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全国人民支援前线，创造人民战争新形式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继续发扬革命战争年代动员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优良传统，利用政权的力量进行广泛动员，发挥全国各族人民的整体合力，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新形式。

抗美援朝运动组织领导机构的建立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进行武装干涉并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后，为了应付可能的战争威胁，中共中央决定从1950年7月起，在全国范围开展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的运动。7月10日，由全国总工会牵头，邀请各人民团体开会，成立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随后，在全国发起“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展开广泛的宣传动员。

中共中央做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战略决策后，为对全国人民进行普遍深入的抗美援朝教育，激发爱国热情，以各种方式和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指示》指出：

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

同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在北京的委员，与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的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在北京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这两个组织合并，组成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以统一领导全国的抗美援朝运动。

该会由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代表人士158人组成，其中常务委员31人，他们是：司徒美堂、李立三、李四光、吴耀宗、沈钧儒、沈雁冰、邢西萍、邵力子、郭沫若、胡乔木、乌兰夫、陈叔通、陈其尤、马叙伦、马寅初、张奚若、章乃器、许德珩、许宝驹、梁希、黄炎培、彭真、彭泽民、蒋南翔、廖承志、蔡畅、邓颖超、刘宁一、萧三、谢雪红、罗隆基。著名社会活动家郭沫若任主席，彭真、陈叔通任副主席。1951年3月中旬起，该会简称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下称抗美援朝总会），后又增加一名副主席，由廖承志担任。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成立后，于11月21日指示各地立即成立抗美援朝分会。各大行政区和各省、市，先后成立抗美援朝总分会、分会。

抗美援朝总会成立后，立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根据抗美援朝战争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适时地对全国抗美援朝运动工作做出指示、部署，把全国抗美援朝运动引向持久、深入。

开展“三视”教育

中共中央在10月26日《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指出：

（一）我国对美军扩大侵朝，不能置之不理；（二）我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一致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

中共中央要求通过宣传教育，使全国人民正确认识抗美援朝与保卫国家安全的关系，认清美帝国主义是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及纸老虎的虚弱本质，求得人人在思想上对抗美援朝表示积极和有胜利信心，对美帝国主义表示不共戴天，使亲美、恐美、崇美情绪不能容身。

抗美援朝总会根据中共中央这一指示，在全国开展以仇视、鄙视、蔑视（“三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

1950年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庄严宣告：

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联合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积极行动起来，抵制暴行，制止侵略，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

这一宣言发表后，“三视”教育即与拥护这一宣言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进行。中央和地方的报刊、电台，大量刊登和播送“三视”教育的材料。

学校师生和文艺工作者，纷纷组成宣传队走上街头和下厂、下乡，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抗美援朝的宣传活动。利用墙报、宣传画、声讨会、座谈会、报告会等形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教育，力求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普遍召开会议，对各自联系的单位、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并提出了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具体奋斗目标。各地普遍召开抗美援朝代表会议，吸收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参加，统一思想认识，研究如何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

毛泽东对抗美援朝运动高度重视，多次在有关报告上做出批示，并向全国转发北京和南京两市开展这一活动的好做法、好经验。11月12日和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在北京市委和南京市委关于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情况的报告上批语，并转发各中央局、分局、大军区、省市委，指出：北京市的“报告是正确的，你们亦应照着这个方向去做，并随时纠正抗美援朝运动中所发生的偏向”“南京市反美帝控诉运动的经验很好，各大城市均可参照进行，请加研究运用为盼”。

11月上旬，新华社公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消息后，全国人民纷纷走上街头，声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天津市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天津市工商联合会主任委员李烛尘，发起4万名工商业者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坚决拥护抗美援朝。李烛尘还走上街头，带领几万人进行大游行。

12月2日，毛泽东复电李烛尘，赞赏他们的爱国主义立场。毛泽东写道：

我希望全中国一切爱国的工商业家，和人民大众一道，结成一条比过去更加巩固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统一战线，这就预示着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神圣斗争中一定要得到最后胜利。

从1950年12月4日起，《人民日报》设置抗美援朝专刊。毛泽东特地为该专刊题写了刊名。

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推行这个运动，已推行者深入之，未推行者普及之，务使全国每处每人都受到这种教育”。据此，抗美援朝总会于3月14日发出《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要求务使全国每一处、每一人，都受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都能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行动。

经过这一宣传教育活动，清除了百余年来西方列强侵略造成的部分中国人亲美、恐美、崇美的心理，使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的道理，普遍提高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了争取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信念。(www.xing528.com)

动员参军参战支前

为保证志愿军在前线作战和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需要，1950年12月1日和1951年6月24日，中央军委和政务院两次发出招收青年学生、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学习的决定。以这两次招收青年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为契机，抗美援朝总会多次发出通知、指示，号召各地总分会、分会配合各当地人民政府，动员参军参战支前。1951年2月1日，抗美援朝总会与中国红十字总会联合发出《关于组织医疗队的通知》，组织医务人员到朝鲜担负战地救护勤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纷纷请战，一批批志愿赴朝参战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全国各地掀起参军参战支前的热潮。各族青年踊跃参军参战，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动人事迹屡见不鲜。成千上万的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人员和大批农民，纷纷组成运输队、医疗队、担架队等，志愿开赴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各种勤务工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服务，为抗美援朝战争做贡献。

据不完全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全国先后参加志愿军赴朝参战达290余万人。仅东北地区即动员了40万人参加志愿军，70余万人组成大车队、担架队，还有汽车司机、铁路员工、医务人员等4.5万人，前往担负战场勤务。人口只有2000万的浙江省，先后有100万人报名参军。全国铁道系统志愿报名赴朝的员工达铁路员工总数的80％以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一个月内，由模范医务工作者李兰丁率领的上海军医大学师生志愿手术队，就奔赴朝鲜前线。此后，北京、天津、沈阳、南京、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地的医务工作者，组织志愿医疗队、手术队、公共卫生队、防疫队，到达朝鲜。1951年2月后，在中国红十字总会的统一筹划下，分期分批组织医疗队赴朝服务。

组织慰问最可爱的人

1951年1月12日和22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募集救济品、慰劳品和组织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指示。据此，抗美援朝总会于1月14日和22日先后发出《关于在全国发起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救济朝鲜难民的通知》和《关于组织慰问团的通知》。

中国人民亲切地称志愿军为“最可爱的人”。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掀起了向志愿军募集慰问品、慰问金和慰问信的热潮。人民发自内心支持和拥戴志愿军的慰问信、慰问袋等，纷纷寄送到战斗在朝鲜前线的英雄儿女手中。仅1951年1月，各地就寄慰问金人民币114万余元、慰问信45万封、慰问袋36万余个、慰问品61万余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50年11月20日至1952年1月21日，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海外华侨共募集慰问金2165万余元人民币，表达全国人民对志愿军的热爰之情，鼓励他们英勇杀敌，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奋斗。

为了更直接地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表达尊敬和爱戴之情，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年4月、1952年9月和1953年10月，先后组织三届大规模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慰问团带去祖国人民大量的慰问金、慰问品和慰问信。随团的文艺工作者不辞辛劳，不避艰险，在敌机的袭扰下，为指战员们进行了千百次精彩的表演。不少演员还深入到前沿阵地为战士们进行演唱，把祖国人民的温暖送到每个战士的心坎上，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些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

抗美援朝总会还多次邀请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军访华团，到全国各地做报告，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前线的英勇作战，激励全国人民的爱国之情。

在抗美援朝总会的组织下，中国人民还节衣缩食，运送大批粮食和物资，救济在美国侵略者蹂躏下的朝鲜人民。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先后救济粮食2130万斤、棉花40万斤、肉20车皮、毛毯11万条、布3.5万匹、棉衣36万套、鞋15万双、毛巾15万条、其他物资127万箱，还有大批医疗药品和器材等等。

开展订立爱国公约和增产节约运动

订立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创造。为了把这一很有意义的运动在全国普及深入地开展起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在1951年6月1日发出推行爱国公约、优待烈军属的指示和号召。这一运动，是人民群众表达爱国决心和爱国行动的一种好形式，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用公约的形式加以强化和巩固。把开展生产竞赛、优待烈军属、反对美日单独媾和、拥护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签名等均列为爱国公约的内容。1951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号召后，也把增产节约列为爱国公约的内容。人人按照订立的公约执行，在一定时期内完成爱国公约所订目标任务。订立爱国公约的群众性活动，在全国普遍推广，是深入持久地进行抗美援朝运动的一个重要步骤。在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下，全国80％以上的人口订立了爱国公约，并以此作为行动的准绳，身体力行。这一运动，使抗美援朝运动更加推向了深入持久。

订立爱国公约运动，推动了全国工业、农业、商业、交通等各条战线的生产竞赛和增产节约活动，调动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生产积极性，掀起人人为抗美援朝做贡献、人人为生产建设做贡献的热潮，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财政税收的增加，加速了生产建设的恢复和发展。

与此同时，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在“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下，尽一切努力帮助志愿军和解放军烈、军属，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安排好他们的生活。对于特别困难的烈、军属，当地人民政府拨出优抚专款予以救济，并发动群众捐助实物、现金，保证他们的生活达到当地群众的平均水平。元旦、春节和“八一”等重大节日，普遍组织对烈、军属的慰问，解除志愿军和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的后顾之忧。广大烈、军属不仅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和做好本职工作，还写信鼓励前线的亲人英勇作战，杀敌立功。

在抗美援朝总会的组织下，195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后，全国有2.299亿多人参加了抗美援朝、反对武装日本、保卫世界和平的示威游行。从1951年4月到7月，全国4.75亿人口中有3.399亿余人参加投票反对美国武装日本，有3.44亿多人参加支持世界和平理事会关于缔结和平公约的签名。反对美国侵略的爱国运动达到空前规模。

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

为改善志愿军的武器装备，增强作战能力，1951年6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指示和号召。抗美援朝总会又于6月7日，就捐献的具体办法发出了通知，进一步强调了捐献运动必须有充分深入的宣传和细密的组织工作，必须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相结合，必须贯彻自愿的原则。

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很多地方、单位和个人，都把捐献武器列入爱国公约之内，作为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的一项重要实际行动。广大干部、工人、农民、学生、教职员工、民主人士、文学艺术工作者、各少数民族以及海外华侨和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踊跃捐献，绝大多数地区提前、超额完成了原定的捐献计划，并且涌现出大批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出现许多感人至深的事迹。

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将组织义演后的全部所得用于捐献飞机。至今，人们还能够在北京航空博物馆目睹“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风采。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卖掉在香港的房产，所得钱款全部捐献出来。福建龙岩老区的一位妇女，将上山砍柴所得捐献给前线将士。

从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31日，全国各族各界男女爱国同胞共捐献了人民币5.56亿元，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捐献武器运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购买的武器源源不断地运往朝鲜前线，使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有了明显的改善，战斗力得到提高，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物质保证。

1952年1月，美国当局不顾国际公法，违反人道主义，在朝鲜战场和中国东北地区秘密实施细菌战。为配合中朝两国政府和军民的反细菌战斗争，抗美援朝总会组织由中国红十字总会，各人民团体和有关方面专家、学者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调查团”，分赴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有力地揭露和控诉了美国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抗美援朝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建立了国家政权的条件下人民战争形式的伟大创造。周恩来指出，它“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打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起来了，更加深入化了”。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胜利，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打击下，美国被迫于1953年7月27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总结抗美援朝伟大胜利的经验时说：“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