其任务是准备随时支援人民军作战或歼灭登陆之敌。

1951年8月，兵团指挥机关由阳德郡丰田里移驻淮阳郡台日里。台日里分上台日里和下台日里，位于铁岭山脚下一条东西向的山沟里。沟口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公路，向南可通各军驻地，向北不远就是后勤分部的一个大站。杨成武的办公室兼卧室设在一间民房里，临时搭起一张床铺、一张桌子，泥草混合而成的墙上挂着作战地图。

为了增强防御力量，粉碎“联合国军”正在酝酿的秋季攻势，志愿军和人民军于9月上旬进一步调整部署，其中，以志愿军第67军接替第27军金城地区的防务，将志愿军第68军由阳德地区调至淮阳地区，准备接替人民军第5军团的防务。

“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于9月29日发起。在此之前，为隐蔽其企图以及进行所谓“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9月21日以美第25师1个营、美第7师两个营和南朝鲜第2师3个营、第6师两个营的兵力，在坦克75辆、大炮100余门以及1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向第67军防御正面甘凤里（金化东）—北汉江一线发动猛烈进攻。第67军第199、第200师前沿阵地指战员顽强抗击，严密组织各种火器打敌坦克，坚守阵地，激战终日，毙伤敌1140余人、击毁坦克15辆，打破了“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

从10月8日起，“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转向志愿军第67、第68军的防御正面——北汉江东西地区，其中第68军正在接替人民军第5军团的防务。

至10月20日，第68军在左翼人民军第2军团的密切配合下，阻止了“联合国军”的进攻。在这次作战中，志愿军共歼敌7600余人、击毁击伤敌坦克36辆。

“联合国军”在文登公路进攻受阻后，从10月13日开始集中美第7、第24师，南朝鲜第2、第6师，在14个炮兵营、200余辆坦克及大量飞机支援下，向金城以南第67军西起芳通里、东至旧垡（南）24公里防御正面发动了猛烈进攻，其残酷程度在第20兵团战史上是空前的。在连续3天的进攻中，“联合国军”利用这一地区道路、山沟较多，利于机械化部队行动的条件，采取以大量坦克引导步兵实施战术性迂回的战法，对志愿军每个连阵地的进攻都集中了密集的兵力、火力，以营团兵力进行轮番攻击，每天向志愿军阵地发射炮弹5万至10万发，最多时达到十几万发，出动飞机最多时达130架次。

第67军依托阵地顽强阻击，特别注意对“联合国军”坦克的作战。该军第一梯队师、团都组织反坦克分队，并在便于敌坦克通行的道路上设置了大量防坦克障碍，从而有效地抗击了敌人的进攻，迫使敌坦克不敢大胆楔入。经过3个昼夜的激战，志愿军毙伤俘敌1.7万余人，阵地被敌突入两公里。美第7师因伤亡惨重，于10月15日撤至二线休整。

从10月16日起，“联合国军”转为集中兵力、火力对志愿军第67军防守的金城以南若干要点逐个进行重点攻击，主要目标为月峰山、602.2北无名高地、梨船洞东北无名高地、芦洞里北山等要点。“联合国军”进攻每一要点均使用两个营以上的兵力，进行支援的坦克少则20辆，多则40～60辆；发射炮弹少则1万发，最多达3万发，战斗异常激烈。

第67军防守部队昼间抗击，夜间反击，与敌展开反复争夺。在梨船洞周围地区的防御战斗中，第67军防守部队3个连，抗击敌人1～3个团，在60余辆坦克、10余架飞机的支援下，连续4个昼夜轮番攻击，歼敌达4000余人。最后因阵地突出，不利坚守，志愿军主动撤出。

战至21日，“联合国军”先后占领烽火山、轿岩山等要点，但是他们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10月22日，在志愿军顽强阻击下，损失惨重的“联合国军”已无力再攻，被迫停止对金城地区的进攻。10月25日，在中断谈判几个月后，“联合国军”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至此，“联合国军”付出7.9万余人的伤亡后，结束了秋季攻势。第67军在金城以南地区与“联合国军”激战10个昼夜，即毙伤俘敌2.3万余人、击毁击伤坦克47辆、击落飞机10架，自己伤亡1万余人，敌我伤亡的比例为2：1。

由于健康原因，到1952年春，杨成武有时不得不躺在行军床上工作。5月的一天，杨成武收到了中央军委转来的一份通知，要他回国治病。杨成武感到有些诧异，一问才知是张南生和萧文玖等将他的病情报告给志司，彭德怀又转报军委，于是来了这么一个决定。因为当时正在进行反细菌战，杨成武不想离开，想继续坚持下去。后来，军委和志司发来电报，要杨成武回国治病，待身体好了再返回朝鲜战场。杨成武只好同意。

杨成武回国后，仍任第20兵团司令员。为加强第20兵团的指挥，7月11日，中央军委任命第19兵团副司令员郑维山为第20兵团代司令员。

多次请缨的杨勇终于如愿以偿，走向朝鲜战场

1953年4月18日，毛泽东任命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杨勇为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杨勇曾多次向上级反映，要求到朝鲜领兵打仗。杨得志、杨成武先后入朝参战，而由于各种原因，杨勇的这个愿望却迟迟不能实现。现在，最高统帅终于满足了他的愿望，尽管这个决定似乎来得有点迟。

5月5日，新任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勇和政治委员王平接受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接见。

杨勇和王平是老战友了。早在1931年初，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时两人就已相识。他们又都是彭德怀的老部下。杨勇曾任彭德怀红三军团第10团政治委员，王平曾任第11团政治委员。在长征路上，在与张国焘斗争过程中，彭德怀曾安排他们两人所在的第10团和第11团交替掩护党中央机关和毛泽东走出草地，直到陕北。

彭德怀告诉手下的两位爱将：“朝鲜问题还挺复杂，这个美国佬，还没揍老实他。谈不好好谈，打又不敢打，尽在那里耍花招。还有那个不识好歹的李承晚，穷叫喊‘北进’呀‘统一’的，还想‘单独干’，真不知天高地厚了。你们去了以后，要认真准备一下，我们还要教训教训他。”彭德怀接着说，“你们俩去朝鲜，这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主席的意思是多选几名老将去加强一下抗美援朝的斗争。由于美帝国主义坚持扣留朝中战俘，破坏停战谈判，并且妄想扩大侵朝战争，所以抗美援朝的斗争必须加强。”

杨勇和王平向老首长表达了此番去朝鲜的决心。

5月19日，杨勇一行驱车东行，没过多久便到了第20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台日里。原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因病回国，一年来其职务一直由郑维山代理。三杨未能同时驰骋朝鲜战场，未免不是一件憾事。但是，如果杨成武仍执掌第20兵团，杨勇统兵征战朝鲜的愿望能否实现还两说着呢。

此时，第20兵团辖第60、第67两个军，在杨勇到达兵团部前，这两个军已参加于5月13日发起的夏季反击战役第一次进攻，主要是对“联合国军”连以下支撑点进行反击。第一次进攻作战结束后没几天，第60、第67军发扬积极主动作战的精神，于5月27日发起第二次进攻作战，并将攻击规模扩大到夺取南朝鲜军营的阵地，后又在金城以东北汉江两侧连续夺取朝鲜军团的阵地。

杨勇到达台日里后，不时听到不远处传来的阵阵枪炮声。走上朝鲜战场的杨勇很兴奋，他在纸上写下“此乃对我新上战场之老兵是个学习和锻炼的良好机会”的字句，这是身经百战的将军的心声。

这个“馒头”太难看了

杨勇到达台日里初期的主要任务是熟悉敌我双方的情况。他召开座谈会，听汇报，了解指战员们用鲜血换来的经验教训，了解战场情况。他还经常搬个凳子坐到大地图前，查看、琢磨、思考。

金城以南、北汉江以西第20兵团正面鼓进来一块馒头式的地盘，杨勇怎么看都觉得不舒服。他说：“这个‘馒头’太难看了，三八线一条线，怎么到我们的防区就鼓出来？起码应该拉平三八线，想办法收复这块失地。”

防守这块“馒头”的是南朝鲜首都师和第3、第6、第8师，都是南朝鲜的主力，特别是首都师更是李承晚的一张王牌。

就在第20兵团发起第二次进攻的时候，停战谈判取得较大进展，可望很快达成全部协议。但是，李承晚集团却加剧阻挠和破坏停战谈判的活动，叫嚷“不能接受如同对韩国宣告死刑的停战协定”，“将继续单独战斗，直到达到目的为止”。6月17日深夜至9日，南朝鲜方面将战俘营中由南朝鲜军看管的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人，以所谓“就地释放”为名，强迫予以扣留，把其中许多人编入南朝鲜军队，公然破坏几天前刚刚达成的遣返战俘的协议，随后又发出反对签订停战协定的叫嚣，使停战协定无法签字。

李承晚集团的倒行逆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使它陷于十分孤立的地位。

6月19日，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鉴于这种形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

志愿军首长决定，立即以第20兵团为主组织夏季反击战役的第三次进攻，重点打击南朝鲜军。

指挥这么大的战役，对杨勇和第20兵团来说都是第一次。这一仗打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停战实现的早晚及停战的稳定性，影响可谓重大，不能不慎重。为打好这一仗，从6月22日至7月6日，杨勇、王平先后召开了兵团党委会议和师以上干部会议，统一作战思想并具体研究和确定战役部署。杨勇向手下强调要认真贯彻“稳扎狠打”,“打必歼、攻必克、守必固”的作战指导方针，要在稳的基础上放手狠狠地打击敌人；要求坚决突破、连续突击，大胆实施穿插分割、迂回包围，各个歼灭敌人。

7月4日，杨勇写下了平生少有的几篇日记之一。他在日记中叮嘱自己：

金城反击是自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一次，指挥和组织这样大的战役，无论是对兵团，还是对我都是第一次，缺乏经验，因此，更应该发挥部队的创造性、勇敢精神和各级指挥员的指挥艺术——切记。

7月10日，杨勇下达正式作战命令，最后决定采取正面进攻、两翼钳击、多箭头突破的部署，力求快速打乱南朝鲜军防御体系，直插纵深，大量歼灭敌人。

7月13日夜，志愿军突然发起进攻。在炮火准备之后，各作战集团同时向南朝鲜军展开了猛烈突击，一小时内即全部突破其前沿阵地，然后不停顿地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占领了西起新木洞沿金城川461.9高地一线以北地区，前进9.5公里，歼敌1.4万余人，全部完成了拉直金城以南战线的第一步作战任务。

美第8集团军司令泰勒于24日晨及时调整部署，组织反扑。志愿军首长为贯彻“稳扎狠打”的作战方针，巩固既得阵地，于14日下午电令第20兵团以主力控制已占领阵地，迅速构筑工事，修通道路，抢运物资弹药，炮兵向前机动，准备粉碎敌之反扑；同时以若干有力支队乘敌混乱之际，分别向南发展。第20兵团随即做出具体部署，以肃清残敌、巩固已占阵地、扩张战果。

由于连日大雨，河水上涨，金城川上的桥梁全部被敌机炸毁，炮兵向前转移、供应运输都有困难，通信联络也不顺畅，而“联合国军”的战役预备队已向战线调动。因此，16日，杨勇命令各集团停止进攻转入防御。至7月27日，志愿军在全线共击退敌人反扑达1000余次。敌人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仅占去巨里室北山一个阵地。克拉克、李承晚要夺回金城以南地区的企图遭到失败。

金城战役共歼敌7.8万余人，夺占金城以南178平方公里土地，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并造成了停战后的胜利态势。

美联社驻汉城记者罗伯特·吉布逊报道说：

中国人的进攻经过仔细的演习，很巧妙地进行。首都师的副师长和一个团长在战斗中失踪了。许多美国顾问没能从这次残酷的战斗中回来，……我以为这里没有一个人不想一枪打死李承晚，即便战争结束，即使他坐在电椅上死去也不可惜。

在金城战役中，“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请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极力反对停战的李承晚也不得不向美方表示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

志愿军凯旋，杨勇成为璀璨夺目的明星人物

朝鲜停战实现后，杨勇率第20兵团守卫在朝鲜东线的阵地上。1954年4月，毛泽东任命杨勇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4月19日杨勇走马上任。他在日记中写道：

此乃新的环境新的工作，尤其是对这样大范围的司令部工作毫无经验，只有本着学习的态度，从实际中摸索经验。

到志愿军司令部工作后，杨勇经常深入部队检查防务，从正面三八线附近到东西海岸的许多阵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55年4月29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命令，任命杨勇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他接的是杨得志的班。

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朝鲜访问，就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问题与朝鲜政府进行磋商。

10月25日，杨勇和王平率志愿军总部官兵乘火车离开平壤。26日中午，最后一列撤军列车到达安东，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回到祖国。

在回国的那段日子里，杨勇和志愿军归国代表团的许多代表成为众星捧月般的人物。他知道，人民把他们看作是整个志愿军的代表，对他们表现出近乎狂热的感情都是冲着整个志愿军来的。他对代表团的同志说，最早入朝参战的部队和干部都已先期回国了，还有许多同志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再也回不来了。……仗主要是他们打的，功劳主要是他们的，现在却给了我们这样隆重的接待和崇高的荣誉，我感到很不安。

完成抗美援朝使命回国的杨勇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