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下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的第五次战役接近尾声。朝鲜战局逐渐趋于稳定。
“零敲牛皮糖”
五次战役的实践表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没有海军、空军的支援配合和装备极为落后的情况下,是可以同现代化装备的美军进行作战的。但是,由于敌我技术装备悬殊,特别是在无空军掩护的情况下,志愿军在作战中遇到了许多困难。志愿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难以大量歼灭敌人的重兵集团。志愿军在作战中可以一次包围美军一个或几个师,但都难以达到歼灭任务,因为美军全系摩托化装备,有大量的炮兵、坦克兵和航空兵,机动快,火力强。志愿军则主要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战,而且主要是在夜间,后方供应受到很大限制。
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实施大的迂回包围,向敌深远的战役纵深发展突击,歼敌重兵集团,客观上是困难的。志愿军发起战役进攻后,如不能在第一个夜晚基本上完成战役迂回任务,打动敌人战役布势,而在战术上又未能分割包围并打乱敌人,而后战役的发展将十分困难。“联合国军”可以利用其优越的技术装备迅速改变其不利态势,或迅速增援其被围部队,凭借其优势的炮兵火力,在大量坦克、飞机的掩护下进行突围;或将已被打开的缺口迅速堵塞;或收缩兵力形成新的防御。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营,也就够了。……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军则在几个月内还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即每军每次只精心选择敌军一个营或略多一点为对象而全部地包围歼灭之。
这时,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已经回国向中共中央汇报朝鲜战场的情况,准备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的陈赓即将赴朝鲜战场。5月27日,毛泽东在中海南接见了他们。
解方详细地汇报了朝鲜战场的形势、志愿军下一步行动的设想,以及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等。
毛泽东仔细地听着解方的汇报。解方刚汇报完情况,陈赓就补充说:“美军不像国民党军那样笨拙地计较地方的得失,必要时他们会大步地撤退,甚至不惜放弃汉城。李奇微就是针对我军粮弹补给困难的弱点,采取‘磁性战术’与我军保持接触,使我军吃不掉他们又甩不掉他们,以达到疲惫和消耗我军力量的目的。”
毛泽东听完他们的话,站起身子,边踱着步子边说道:“我已告诉彭德怀,对美英军暂时不要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像我们湖南家乡卖牛皮糖,用铁锤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一毛钱也卖,一分钱也卖,卖多少敲多少,‘零敲牛皮糖’。”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的总方针是,这个战争要打下去,国内还要建设,边打边建。”
5月27日,毛泽东把26日致彭德怀电报的内容通报给了斯大林。斯大林显然对电报中提出的小歼灭战思想产生了误解。
29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他认为毛泽东这个方针是“冒险的”,很易被美英军识破,“拿蒋介石军队作类比,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一旦美英军向北推进,并建立一道道防线,你们突破防线就会付出巨大损失”。斯大林建议:“看来你们将要准备一次重大的战役,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局部机动,而是为了给美英军以沉重打击。”
斯大林一时无法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但长期与毛泽东并肩战斗的彭德怀却心领神会。彭德怀在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于5月30日起草了给人民军前线总指挥金雄的信, 6月2日转发给志愿军有关部门。彭德怀指出:
一、从历次战役来看,美英军还保存着相当高的战斗意志。以我们现在的条件,每次战役要求消灭其一两个师是困难的,即[使]消灭其一两个整团亦属不易。然而,伪军的战斗意志是薄弱的,一次消灭其两三个师,是可能的。把美英的战斗意志削弱到现在伪军的低度还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准备半年至一年)。……对美英军不拟组织全面的大战役,以兵团为单位不断组织小战役,争取一个军每月平均消灭美军一个整营(击伤除外)。……目前迫切需要改善运输条件,加强新兵训练,克服各种困难,准备长期作战是必要的。
二、我之优势是正义和人力,敌之优势是装备技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争取胜利的基本方针。由于我技术条件不如敌人,因此不能一次大量地消灭敌人,因此必须釆取削弱敌人,一股一股逐渐地消灭,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歼灭。
志愿军进行战略调整
6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同金日成在北京举行会谈,讨论了战争的方针问题,确定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一方面同敌人举行停战谈判,另一方面以坚决的军事行动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以配合谈判的顺利进行。
为此,中共中央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在军事上则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我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都好接受。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我们不怕,而且越打越强,但是也不是没有困难。会议在毛泽东同志的主持下,最后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
中央做出上述决定后,毛泽东又接见了志愿军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邓华和第38军政治委员刘西元、第39军军长吴信泉、第40军军长温玉成、第42军军长吴瑞林。邓华等是受彭德怀委托,回京向中央报告战场形势和请示今后方针的。
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首先接见邓华。邓华向毛泽东汇报了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拟讨论的几个议题,如对朝鲜战场形势的分析、对战争发展状况的估计,以及改善装备、改善后勤供应和轮番作战部队等等。
第二天,邓华又和几位军长、政委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在一间陈设朴素的办公室,邓华把他们一一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一边同他们握手,一边亲切地说:“同志们辛苦了!坐下,都坐下吧!你们从朝鲜前线回来,都是有功之臣嘛!”
待大家坐下后,毛泽东开始与他们亲切地交谈。当谈到朝鲜战场情况时,毛泽东说:“五次战役的实践证明,包围敌人后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当夜消灭敌人,否则,第二天敌人便会借助大量飞机的支援,或拼死固守,或空转逃走,使我们很难吃掉敌人。因此,歼灭战的胃口不能太大,不可能一口气吃掉敌人几个师的兵力……
“持久战是我们战胜日本侵略军的法宝。在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敌人的作战中,特别应当注意扬我所长,避我所短。持久,持久,消耗敌人,在打法上轮番作战,可以‘零敲牛皮糖’!我们一个军每次以干净彻底地消灭敌整个营为目标,积少成多,逐步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使其知难而退。”
接着,毛泽东高兴地告诉他们:“关于你们关心的装备改善问题——我们向苏联订购了100个师的装备大部已运到,高炮部队正在训练,不久可入朝。关于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问题,我们已经买了好几千辆汽车,交通改善了,供应也会好起来。还有轮换作战的问题,你们已经看到,有的军已接替,有些军正准备开进。现在,杨成武的第20兵团正在准备向朝鲜开进……”
毛泽东还向邓华和几位军长谈到朝鲜停战谈判问题。他说:“美国人在5月底,通过外交人员接触了苏联的马立克,提出愿意与我们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前几天,金日成同志来北京,我和周恩来同志与朝鲜方面就此进行了讨论。当然,我们如能再歼灭敌人更多的有生力量再谈,更为有利。但是,和平解放朝鲜问题是我们历来的主张,如果能以逐步撤退外国军队包括朝鲜的前途等问题为条件来谈判,我们也不宜拒绝。中央也开了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多数同志都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现在把敌人从朝鲜北部赶出去的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恢复战前状态,各方面都不丢面子。如果继续打下去,我们虽然可以逐步改善装备、增加力量、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对比,但是困难也不小。不过,美国方面提出愿意谈判也可能是缓兵之计,或是为了争取国际舆论。因此,我们必须有长期作战的准备,边打边谈……”(www.xing528.com)
6月13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已令邓华同志及其他四同志于15日动身回前方,中央各项重要决定由邓面告。”
邓华回到朝鲜后,于6月25日在空寺洞志愿军总部参加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有彭德怀、邓华、宋时轮、洪学智、韩先楚、解方、杜平、王近山、杨得志。
邓华首先传达毛泽东关于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指示。邓华在传达时指出:“战争既不可能速决,我们的作战指导就必须遵照中央指示,要有长期的打算和稳扎稳打的方法。一方面,我们在作战方法和人力、物力的使用上,要能持久而又能达成杀伤、削弱敌人,并能取得时间;另一方面,则应以最大的努力从战争中来改善我们的技术装备,加强炮兵(特别是防空与反坦克炮火)、坦克兵和空军的建设,生产军火,准备物资,改善供应运输,加强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斗志,团结敌后人民,发展游击战争等等。只有改善了这些条件并把敌人削弱到一定程度才能歼灭敌人。这是持久作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努力方向。”邓华要求志愿军官兵继续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打小歼灭战的思想,通过积小胜为大胜,逐步削弱敌人,最后达到战争胜利。
接着,邓华传达实行持久作战的方针:第一,关于作战地区。在敌军正面不增兵、侧后不登陆的情况下,坚持三八线和38.5度线。因为这一地区有利于我军集中和机动兵力;供应线短,可减少我军供应困难;地形有利于我军作战。
第二,关于兵力的安排使用。朝鲜三面环海、地形狭窄的特点,决定了兵力少了不够用(因需要适当兵力防守海岸),而兵力多了又展不开。故根据作战需要与供应能力,除特种兵外,以18个军分两批轮换为宜。第一线部署9个军于正面作战,第二线9个军分置于东西海岸及机动地区担任海岸防御和执行机动任务,另以2个军位于我国东北地区为总预备队。第一、二线部队每两三个月轮番一次。在朝鲜坚持作战一年以上的部队,因伤亡大、短时间难以恢复战斗力者,视情况可调回国内,另以新的部队替换。
第三,关于作战方式。大踏步进退的作战方式大大减少了,我军死守一地和攻击敌人坚固阵地也都不易,因此,今后的作战方式“是一种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形式,也就是积极防御与短促突击的作战方式”。
第四,关于歼敌的原则。根据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采取“零敲牛皮糖”战术歼灭敌人。
第五,关于前伸的目标。根据我军工作方法和能力,战线不宜远伸,应尽可能使敌来就战,诱敌前进于我有利地区。毛泽东指示:“打到三八线为止,不要超过南汉江、昭阳江而增多自己的困难,并要稳步进攻,一次攻不了作两次攻,进一步巩固起来,准备好了再攻,一次不打远了。”打到三八线为止,不仅供应上有利,而且在政治上来说也是有利的。
会议认真分析了朝鲜战争的形势,总结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实践经验,对如何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统一了认识,确定了作战指导原则和部署。
7月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
根据您“准备长期,争取短期”的方针,特将执行此方针的意见和作战准备报告如下:经过八个月激烈战斗,朝鲜战争是长期的,认识上更深刻。美国为维持东方和世界统治地位,依靠技术优势,不甘心失败。我步兵强,人员多,但运输极为困难。朝鲜地形狭窄,使我军作战受到很大限制。在我空军不能掩护交通运输和配合作战前,优势难以发挥有效作用。作战方面,在汉江、昭阳江以北及38.5度以南地段进行反复拉锯战,平均两个月进行一次较大规模反击战役。如此我以二十一个军以三番或十八个军作两番进行战斗,每月需补兵员三万,年需战费七至八亿美元。“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方针是完全必需的,是对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均有利的。
持久作战和停战谈判的准备
为了使全体指战员树立起长期作战的思想,志愿军政治部在部队中广泛进行树立长期作战思想的教育。由于第四、第五次战役未取得很大的胜利,在部队中普遍产生了厌倦战争长期性、艰苦性的思想情绪。
志愿军党委在1951年5月26日致中共中央并高岗的电报中,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电报指出:
根据各军反映,目前部队有些干部情绪消沉,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感到厌倦,认为没有相当的飞机、大炮、坦克的配合,很难甚至不可能大量歼灭敌人,埋怨飞机不出动、技术兵种未配合,对于四、五次战役未能取得很大胜利表示不满,相当普遍顾虑今后作战会更加困难,特别是顾虑供应的困难得不到解决,因而对战争胜利的前途表示怀疑,所谓战争无头苦无边。……产生上述右倾现象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战争很残酷,困难多且严重,以及一、二、三次战役打得较顺利,对美帝是一只纸老虎片面理解,产生和存在着轻敌和速胜思想。但自四、五次战役以来战争愈来愈残酷,看到战争不可能短期结束,同时志党委对战争的长期性未进行系统的深入教育。
针对上述情况,志愿军政治部向各部队发出《对长期作战思想教育的指示》。指示说,为了继续贯彻长期作战思想,必须在部队中加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基本教育,系统地说明战争的性质、前途、敌我条件、战略方针及作战方针等,并在思想基础上,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增加胜利信心,克服速胜情绪。
志愿军各部队随即广泛进行思想教育。通过深入教育,全军上下牢固树立了持久作战的思想,为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打下良好的思想基础。
1951年底,志愿军政治部颁发《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条例(草案)》,有力地推动了全军立功运动的开展。
为了便于机动和减少供应困难,防敌在侧后登陆,志愿军决定必须坚持在三八线至38.5度线地区,并在该地区构筑数道大纵深防御阵地。构筑阵地时,注意充分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将野战工事与要点的坚固工事相结合,采取纵深配备,为坚守防御作战创造必要的条件。
志愿军和人民军积极构筑防御阵地。至8月中旬,志愿军和人民军第一线阵地西起礼成江口,经五里亭(朔宁东北)、平康、登大里(金化东)、艾幕洞(杨口西北)、西希里(杨口北)、沙泉里(高城南)至东海岸高城,东西绵延250公里之防御工事已经完成,并构筑了第二线防御阵地。
与此同时,部队部署进行了适当调整。中线以志愿军第27军接替第20军的防务;原在西线的人民军第6军团调至化川里(通川西南)地区,以加强东线防御力量。为了贯彻轮番作战的方针,志愿军决定以20个军左右的兵力分批轮番作战。除以足够的兵力担任正面作战和分置于东西海岸与阳德、谷山地区进行休整训练并防敌登陆外,志愿军另以相当兵力置于中国东北地区作战略预备队。
志愿军第20兵团(辖第67、第68军)在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张南生率领下,于6月开始入朝,集结于东线元山以西地区,准备随时支援人民军作战或歼灭登陆之敌。
为保证志愿军空军以朝鲜境内的机场为基础配合地面部队作战,志愿军第23兵团(辖第36、第37军)在司令员董其武、政治委员高克林率领下于9月初入朝,担任修建朝鲜北部机场的任务。第50军军部和一个师也担任修建机场的任务。
为了加强后勤建设,中央军委做出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决定。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于6月成立,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兼任后方勤务司令部司令员、原前方后勤指挥部部长周纯全任后方勤务司令部政治委员、张明远任副司令员、杜者蘅任副政治委员。从此,在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领导下,开始全面加强后勤建设,诸如建设兵部运输网,改变原来的建制供应体制为以分部为单位划区供应到军和军以下仍按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等等。
为了改善交通运输,志愿军在后方铁路、公路沿线修建大量隐蔽仓库,囤积作战物资,并积极修建熙川至孟山、阳德公路,以及佳丽州至洗浦里、昌道里和法洞里至淮阳两条东西向公路。
这样,志愿军为坚持长期作战以及同“联合国军”进行停战谈判做了各种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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