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记：三十六横刀勒马彭大将军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后，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贯彻会议精神、建设好大西北的彭德怀，在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于1950年10月临危受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统帅，率领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为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维护朝鲜半岛和远东的和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积极主张出兵

1950年10月4日，一架飞机将彭德怀从西安接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彭德怀来京前不知道会议的议题，待走进中南海颐年堂，才知道会议是在讨论出兵援朝的问题。由于事前没有准备，他在当天的会议上没有发言，但他听到会议的发言中，多数人对出兵援朝有顾虑，主要是中国的困难太多，主张不出兵或暂不出兵。别人告诉他，主持会议的毛泽东让大家摆了出兵的不利情况后，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当晚，彭德怀被安排在北京饭店，想着白天的会议，想着毛泽东讲的一段话，怎么也睡不着。

在10月5日下午的政治局会上，彭德怀发言坚决拥护出兵援朝。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会议在出兵援朝问题上形成了共识，做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中共中央政治局决策出兵援朝后，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向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通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并请求苏联援助武器装备和出动空军掩护。但斯大林对曾表示过的出动空军掩护问题有反复，说苏联空军没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空军掩护。

得知这一情况后，10月13日，毛泽东再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进行研究。毛泽东问彭德怀：“可不可以打，苏联是不是完全洗手？”彭德怀坚定地说这是半洗手，也可以打。最后毛主席讲：“即令打不过也好，他（指美国——引者注。）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政治局讨论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不能出动空军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毛泽东将讨论结果于当日电告周恩来时说：“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彭德怀根据朝鲜战场情况，从军事角度说明志愿军有能力在朝鲜战场站稳脚跟。彭德怀、高岗均认为，志愿军与南朝鲜军作战，是有把握取得胜利的。即使没有苏联空军掩护，在美军大举北进，企图占领全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中国也要克服千难万险，出兵援助朝鲜，抗击美国侵略。14日3时，毛泽东再电周恩来，指出：“彭及高岗同志均认为打伪军有把握，他们和我一样，都认为参战为必需和有利。”

10月16日，彭德怀在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出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如果不积极出兵支援朝鲜革命政府和人民，国内外的反动气焰就会高涨起来，亲美派就会更加活跃。如果让美帝侵占了朝鲜，对我们就是一个直接威胁，他就会把兵力转向越南、缅甸，到处搞鬼。我国就将陷于被动，国防边防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对国外的影响也不利于我们，有些国家就会更加倾向于美帝方面。”“三五年以后再打，让我们松一口气，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三五年以后还是要打的。我们三五年辛辛苦苦建设起来一点工业，到那时还是要被打得稀烂。那时候美帝国主义者就把日本武装起来了，日本可能出较大的军队，我们要制止侵略就更不容易了。那时候美帝国主义者也可能把西德武装起来了，西德钢铁产量很大，是不可忽视的。到那时候西欧其他国家的革命也可能被镇压下去，革命的力量就会削弱。这样细算一下，目前就打，也许更有利些。因此，我们并不怕目前打。但我们目前并不希望大打，也不等于向美国宣战，只是以人民志愿军的名义支援朝鲜革命战争。我们要取得和平，必须要经过艰苦的严重的斗争。我们革命胜利后，世界革命力量已取得了优势，如果袖手旁观，不去积极帮助邻国反对侵略者，就会给世界革命泄气。另一方面我们要建设国防、建设重工业，三五年是办不好的，五年时间不能有过高的希望，短短的三五年，陆军、空军装备不可能特别改善，海军更谈不上，所以，迟打不如早打。”

临危受命

东北边防军基本上是由第四野战军组成的，毛泽东也曾考虑在边防军出动时，由林彪出任统帅，但林彪的身体有病。8月31日，高岗就边防军出动后有关问题致函毛泽东，其中“建议指挥部队的统帅与专门人才早日来东北，以便做充分准备”。

毛泽东9月3日复函高岗，指出：“林粟均有病，两萧此间有工作，暂时均不能来，几个月后则有可能，估计时间是有的。”

事隔一个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动到朝鲜境内作战时，林彪和粟裕均因身体有病而不能出任志愿军统帅。但大军出动，不能没有统帅。

10月5日上午，邓小平受毛泽东的委托约彭德怀同到中南海。在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问彭德怀：“昨天你没来得及发言。我们确实存在严重困难，但是我们还有哪些有利条件呢？”彭德怀回答：“昨天晚上我反复考虑，赞成你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又问：“你看，出兵援朝谁挂帅？”彭德怀有点不解，问：“中央不是已决定派林彪同志去吗？”毛泽东告诉他林彪身体有病，然后说：“我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

对此，彭德怀确实没有思想准备，但他没有任何犹豫和推诿，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

聂荣臻后来说：“彭德怀同志历来勇敢果断，中央决定他去指挥志愿军，他表示坚决执行命令。”

10月8日，毛泽东主席签署的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日，毛泽东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金日成。

当晚，彭德怀就走马上任了。10月8日，他同高岗风风火火地飞赴沈阳。从10月8日到18日，他多次往返于北京、沈阳、安东之间，为志愿军的出动而奔忙。

9日，他和高岗在沈阳主持召开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当即决定：“首以两个军于酉删（即10月15日）开始出动，集结北朝鲜熙川、德川线，以便东西机动。”并电告毛泽东。当晚，他与金日成派来的代表朴一禹会见，了解朝鲜战局形势，洽谈志愿军入朝事宜。听了朴一禹的介绍后，彭德怀感到朝鲜形势紧张，万一鸭绿江桥被炸，则后续部队被阻于江北，不易及时调用。因此决定改变9日所报先出动两个军的计划，而是4个军3个炮师全部出动。

10日，彭德怀再电毛泽东：“原拟先出动两个军两个炮师，恐鸭绿江桥被炸时不易集中优势兵力，失去战机，故决定全部集结江南，改变原定计划。”11日，毛泽东复电：“十月九日十日各电均悉。……同意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全部出动集结于你所预定的位置，待机歼敌。”尔后，彭德怀赴安东，具体研究部署志愿军向朝鲜境内出动事宜，并准备早日入朝同金日成接洽。

13日，中央政治局再次研究出兵问题后，15日，彭德怀自北京返回安东。16日，在安东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进一步做了战前动员，阐述中共中央决策出兵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说明中央的决策是“经过反复讨论和慎重考虑”的。彭德怀分析敌我双方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后，提出志愿军入朝后的作战原则。他指出，根据敌情和地形的条件，过去我们在国内所采用的运动战、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不一定适合于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小，敌人暂时还占某些优势，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配合。敌人进攻，我们要把他顶住，不使他前进；发现敌人的弱点，即迅速出击，深入敌后，坚决消灭之。保守土地是我们的任务，但更重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只要有机会，哪怕一个营、一个团，也要坚决彻底予以歼灭。彭德怀还特别强调入朝后的纪律和注意的政策问题。

18日，周恩来从苏联返京，彭德怀和高岗再次应召进京，听取周恩来与苏联领导人会谈情况汇报，中央政治局再次研究了志愿军出动后的有关冋题。

10月19日，上任仅仅12天的志愿军统帅彭德怀，就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秘密开赴朝鲜战场，开始了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打破美军神话

志愿军入朝时，朝鲜战场形势已十分严峻。西线美军已进占平壤，东线南朝鲜军于10月10日已经占领元山，麦克阿瑟命令“联合国军”东西两线部队继续迅速向中朝边界推进。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彭德怀精心部署，于1950年10月25日，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根据“联合国军”以团或营为单位分兵冒进的态势，彭德怀决定志愿军边开进，边展开，边作战，以军或师为单位，分途歼灭敌一个团或两个团，求得第一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军一两个师，阻止敌乱窜，稳定人心。

待志愿军全部完成战役展开后，彭德怀又采取了以一个军迂回进至清川江以北之敌的侧后，以3个军在正面抓住敌军各个歼灭的战法，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歼灭南朝鲜第6师大部，特别是重创美军“王牌”骑兵第1师，并歼其一个团大部。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清川江一线以南。

“联合国军”在遭到志愿军第一次战役的打击后，虽然知道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参战，但从美国当局到战场上的美军指挥官，均搞不清中国志愿军在朝鲜究竟有多少部队，他们判断中国在朝鲜的军队最多只有4至6万人，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军队不敢同美军作战，中国军队只是为了保护边界上的电力设施，或是只知有南朝鲜军队到了中朝边境，中国军队不是不可侮的力量。于是决定继续发动占领全朝鲜的进攻，并得到美国当局的批准。

针对这种情况，彭德怀决定将计就计，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以志愿军主力休整待机，以一部同敌军保持接触，并且故意示弱，造成败退的假象，诱使“联合国军”放胆进至志愿军预定战场，再突然反击。麦克阿瑟真的被彭德怀制造的假象所迷惑，乖乖地上钩了。“联合国军”东西两线部队完全按彭德怀的意图被诱至预定战场。

11月25日，彭德怀首先在西线“联合国军”部署的薄弱处实施翼侧突破，打开了战役缺口。然后以两个军大胆实施战役和战略性的迂回，以4个军在正面抓住进攻的敌军，在清川江南北地区对美第9军指挥的两个多师又一个旅形成三面包围，予美第2师和土耳其旅以歼灭性打击，并重创美第25师。在东线，以两个军对美军一个多师形成分割包围，予美陆战第1师和美第7师以歼灭性打击。此次战役，志愿军一举将完全现代化装备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志愿军东西两线共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从而根本扭转了朝鲜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基础。

至此，志愿军最初担心的能不能打的问题，经过连续两次战役的胜利，自然消除了。连续两次战役的实践证明，虽然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与美军相比劣势悬殊，给作战造成很多困难，但仍然可以同美军作战，并且可以取得作战的胜利。毛泽东后来说，能不能打的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经过这次战役的打击，沉浸在仁川登陆以来“胜利”巅峰的麦克阿瑟犹如一下跌进万丈深渊，从轻视中国军队转而惧怕中国军队。布莱德雷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50年11月和12月“这六十天，是我们职业军人生涯经历最严峻的考验的时刻，……朝鲜战争出乎预料地一下子从胜利变成了丢脸的失败——我军历史上最可耻的一次失败”。麦克阿瑟被打蒙了，美国当局也被打蒙了。从华盛顿的美国最高当局到东京的麦克阿瑟总部，都搞不清出了什么问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中国如此贫穷落后，面临的困难那样多，竟然敢于出动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同美军较量，志愿军仅仅依靠步兵作战和少量炮兵的支援，竟然打败了武器装备如此精良、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的美军，实在不可理解。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威震全球。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甚至也改变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对中国的看法。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和力量是不可小视的。

12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抗击美军的重大胜利感到高兴，向毛泽东和中国领导同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全体中国人民，“致以衷心的敬意”。美国人德鲁·米德尔顿在其所著的《用兵之道》一书中，评论这次战役时说：“无论就军事还是政治而言，中国人都是胜利者。中国军队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在政治上，这次胜利确定了中国在亚洲大陆上的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因而增强了北京在整个地区的影响。”(www.xing528.com)

“联合国军”第三任司令官、美国陆军上将马克·克拉克，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彭德怀时说：“站在联合国部队统帅的地位，我必须承认彭德怀是一个资质很高的敌人。我们不是和一个容易打倒的对手在作战。”

斯大林说：彭德怀是正确的

在第二次战役过程中，朝鲜人民军已有一部分部队休整完毕，准备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并肩作战。为解决志愿军和人民军的统一作战指挥问题，经毛泽东、金日成、斯大林协商，于1950年12月上旬组成中朝联合司令部，彭德怀被推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由于连续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在志愿军部队中，甚至高级指挥员中，不但刚入朝时能不能打的顾虑早已消失，而且开始产生了一种轻敌速胜的心理，认为美国人也不经打，朝鲜战争很快就能胜利结束，“从北到南，一推就完”，用完一管牙膏就可胜利回国。与此同时，苏联驻朝鲜的军事顾问和朝鲜劳动党内部，也产生了这种情绪，认为可以一鼓作气把美国人赶下海去。

在第一和第二次战役时，志愿军在进攻取得胜利后，彭德怀根据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情况（特别是美军基本上是机械化和摩托化的装备，战场机动快速灵活，而志愿军没有机械化和摩托化的装备，战场机动全靠徒步行动，以志愿军的两条腿，大规模追击机械化和摩托化逃跑的美军，只能徒增疲劳），加上志愿军战场供给困难，部队又是在冰冷的季节里露营，体力消耗很大。因此，都未组织志愿军进行大规模的战役追击。苏联驻朝鲜的军事顾问，甚至当面指责彭德怀，打了胜仗为什么不追击？世界上哪有这种打法？

然而，彭德怀却头脑清醒。1950年12月19日，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针对开始萌芽的速胜思想指出：

据我看，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政治上，敌马上放弃朝鲜，对帝国主义阵营是很不利的，英法也不要求美国这样做。如果再吃一两个败仗，可能退守釜山、仁川、群山等桥头阵地，也不会马上撤出朝鲜。

对此，毛泽东表示赞成，他在21日给彭德怀的复电中指出：

“你对敌情的估计是正确的。必须做长期打算。”在26日给彭德怀和朴一禹的电报中进一步指出：“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毛泽东还将有关情况通报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彭德怀的指挥给予充分肯定。

毛泽东在12月29日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还告知“菲里波夫同志（菲里波夫系斯大林的化名）对志愿军的领导认为是正确的，他批评了许多错误的议论，了解朝鲜作战中的困难，自动提议增加汽车二千辆，解决你们的困难”。

为进一步统一对战争形势的认识和统一作战思想，增强中朝两军的团结，在取得第三次战役胜利后，经毛泽东、彭德怀与金日成协商，于1951年1月25日至29日，在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朝鲜成川西南的君子里召开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彭德怀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他在讲话中针对轻敌速胜思想，强调指出：“美帝国主义现在还没有退出朝鲜，美国侵略者因为要维持其在远东和世界的政治地位，因为要保护他们在朝鲜所掠夺的财富，并且也因为他们还相信装备上的优势可以帮助他们守住朝鲜南部的阵地，所以他们是不会自动退出朝鲜的。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充分准备，进行几次激烈的和大规模的作战，才能达到完全解放朝鲜的目的。”

在讲到战术问题时，针对前三次战役打法的不同认识，特别是针对未实行大规模战役追击的不同认识，彭德怀指出：“为什么没有实行追击？我们在第一个战役后，不但未追击，且将主力后撤30至50公里。这是因为敌人主力还未击破，敌人对我军力量还没有正确估计，敌人迷信其空军威力，还没有放弃进至鸭绿江边的野心，这些造成我军诱敌深入、以逸待劳的可能，而如果我军进行追击，则只能赶跑敌人，不能歼灭敌人。第二个战役在东线击败敌人后，曾进行相机追击，在西线亦曾以一部兵力分三路相机追击败敌，但主力则集结休整，准备再战。事实证明，以徒步追击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不能取得大的结果。第三个战役后，志愿军和人民军都做了部分的追击，亦未取得大的结果。鉴于解决交通运输补给问题，恢复部队疲劳，巩固海岸防务和巩固后方安全的迫切需要，不作猛追和连续进攻的方针是正确的。”

彭德怀在报告中，针对有的部队不讲战术，不求消灭敌军力量，只求将敌军赶跑的做法，指出：“在装备悬殊的条件下，我军应力求夜战（但在渗入敌人纵深，或迂回敌后，或疏散地追击溃敌的条件下，白日作战仍是可能和必要的）。力求大胆地迂回包抄分割，勇敢渗入敌之纵深和后方，同时组织精锐勇敢的小部队，袭击敌炮兵阵地和指挥所，捣乱敌之部署，乘胜全面猛攻，使敌四顾不暇。实行这种战术，必须有重点地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和火力，求得逐股歼灭敌军。在防御方面，应尽可能采取积极的移动防御。对必须防御的要点，必须掌握主力，随时注意隐蔽于阵地侧后，灵活地进行阵地前的反击，力戒过早暴露。无论攻防，火器配备必须分散隐蔽，阵地必须多准备、多变换，火力必须集中。”

报告还强调了下一战役准备和中朝两军的团结问题。

彭德怀的报告对于统一中朝两军高级干部思想起到促进作用，为随后展开的第四次战役做了思想动员。

就志愿军部队连续作战未得补充休整的情况来说，第三次战役的作战即带有一定的勉强性，第四次战役的作战则更为勉强。第四次战役开始以后，部队中的速胜情绪已不复存在。

此时，在民主阵营内部，尽管对战争艰苦性有了认识，但对战争长期性的认识并不一致。彭德怀在第四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结束后，利用志愿军和人民军全线转入运动防御的时机，于1951年2月21日返回北京，当月底离京，经沈阳于3月9日回到志愿军总部。回京期间，他向毛泽东着重汇报了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所面临的各种困难，说明朝鲜战争不能速胜的理由，并与毛泽东、周恩来讨论了战争方针问题，与中央军委各部门和各军兵种讨论空军入朝作战、修建机场、朝鲜铁路的抢修、志愿军后方供应等问题。

关于战争方针问题，毛泽东明确指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要准备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军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至少我们应做两年的准备。他同时指出，1951年全国军队准备补充60万人，全国以国防建设为主，经济建设也围绕国防建设进行。志愿军实行轮番作战，要改善志愿军武器装备，改善供应运输，加强后勤机构，努力准备空军、装甲兵参战。彭德怀后来回忆说：“这次主席给了抗美援朝战争一个明确的指示，即‘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这就有了一个机动而又明确的方针。”

彭德怀建议，将他这次回京讨论确定的问题通报给斯大林，使斯大林了解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作战的困难，这有利于民主阵营内部统一对朝鲜战争长期性的认识，有利于战争的指导。3月1日，以毛泽东名义将彭德怀回京研究的情况及对战争形势的判断向斯大林做了通报。

斯大林于3月3日复电，同意毛泽东在电报中对战争形势的分析和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方针，并同意派遣两个歼击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以掩护志愿军和人民军的后方。3月15日，斯大林再次致电毛泽东，表示将再增派一个歼击机师到中国安东。

3月15日，周恩来将彭德怀回京商讨的有关问题、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及斯大林回电的有关内容向金日成做了通报。在对战争长期性的认识问题上与斯大林取得了一致，并通报给金日成，从而更有利于作战的指导和部署。

建议严厉惩罚李承晚

彭德怀指挥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连续五次战役的胜利。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后，彭德怀又指挥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1951年夏季防御和秋季防御作战的胜利。根据这两次防御作战的经验，彭德怀又指挥志愿军和人民军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体系，使志愿军和人民军的攻防作战有了可靠的阵地依托。

这期间彭德怀前额上长了一个瘤子，在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下，于1952年4月7日回京治疗。7月根据周恩来的请求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彭德怀接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但仍兼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邓华为志愿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后，指导志愿军取得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和上甘岭战役的胜利，进行了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和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朝中方面的谈判，促进了谈判的进程。1953年6月8日谈判双方就战俘遣返问题达成了协议。至此，朝鲜停战谈判的五项议程全部达成了协议。6月中旬，谈判双方根据已达成的军事分界线的协议，重新校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已经完成，战争双方司令官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的准备工作即将就绪。

就在这时，6月18日，南朝鲜李承晚集团破坏谈判双方刚刚达成的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议，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人民军被俘人员2.7万余人，使马上可以实现的朝鲜停战罩上了阴影。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于6月19日电示志愿军谈判代表团和志愿军首长：“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方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

同日，彭德怀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决定，按原定计划从北京起程前往朝鲜，准备办理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事宜。6月20日21时抵达平壤中国大使馆，与李克农、邓华分别通了电话后，22时致电毛泽东，建议：

根据目前情况，停战签字需推迟至月底似较有利，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拟再给李承晚伪军以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六月上半月据邓华说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此意已告邓华妥为布置，拟廿一日见金首相，二十二日去志司面商停战后各项布置。妥否盼示。

次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彭德怀的建议，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要看情况发展才能做决定。再歼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同日，彭德怀也征得了金日成的同意。

据此，志愿军集中6个军在1000余门火炮的支援下，于7月13日晚开始，发起金城战役，歼敌7.8万余人，加深了敌人内部矛盾，迫使美国当局向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施加压力，做出遵守停战协定的保证，有力促进了朝鲜停战协定的达成和停战的稳定性。

为表彰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为朝鲜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1953年7月3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平壤隆重举行授勋典礼，授予彭德怀朝鲜最高荣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