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一书向来以“规模阔大，本末兼该”[121]著称，其体系之完备，内容之丰富，均为古代兵书中所少见。《六韬》在军事、政治、哲学思想等许多方面都有不少创见，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此，我们从以下九个方面着重对其军事思想进行评介。
第一，对战争性质与目的的深刻认识。在这个问题上，《六韬》较好地继承了早期兵家理论并有所发挥。如它认为：“故兵者，国之大事，存亡之道。”[122]这种战争观同《孙子·计篇》的有关论述是一脉相承的，但《六韬》更加明确地指出，战争是解决各种政治、经济矛盾的手段和形式，“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123]。因此，它认为那种“禁暴乱，止奢侈”[124]的战争有其合理性。
第二，以“文伐”为核心的“全胜”思想。《六韬》对《孙子》中倡导的“全胜”思想也有继承和发展。如《武韬·发启》云：“全胜不斗，大兵无创。”《龙韬·军势》也说：“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都是希望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甚至不经过交战就达到目的，即所谓“兵不接刃，而敌降服”[125]。《孙子》虽然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126]的“全胜”命题，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仅仅原则性地提出了“伐谋”“伐交”两种途径，语焉不详。《六韬》在这方面则作了许多具体而深入的阐述，建立起以“文伐”为核心的新的“全胜”理论。《武韬·文伐》中共列举了12种方法：
一曰：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奸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曰：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曰：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委听，顺命而合。彼将不争，奸节乃定。五曰：严其忠臣，而薄其赂。稽留其使，勿听其事。亟为置代，遗以诚事，亲而信之，其君将复合之。苟能严之，其国可谋。六曰：收其内，间其外，才臣外相，敌国内侵，国鲜不亡。七曰：欲锢其心，必厚赂之，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令之轻业，而蓄积空虚。八曰：赂以重宝，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重亲之积，必为我用。有国而外，其地大败。九曰：尊之以名，无难其身，示以大势，从之必信。致其大尊，先为之荣，微饰圣人，国乃大偷。十曰：下之必信，以得其情；承意应事，如与同生。既以得之，乃微收之；时及将至，若天丧之。十一曰：塞之以道，人臣无不重贵与富，恶危与咎，阴示大尊，而微输重宝，收其豪杰。内积甚厚，而外为乏。阴纳智士，使图其计；纳勇士，使高其气。富贵甚足，而常有繁滋。徒党已具，是谓塞之。有国而塞，安能有国？十二曰：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遗良犬马以劳之，时与大势以诱之，上察而与天下图之。
认为上述“十二节备，乃成武事”[127]。通过开展外交活动和实施军事谋略，以瓦解敌军的意志，使其不战自溃。
第三，对选择、创造和把握战机的特别强调。《六韬》认为，在战前准确地了解敌情，选择合适的战机，是为将帅者必须注意的作战原则，“胜败之征，精神先见。明将察之，其效在人”[128]。等到敌国出现天灾人祸的混乱局面时，就可以采取军事行动了，“必见天殃，又见人灾，乃可以谋”[129]。《六韬》还进一步阐述，要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去创造良好的战机。它在这方面介绍了不少卓有成效的战略战术，比如“至事不语，用兵不言”[130]、“夫先胜者，先见弱于敌而后战者也”[131]、“用莫大于玄默，动莫神于不意，谋莫善于不识”[132]等。《六韬》还强调，良好的战机往往是稍纵即逝的，一旦战机出现，一定要把握住，千万不能轻易地错过。《文韬·守土》形象地指出：“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龙韬·军势》也说：“善战者，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失利后时，反受其殃。”另外，《六韬》还谈及把握战机的适时、适度问题，如“善战者，居之不挠。见胜则起，不见胜则止”[133]等。
第四，对将帅作用的高度重视。在《六韬》中有多篇从不同角度专门谈到将帅问题，其重视程度之高，为先秦兵书中所仅有。《龙韬·奇兵》认为：“得贤将者，兵强国昌；不得贤将者，兵弱国亡。”那么，怎样才能得到贤将并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呢？《六韬》分几个层次进行了论述。
首先是认真地选择将帅。《龙韬·论将》中提出了“五材”，即“勇、智、仁、信、忠”作为贤将的五条标准，并且进一步解释说：“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其次是对将帅严格要求和考查：
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辞。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134]
通过这八个方面的观察，“则贤、不肖别矣”[135]。对于不称职的将帅，要坚决予以撤换：(www.xing528.com)
不知战攻之策，不可以语敌。……将不仁，则三军不亲。将不勇，则三军不锐。将不智，则三军大疑。将不明，则三军大倾。将不精微，则三军失其机。将不常戒，则三军失其备。将不强力，则三军失其职。[136]
诸如此类的将帅，绝对不能姑息。
再次是树立将帅的权威，临战给他们以随机应变进行指挥的权力。《文韬·兵道》指出：“凡兵之道，莫过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为使指挥权能集中到将帅手里，《六韬》建议，由国君将象征着军权的斧钺亲自授予将帅，将帅在受命之后，就可以“专斧钺之威”[137]，“能独专而不制”[138]，即使是国君本人，也不能对其过多地干预，“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139]。
最后是要求将帅身先士卒，起到表率作用。《龙韬·励军》中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将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名曰礼将。将不身服礼，无以知士卒之寒暑。出隘塞，犯泥涂，将必先下步，名曰力将。将不身服力，无以知士卒之劳苦。军皆定次，将乃就舍，炊者皆熟，将乃就食，军不举火，将亦不举，名曰止欲将。将不身服止欲，无以知士卒之饥饱。将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故三军之众，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高城深池，矢石繁下，士争先登。白刃始合，士争先赴。
第五，对军事后勤问题的关注。《六韬》中对齐国的军事后勤体制如人员配备、物资供给、粮秣征集等问题，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龙韬·王翼》在所列举的“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中，后勤人员占有相当比例，如“通粮”“方士”“法算”等都是专职的后勤官吏，他们分工很细，职责明确。《文韬·国务》告诫统治者，只有采取“薄赋敛”“俭宫室台榭”等措施，使“民不失务”“农不失时”，国家经济体制才能正常运转，军队所需的后勤补给才能得到保证。《文韬·六守》还建议，通过实行“农一其乡”“工一其乡”“商一其乡”等政策，发展多种经济，增强国力军力，创造“谷足”“器足”“货足”的良好环境。在各种后勤物资中，粮食的供给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六韬》中对此论述尤多，如“秋刈禾薪，其粮食储备也。冬实仓廪，其坚守也”[140]、“深沟高垒，积粮多者，所以持久也”[141]等，甚至对如何破坏敌军后勤补给，“绝其粮道”[142]，以及如何防止“敌人绝我粮道”[143]，也作了深入探讨。
第六，严明的军纪军法规定。在战场纪律方面，《虎韬·略地》提出：“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冢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得而勿戮，示之以仁义，施之以厚德。”这与《孙子》主张的“掠于饶野，三军足食”[144]相比要进步得多，与另一部战国兵书《尉缭子》所提倡的“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145]具有相同的时代特色。在对“赏”与“罚”的辩证运用方面，《六韬》也有独到之处。如《文韬·赏罚》云：“赏所以存功，罚所以示惩。”既然赏功罚罪是治理军队的重要措施，就必须予以严肃地对待，“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146]。《六韬》还强调执法必须打破等级的限制，“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147]。这样才具有典型意义，才能使大家心悦诚服，真正调动起将吏士卒们杀敌立功的积极性。
第七，先进的部队训练方法。《六韬》特别讲究“练士之道”[148]，即先根据士卒各自的特长编成不同的分队，然后再分别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训练方法为：“使一人学战，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学战，教成，合之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学战，教成，合之万人；万人学战，教成，合之三军之众；大战之法，教成，合之百万之众。”[149]这种以一教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系统正规的新式训练方法，在《吴子》《尉缭子》等兵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说明战国时期已在各诸侯国得到了推广，的确是军事训练史上的一个历史性进步。
第八，对各种战法的具体阐述。战国时代，各种新式的铁制兵器广泛投入使用，战争的规模和激烈程度都较前有了很大变化，对各种战法的研究也日益引起兵学家们的重视。在这方面，《六韬》作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阐述，“其篇幅之大，分析之细，范围之广，在前人的兵书中是绝无仅有的”[150]。例如，在谈到伏击战法时，它要求：“先战五日，发我远候，往视其动静，审候其来，设伏以待之，必于死地，与敌相遇。远我旌旗，疏我行陈。必奔其前，与敌相当，战合而走，击金无止，三里而还，伏兵乃起，或陷其两旁，或击其前后。”[151]设计得非常周密，实用性也很强。又如，《六韬》在谈到突围战法时，指出：“暴用之则胜，徐用之则败。如此者，为四武冲陈，以武车、骁骑惊乱其军而疾击之，可以横行。”[152]突出了一个“疾”字，符合军事学原理。再如，在谈到“以少击众，以弱击强”[153]的战法时，它提出：“以少击众者，必以日之暮，伏于深草，要之隘路。以弱击强者，必得大国之与，邻国之助。”[154]一旦与敌交战，则要“疾击其前，急攻其后；或击其表，或击其里”[155]，机动灵活，用兵神速，“敌人虽众，其将可走”[156]。在《六韬》中，还分别谈到了野战、林战、火战、山地战、险隘战、渡水作战以及攻坚战、运动战、奔袭战、歼灭战等多种战法，既有较高的理论价值，也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另外，《六韬》一书对作战中的各种队形、阵法也有较多论述，很有研究价值。
第九，对各兵种配合作战方法的总结。步、车、骑等兵种之间互相配合进行战斗，是战国时期军事行动的一大特色。对此问题，《吴子》《孙膑兵法》等兵书中都有论及，但《六韬》的论述是最为深入的。它指出：“步贵知变动，车贵知地形，骑贵知别径奇道，三军同名而异用也。”[157]这三个兵种的特点和作用不同，因而受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各异，只有合理地加以使用，才能扬长避短，发挥它们各自的作用。为此《六韬》总结出骑兵有“十胜九败”[158]，即十种可以获胜的情况和九种必然失败的原因，总结出车兵“死地有十，其胜地有八”[159]，强调为将帅者要“明于十害八胜”[160]，懂得趋利避害。各兵种之间能否巧妙地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对战争的胜负往往有很大影响，《六韬》论述说：“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置牛马队伍，为四武冲陈。望敌车骑将来，均置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退，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161]“车骑坚陈而处。敌人过我伏兵，积弩射其左右，车骑锐兵，疾击其军，或击其前，或击其后，敌人虽众，其将必走。”[162]这种战法显然来源于长期的战争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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