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记：二十七碧潼战俘营管理与物资补给

志愿军入朝时曾明令全军约法三章（并协同友军），要求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战俘实行人道主义的宽待政策，对战俘不杀、不辱、不搜腰包。第一次战役中，少数战士执行政策出现一点问题，如拿走俘虏的金笔、怀表等。这种现象被立即制止。拿取的战俘财物被勒令归还，并向战俘道歉。随后，志愿军又进行了严肃的战俘政策教育。金日成和彭德怀发布关于战俘待遇的命令，规定：1.保证战俘生命安全；2.保留战俘个人的财物不准动；3.不得侮辱战俘人格、不准虐待战俘；4.如有伤、有病应予治疗。这些规定，用志愿军战士的话说就是“眼不红（不杀俘虏），心不动（不拿俘虏财物），俘虏人格要尊重（不侮辱战俘）”。以后每次在做战役动员时，都要重申有关俘虏政策，并对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建立碧潼战俘营

当第一次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中共中央与中央军委着眼于敌军工作与战俘收容、管理工作的开展，开始在全国、全军征调军政干部与翻译人员入朝。在朝鲜，彭德怀派出志愿军总部保卫科长于忠智到前线了解俘虏的情况，又派保卫部长杨霖和于忠智一同前往朝鲜北方平安北道的碧潼郡选择营地，专门安置“联合国军”战俘。

1951年1月18日，国内选调的60余名俘管干部与翻译人员在总政治部派出的干部徐元甫率领下到达碧潼，选址征房，筹建起俘虏管理机构，战俘营开始建立。之后，前线抓获的“联合国军”战俘都集中到这里。

后来几次战役，志愿军在战场上连连胜利，俘获了更多数量、更多国别的俘虏，战俘营规模需要扩大。1951年3月13日，中央军委紧急做出由各大军区调组外俘管训团的决定。除在朝作战的志愿军第9、第13、第19兵团各组织一个外俘管训团外，由国内西北、西南、华东、中南等军区各组织一个外俘管训大队，到朝鲜参加外俘管训工作，并学习敌军工作经验。

3月18日，志愿军政治部发出《关于组织俘管团事》的通知：

鉴于朝鲜人力、物力的困难，今后无论美俘、伪俘一律由我志愿军负责管理、训练，并请朝方派人参加。但美俘、伪俘必须分别收容，以便管理和教育。……在朝作战各兵团俘管团负责前方接受俘虏，并将俘虏送到后方俘管团。国内各区到朝鲜的外俘管训团，分布于鸭绿江南岸沿线。

三、四月间，各大军区组成的俘管团先后来到碧潼，同时从全国抽来的各类人员也纷纷到来。特别是由华东各省及上海等地组成的第7与第10医疗防疫队相继到达。这是一支规模可观的医疗队伍，共有医护人员200余名，而且医术精良，随队还带来大量药品与设备。两个医疗队到达后，迅速建立总医院，后来组成的各战俘营也建立了卫生所（或称分院）。总院与分院均设住院与门诊部，除收治所有的重病号外，还定期到各中队开展巡回医疗及卫生防疫工作。

以后，战俘营各级医疗机构不断完善，设备逐渐齐全，总医院床位达到120张，设立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放射科、检验科、手术室、化验室、X光室及药房等科室，还增设了万能手术台和无影灯等设备。

到4月中下旬，伤病战俘全部得到有效救治，阻止了疾病蔓延，实现了中央军委提出的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要求。

4月24日，根据志愿军党委的决定，志愿军政治部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建议，组成志愿军战俘管理处，统管战俘工作，并得到批准。志愿军政治部战俘管理处，简称“俘管处”，东北军区敌工部长王央公任主任、徐元甫任副主任。王央公有长期管理俘虏的经验，曾经管理过伪满甲级战犯溥仪、国民党被俘高级将领郑洞国、廖耀湘等。

从全国抽调的志愿军俘管处干部，一部分是来自中央军委机关和各军区的军政干部，一部分是来自国家机关的干部和国内高等院校的外语师生。俘管处下设4个俘管团和2个俘管大队，也统称为各个战俘营。其中两个团负责收容管理南朝鲜军战俘，另2个团和2个大队负责收容和管理“联合国军”战俘。

每个战俘营包括数个中队，每个中队管理三四百名战俘不等。各战俘营地分布在沿鸭绿江南岸的碧潼郡境内及与碧潼邻近的昌城、渭原郡。处直机关设于碧潼城，因此，人们习惯上将战俘营称为“碧潼战俘营”或“鸭绿江战俘营”。

碧潼是朝鲜北部一座边境山城，山水环抱，北临鸭绿江水库，与中国辽宁省的宽甸县隔江相望。碧潼战俘营的物资补给来自中国，往来的物资运输要绕经新义州、丹东。尽管如此，这里的物资供给比战场上还是近便，而且离战场较远，环境比较安静，有利于安定战俘情绪及开展战俘管教工作。

一样的战俘，不一样的性情

志愿军先后共收容有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希腊、土耳其、菲律宾、日本、哥伦比亚、波多黎各、南非、澳大利亚、南朝鲜等遍及五大洲共15个国家的战俘。

各国战俘有不同的特点。美国战俘人数最多，约3500人，军衔最高的是美第24师少将师长迪安，以下有校、尉军官及军士、士兵等。美军受美国生活方式及教育方式的影响，尤其是军官对志愿军长时间怀有敌对、恐惧情绪，少数人还有某种民族优越感。美军军官与士兵之间界线分明，白人士兵对黑人士兵存在种族歧视。

美国战俘比较其他各国战俘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娇生惯养，不能吃苦。美国军人参军的动机虽不完全相同，但比较普遍的是所谓“三个W”，就是工薪待遇、酒和女人（Wage，Wine，Woman）以及周游世界（tourtheworld），为的是追求快乐和享受。美军战俘在艰难环境中缺乏顽强的生存能力，一遇艰苦就精神颓丧、情绪低落。一些年轻士兵往往整天想家，患了所谓“绝望症”，根本放弃生存希望，最后竟成不治之症。美国的军士是职业军人，年龄较大，生活能力也比较强，生病与死亡的少。美军战俘整体互助精神比较差，除两三朋友关系密切之外，一般彼此间都很淡漠，主动热情去照顾同室和同队病号的人极少。在困难的时候，有的战俘甚至把患病、体弱者的饭抢去吃掉，不顾病人死活。极个别的战俘甚至因嫌弃病号，怕病号传染疾病，竟在夜间将病号拖到室外雪地里冻死。美军战俘中种族矛盾也较突出。有的白人不愿与黑人同住一室，在围火盆烤火时，不让黑人同烤。在开始，志愿军战俘营条件尚处于艰苦阶段时，在黑白战俘同住的房间内，曾发生一黑人战俘因激愤在夜间掐死一白人战俘的事件，原因是这个白人对睡在旁边的黑人战俘表示嫌弃，骂他“黑鬼太脏”，引起别的黑人愤愤不平。在日常生活中，黑人战俘与白人战俘较少往来，互相交朋友的事更是少见。但美国战俘有一点值得称道，他们大都很尊重事实，服从真理，而且表里如一，比较诚实，富有感情。

英国战俘的数目仅次于美国，约有1000名，军衔最高的为格罗斯特团团长弗雷德·卡恩上校。英国战俘的素质与美俘有显著差异。英军战俘总的说来比较深沉、冷静，自律性比较强。战俘平均年龄比较大，其中一些人还经受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考验，所以在被俘后的早期艰苦环境中，绝大部分英军战俘都能挺得住，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平时很少见有萎靡不振、低沉、抑郁的表现。他们一般衣着整洁，内务有条理，经常在户外活动，几乎看不到有在室内躺卧者。他们都很讲究礼貌，对战俘营的各项规章制度能够服从，违纪现象不多见。不少人时时都保持皇家军人的仪态，生活态度严谨，有比较好的教养。英国军人看不起美国兵一副暴发户的轻浮样子。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随同英国出兵朝鲜，加拿大被俘军人32名、澳大利亚有26名，均称英联邦军战俘。澳、加战俘在表现上与英军战俘有相似之处，也有与美军战俘相似处。

土耳其被俘官兵共240人，绝大部分是农牧民出身，淳厚、朴实，没有多少文化。他们在国内过惯了艰苦的生活，所以对战俘营早期艰难生活完全不以为然，适应得很好。最早被俘的一批土耳其战俘到碧潼时，还处在给养靠朝鲜人民军向朝鲜乡民征集阶段，每日供给的黄豆、玉米和部分小米，美国战俘吃不下去，也不会吃，而土耳其战俘却会想办法吃。他们在美机轰炸的废墟瓦砾中捡块破铁片，用几块砖支起来，点上火炒着吃，吃起炒熟的黄豆、玉米来津津有味。没有开水供应，他们就喝冷水，习以为常。土耳其战俘身体好，也不怕冷，在屋里坐不住，整天在这里扒，那里挖，忙个不停。据说是想挖出些财物来。有时他们把发下来的原粮或面粉做成小饼或炒熟，向美国兵兜售，换取美钞、手表、戒指一类东西，搞“黑市交易”。土耳其战俘整天乐呵呵的，憨态可掬。战俘之间很团结，有事能互相照料。一旦出现病号，他们个个都表示关心，问寒问暖，打病号饭，尽心照料。

菲律宾战俘大都出身贫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同时其国内生活也苦，因此与土耳其战俘有相同之处。能够轻松地适应战场艰苦环境，情绪稳定，精神良好。

日本战俘只有3个人，是美军中的雇佣兵，做翻译或技术工作，平时表现得谦恭有礼，但比较圆滑，似乎并不真诚。日本战俘吃苦精神比较好，情绪稳定，身体健康。

其他国家的战俘，如荷兰、比利时、希腊、法国、哥伦比亚及波多黎各、南非战俘人数不多，无十分显著的特点。但各国战俘基本表现出反对战争、拥护和平的热情，对志愿军给予的良好待遇十分感谢。

弥合鸿沟的和平工程

在对战俘的管理教育上，开始时，俘管处存在宁左勿右的倾向，延续国内改造教育俘虏的旧模式，对“联合国军”战俘的特性认识深度不够。比如，对战俘进行思想教育时，简单生硬地给他们讲社会发展史，讲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人类本身，人是由古猿变来的。

这些观念与“联合国军”战俘传统观念中“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又创造了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的宗教信仰截然不同，在战俘中引起了轩然大波。战俘听到俘管干部的这种说法时，个个伸长脖子摇着头，表示根本不相信，认为这样讲是对上帝的亵渎。还有些干部给战俘讲剥削制度，讲美国的腐朽、没落，资本主义已进入垂死阶段等，这也引起战俘的思想抵触、情绪波动。战俘普遍对教育感到厌倦。

不少战俘认为志愿军是进行“宣传”（西方与中国对宣传的看法不同，认为“宣传”就是撒谎、骗人），是“洗脑”“灌输”，要他们“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政府”等。战俘中存在着与管教干部相对立的情绪。

1951年夏秋间，军委总政治部派出敌军工作部黄远部长来到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向俘管处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指示的核心内容是：“消除敌对，缓和矛盾；拥护和平，反对战争。”

根据周恩来的这一指示，俘管处重新对战俘的管理教育工作进行调整，终止不切实际、不问对象的教育要求与方式。对战俘只进行与他们愿望相一致的和平工程教育，反复细致地对战俘讲述志愿军的政策，使战俘消除对志愿军敌对、恐惧、怀疑的情绪，打破美军对他们进行的蒙骗、敌视宣传。

对于“联合国军”战俘的称谓，开始时各战俘营、中队没有统一要求，有的称“俘虏们”“各位俘虏”，有的称“大伙”或“朋友们”，有的什么称呼也没有，只严厉地喊一声“安静”，便开始讲话或做报告。称谓看起来事小，却可以体现志愿军宽待俘虏的政策。俘管处主任王央公在报经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后，统一把对战俘的称呼改为“学员们”。改称后，战俘反应热烈，认为不把他们当俘虏看待而当作学员，拉近了他们与俘管人员之间的距离。

志愿军进行的和平工程教育有以下一些内容：

最初，是对战俘进行志愿军宽待政策的教育。在这项教育中，俘管干部向战俘解释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军队的性质，以及中国军队为什么会入朝作战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讲清志愿军宽待政策的内容，使战俘认识到志愿军是一支与其他军队迥然不同的文明之师、仁义之师；志愿军言行一致，纪律严明，说到一定做到。同时，还向战俘说明志愿军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普通人民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他们放下武器后，志愿军即不再把他们当作敌人对待。用事实说话，消除、化解战俘对志愿军的敌对、恐惧与怀疑态度，使战俘情绪尽快安定下来。经过这些教育，战俘根据自己被俘后的实际经历，普遍感到放心，有的战俘反映说：“听了俘虏政策，我们松了一口气。”“未听到政策报告前心里很紧张，心情一直很不平静。现在心里有了底，好多了。”

俘管干部还给战俘讲战争形势、介绍停战谈判情况。讲课时，会场秩序非常好，战俘都聚精会神地听讲。如果隔一段时间不集中起来讲讲形势与时事，战俘还很着急，见到俘管干部就围着问东问西。

志愿军进行的和平工程教育不仅受到战俘的欢迎，也得到国际民主和平著名人士的直接参与、支持与赞扬。英国、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记者，法国和平理事会主席法奇，英国妇女领袖、曾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金的费尔顿夫人等到战俘营参观、访问，直接与各国战俘接触，了解志愿军宽待政策的全面情况，了解各国战俘的实际生活情况与反应。这些人把在战俘营的见闻写成文章，或回国进行演讲。由于这些事情都是他们耳闻目睹的，非常真实，因此获得了各国人民尤其战俘家属的热烈欢迎。

除上述人士外，受到战俘欢迎、给战俘印象最深刻的要算美籍华人陈志昆先生。陈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的亲戚，受宋庆龄的委托来到志愿军碧潼战俘营。他在战俘营停留了将近3个月，每天都和战俘生活在一起，彼此间无拘无束地畅谈各种话题。陈志昆先生对美军战俘讲美国国内的情况，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物价涨落、政党、社团及美国各阶层人民对朝鲜战争的态度，到好莱坞拍了什么新片，歌坛、体坛涌现什么新星，美国西部牛仔故事，夏威夷的土风舞等，无所不谈。他还广泛征集战俘对俘管人员的意见，以及他们对美国政府和对自己家乡亲友有些什么要求等。他还答应将录下的磁带和拍下的照片，设法转给他们的亲人。他被美军战俘称为“来自家乡的民间大使”。

和平工程在“联合国军”战俘中产生了热烈反响。他们中的许多人积极参与和平运动，要求停战，反对战争。战俘经过酝酿，建立了拥护和平委员会。由美军第24师第52野战炮兵营上尉安勃鲁斯·牛金特任主席、英军第29旅第8骠骑兵队的战俘罗纳德·柯克斯任副主席。

1951年12月14日，朝鲜停战谈判关于战俘问题的第四项议程刚刚开始两天，美国第8集团军军法处长汉弗莱上校被授意抛出所谓朝中军队杀害战俘的造谣声明，企图为停战谈判制造障碍。汉弗莱的声明立即受到战俘的激烈反对。战俘和平委员会于12月20日发表《告全世界和平人民书》，用他们的亲身经历批驳汉弗莱的谣言。声明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好极了，不仅让我们吃得很好，而且十分和善地照顾我们。”“我们大家一直希望此刻正在进行的停战谈判能够尽早胜利结束。但‘联合国军’曾使用种种拖延手段，美国最近的拖延战术实例就是第8集团军汉弗莱上校的声明，这是处心积虑地阻挠停战谈判。”许多战俘还通过广播、信件等形式，讲述亲身经历，揭露美军的不实宣传。

丰富多彩的战俘营生活

俘管处建立后，设立供给处、卫生处，并建立健全处直属机构及战俘营（团）的管理体制。军委总后勤部拨给充足的经费，保障俘管处各项工作的展开。供给部门经常派人到鸭绿江北岸中国境内的城乡大量采购油、盐、肉类、蔬菜等副食品和生活娱乐用品。

战俘的伙食标准高于志愿军战士和一般干部，相当于营、团干部的中灶水平。主食取消了粗粮，全部供给细粮，每人每天875克。副食除菜金标准外，每人每天增加50克肉、50克鱼，病号灶再增加这个标准的一半，重伤病员的标准增加一倍还多。折合成人民币（1953年改制前的旧币值）普通伙食每人每天1545元、病员伙食2313元、重伤病员伙食3634元。因此，战俘营肉类、蛋、鱼、各种蔬菜都有充足供应。战俘每日至少一餐可吃到荤菜。逢年过节，再加上补助费，战俘营常进行会餐，菜肴非常丰盛，猪、鸡、牛、羊、鱼肉都可吃到，平时也常吃到各种肉类罐头。由于伙食供应品种齐全，战俘对伙食从未有过不满情绪或意见。土耳其、菲律宾等国战俘对伙食更是赞不绝口，说比他们在本国及本国军队中的伙食强多了。

开始时，战俘的饭食由志愿军炊事员做，后来为使战俘按他们各自国家的生活习惯吃饭，俘管处发动战俘中的原炊事兵和会做饭的战俘自己做饭。战俘吃不惯中国的馒头，就为他们配备了面包炉。另外，根据西方人的生活习惯，每月还定量供给每人白糖2斤，并定期发放烟叶、肥皂、毛巾、牙刷等。

1951年5月，朝鲜北部气候开始转入夏季，战俘与志愿军官兵同时换装。每个战俘发给两套全新的夏季外衣、两套全新的衬衣、内裤并且配有制式帽子、袜子及胶鞋。到10月初，朝鲜北部气候进入冬初时，又为战俘换发全套冬装被服，有棉衣一套、棉大衣一件、棉帽一顶、棉胶底高筒鞋一双、厚袜两双、棉手套一副及内衣，另有毛毯、棉被。穿上厚厚的冬服，冬季再冷也不用顾虑会冻伤。以后，每年的春秋季节，战俘都按规定换发着装。(www.xing528.com)

为了与志愿军相区别，战俘的服装一律与中国老百姓普遍的衣着颜色相同，即冬夏外衣为蓝色，衬衣为白色，大衣为灰色，鞋子是黑色胶底鞋。

战俘营生活条件改善后，又组织开展卫生运动，灭虱、消毒、打预防针，并建了澡堂，配备了理发员，战俘都能正常理发、洗澡。生病、负伤住院的战俘，有志愿军的医务人员给他们治疗。对重病号用最好的药，尽最大的能力救治。病伤战俘对战俘医院有最深刻的感触。他们原以为无望的生命在战俘营医院复活了。遣返前，住院的战俘或被治愈出院的战俘留下许多反映医院生活的文字。

美军第2师第9团第3营坦克连一位中士（军号为19259991）写道：

我们是1951年10月14日进院的，来后受到了医院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我们中有许多人濒临死亡，负伤又有病。当日晚上，医院工作人员就开始诊治，并为我们提供饭食和铺盖。

第二天为我们供应了类似美国饭的三餐热饭，还发给了我们草莓果酱、糖、面包、烟草及其他许多几个月来完全没有见过的东西。每天早晨我们醒来后，就有一位护士为我们端来一杯热奶。

我们每日的食谱中有牛肉、猪肉或鸡肉，同时还有各种不同的新鲜蔬菜。

对病情严重到濒危地步的人，除使用现有的最好药物治疗外，并对他们进行特别护理，每日吃四至六次饭食。

医护人员不分昼夜，隔几分钟就要查房一次，并且24小时随时发药诊治。现在我们都在康复中，有的人还发胖了，我现在就又胖又健壮。

美军第21师第19团第3营L连的狄克逊，军号为0－62650的美军少校莱伊·德奥伟、加拿大战俘贝勒蒂尔等人都是这样描述战俘营医院的。

澳大利亚《悉尼先锋报》报道，参加访问碧潼战俘营的“联合国军”代表团的英国医生，在对战俘进行健康检查后一致反映说：“这些人的健康状况非常良好，证明他们得到了充分的照顾和医药治疗。”

一则路透社报道说，8月5日在英俘营检查英联邦战俘的医生们说：“大多数人看上去都是良好的、健康的。”加拿大皇家陆军医疗队的高级顾问华尔特·麦康纳尔上校说：“一些战俘还安上了新的、非常合适的假牙。”

随着生活的提高，卫生、医疗条件的全面改善，文娱、体育活动也在各战俘营中蓬勃开展起来。

1951年末，设于碧潼的第5战俘营首先有了俱乐部，很受战俘欢迎。1952年春，各战俘营及下属中队都建立起了倶乐部。据统计，当时共建了30多个战俘营与中队两级俱乐部。

这是完全由战俘组成、为战俘服务的俱乐部。俱乐部委员由战俘无记名投票产生，倶乐部的活动范围覆盖战俘的伙食管理、文体娱乐、阅读写作、通信、宗教活动、节日安排、照料病号等各个方面。除了出公差和执行纪律两项外，倶乐部总管战俘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倶乐部也是俘管人员与战俘沟通的桥梁。战俘的意见、建议通过每月、每周召开的俱乐部会议向俘管处转达。战俘营管理机构的安排通过倶乐部向战俘传达解释。这种沟通形式使志愿军俘管人员与战俘间的关系更为融洽。后来，俘管处也建立了俱乐部，形成自下而上的三级组织体系。

每个俱乐部设主席、副主席各一人，六名委员。每个委员负责俱乐部内一个部门的工作。俱乐部主席、副主席及各个委员每周六要开会总结上周情况，安排下周工作计划。每月第一天要召开一次俱乐部全体大会，检讨上月各项工作开展情况，听取意见和建议，研究通过其他事项。

从俘管处到战俘营各团、队，还经常召集战俘开各种座谈会，听取他们对生活、管理、文体活动等方面的意见。每次召开座谈会，研究文体活动时，战俘发言最热烈，争先恐后地各抒己见。对战俘的看法，凡正确的、合理的都予以接受；不正确或办不到的意见和要求，则予以耐心疏导和解释。俘管人员经常与各国战俘谈心，广交朋友。各中队的俘管人员，都与战俘住在同一个营区内，随时相互往来，没有界限。平时还在一起打球、打牌，气氛融洽。

战俘营的文娱活动是丰富多样的。

俘管处从国内各大城市购置了大量文娱、体育器材，及许多报刊、书籍，包括美、英等国的古典与当代文艺作品，分发到各战俘营俱乐部。了解到美国战俘喜爱橄榄球运动，俘管处便通过有关方面，专门从国外购进一些橄榄球。这样，美军战俘每周都可以进行橄榄球赛。

娱乐活动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方面。篮球、足球、美式橄榄球、排球、拳击、摔跤、游泳、滑冰等运动项目都有大量爱好者。在战俘营区内，建立了固定或移动拳击场、篮球场等运动场所，甚至在鸭绿江边建了高出水面19米的跳水跳台。室内游艺活动包括国际象棋（棋盘与棋子均是战俘自己刻制的）、多米诺骨牌、乒乓球、掷飞镖游戏、宾果游戏、弹子游戏及各种扑克牌游戏等。每天都有很多人总是在忙于计划、安排这方面的活动。

1952年11月13日至26日，战俘营举办的一次规模宏大，有十几个国家战俘参加的“奥林匹克”运动大会把战俘营体育运动推向高潮。

运动会从开幕到闭幕历时14天，参赛选手500多人，分别属于美、英、加、澳、韩、菲、土、法、荷、比、希、波多黎各等1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运动会开幕式模仿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大会，既正式又庄严。先是运动员高擎五彩缤纷的旗帜，迈着雄健的步伐，一个方阵一个方阵地进行入场式。然后是美国战俘一等兵威利斯·斯通举着“奥运”火炬进场点燃熊熊燃烧的大火炬，接着升会旗，运动员庄严宣誓。

运动会的项目有球类（足球、篮球、排球、棒球、美式橄榄球）、田径、体操、拳击、摔跤及技巧运动等数十项。

运动员白天在运动场上竞技、比赛，晚上则欣赏各种文娱节目的演出。战俘排演的节目、志愿军宣传队的文艺节目以及电影晚会等，天天不断。

整个运动会自始至终，从主持大会、组织竞赛、运动裁判到大会新闻采编、摄影及其他各项服务工作，一律是战俘担任。各国战俘热情高涨，每一项工作都进行得非常顺利，与会者人人满意。

两周后，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和谐、友好、愉快的气氛中举行了庄严的闭幕式。

对这次运动会，美国战俘克莱伦斯·康文顿军士说：“凡是头脑健全、具有理智者，都不会说这里的战俘，不论现在或过去，没有得到最好的照顾。……我还要指出，这次大会是争取和平与美好未来的一种真诚友谊的体现。”

美国战俘汤姆·戴维斯从这次运动会上认识到，“文化、种族、信仰都算不得什么。我们是聚居在一起的人类，都具有完全平等、互相尊重的感情……可以一道在友谊与和平中生活”。

在土耳其军任中校顾问的一个美国军官说：“从前我们满以为共产主义是没有自由的，可是在这个运动会上，我们所见到的却是充分的自由。不同肤色的人，不抱任何成见地在一起竞赛。由此，我确信中美两国是可以友好相处的。”

各战俘中队图书室藏书品种也比较多，小说、故事、剧本、诗歌等文艺类读物相当齐全。有美、英、法、西班牙等多国古典名家的作品，也有中国、苏联作家的作品。如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铁蹄》《海狼》、辛克莱的《屠场》《福特汽车大王》、斯特朗的《人类的明天》《中国的黎明》、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日》、史沬特莱的《中国的红军在前进》《中国人的命运》、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老人与海》、斯坦倍克的《愤怒的葡萄》《人鼠之间》、斯诺的《西行漫记》、杜波依斯的《黑人的灵魂》《黑色的火焰》、拉尔夫·埃利森的《隐形人》、狄更斯的《双城记》《雾都孤儿》《大卫·科波菲尔》等，也有托尔斯泰、高尔基、鲁迅等作家的一些作品。另外还有一些名人传记，如富兰克林、爱迪生等人的，也有一些介绍中国、苏联情况的书，还有美、英等国的报纸。喜欢阅读和关心时事的战俘都可以找到自己要读的东西。

图书室安排专人管理，所有图书一律编了书目，人人都发给一张借书卡，一期可借4天，续借也可续4天。如有还书过期或将书损坏者，停止借书一周。各类书都像在书店一样，分类陈列在书架上，各种杂志可随时签名借阅。

对于早年因家境贫寒或交通不便没有受到正式教育的战俘，战俘营还组织了文化学习班，如南朝鲜军在战俘中选出文化较高者任教员进行系统上课。这种努力取得了明显成效。到1953年遣返时，战俘中的文盲一般都脱离了文盲状态，达到能读书看报的水平。

各国战俘都有各自的传统节日。俘管处调查后，对他们分别予以照顾，为他们准备丰盛的过节食品与饮料，让战俘都能过好自己的节日。西方人习惯过圣诞节与新年，美国人还有一个感恩节，英国人有加冕节与复活节，土耳其人有开斋节与古尔邦节，南朝鲜则过春节、中秋节等。

节日期间，战俘可以进行相应的活动项目，如宗教仪式、演唱等，气氛相当热闹，其中以圣诞节为最。

一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德国战俘的美国军士长在圣诞晚会上说：“德国人信奉基督教，可是他们不但不让我们过圣诞节，而且还要虐待我们。你们不信宗教，但却为我们筹办了一个极为隆重的圣诞节，给我们这般好的待遇……”

志愿军的俘虏政策对战俘产生了影响。战争后期，各国战俘，不论军阶、人种，他们的思想情绪、对志愿军的态度、对中国的看法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俘管人员对战俘平等相待，战俘也尊重俘管人员。1952年，俘管处主任王央公到各战俘营检查工作，并深入到中队的战俘宿舍巡查。每到一处，战俘听到介绍“王司令官来看你们啦”，都肃然起敬，站立起来表示欢迎。

从碧潼战俘营走出去的“联合国军”战俘都对这个地方留下良好的印象。战俘说：“被中国人俘虏，在许多方面都是一种奇遇（anovelexperienceinmanyways）。”“更像是在做客（morelikebeingaguest）。”认为中国的战俘营是“世界历史上从没有见过的”。

英军战俘对志愿军从前线起一直到后方战俘营始终如一地关心战俘表示由衷感激。战俘或写文章，或向国内写信赞誉。英国陆军大臣赫德对此曾公开承认，他说：“从我们所知道的他们（指战俘）给亲戚的6000多封信里，几乎众口一词地说他们的待遇是相当好的。”

美国一名中校克莱克·康贝说：“我很明白，我们在这里所受的待遇是你们所能达到的最好待遇。我们和你们住同样的房子，吃同样的伙食，没有受过任何侮辱。这一切都是我在被俘前，所不能想象的。”

黑人战俘还有另一种感受：“他们（指志愿军）对黑人、白人及各国人都一视同仁。我有生以来，在战俘营中才第一次感受到被人平等看待。”

美军战俘费朗托说志愿军战俘营是“世界第一等战俘营”。另一位美军战俘戴维斯说：“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是最幸运的战俘了。”英军战俘杜鲁思写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宽待政策被证明是如此之好，可以说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听到过对俘虏有这样好的待遇。”

“联合国军”战俘给战俘营一个称号：“碧潼世界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