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某些作品评介或征引《孙子》时存在着误解
《孙子》在我国是一部家喻户晓的名著，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不仅相关的学术著作对这部兵法大作颇多涉及，而且在许多教学用书及通俗读物中也经常有很多评介或征引。
我们特别注意到，其中有不少作品在引用《孙子》的原文时出现失真甚至谬误，而有些在对《孙子》一书进行介绍、评价时的提法也不够客观准确。由于这些作品往往对初学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生具有较大的影响，对其中失真的引文和错误的提法，如果不及时予以澄清和厘正，必然会以讹传讹，形成误导。
以某版中学历史教材《中国历史》（第1册）为例。该书引用《孙子》的话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26]其实此句为误引。经查，原话应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出自《孙子·谋攻篇》，先彼后己，意为：既了解敌人，又了解自己，百战都不会被动。“知彼”与“知己”是密切相关的递进关系，只有做到“知彼”，才能更好地“知己”，才能对己方的情况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孙子》原文的表述将“知彼”置于“知己”之前，表达了对两者关系的独到见解，叙述的层次不应颠倒。
该书又评介说：“《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这部书是春秋晚期杰出军事家孙武写的。”[27]这段话中有两处重要的失误，第一处失误是把《孙子》说成是“世界上最早的兵书”，与史实不符。其实，在《孙子》成书之前，世界上已有不少兵书出现，仅从已知的中国兵书来看，在春秋中期以前就有《军政》及古者《司马兵法》等兵书出现。试想，如果没有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积累补充、丰富发展，又怎么可能形成像《孙子》这样成熟的兵书呢？应当说明的是，因为在《孙子》之前作成的兵书大都已经失传，保留下来的可能只有个别的篇章和零星的词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孙子》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比较完整的兵书。第二处失误是把《孙子》简单地说成是孙武写的，不够准确，这一点本书前面已多有论及，此不赘述。
（二）孙武的故里、墓址、族谱等问题争论激烈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孙武不一定能算作是纯粹的齐国军事人物，而孙武的故里、墓址、族谱等问题也不应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但是这些问题都或多或少地牵涉对《孙子》一书的评价和研究，这使得我们不能一概回避，置之不论。
近年以来，有关这几方面的论著、文章出人意料地急剧增多起来，其中除了对《孙子》研究的思路进一步拓宽、研究课题更趋于具体、细致的积极因素外，还往往有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微妙背景（当然情况各有不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甚至还出现了拉名人以壮声势、借学术图谋其他的现象。如果进行研究的心态不正、目的不纯，其成果结论又怎能客观公允，以理服人？这不能不使真正的史学工作者深感忧虑。
1.关于孙武的故里问题
自1988年以来，这个问题突然形成了热点，论争非常激烈。参加讨论的有从事先秦史研究、军事史研究、考古研究、历史地理研究以及新闻出版等方面的人士。在众多论著和数百篇文章中，各种观点互相辩驳、交锋，呈现彼此对立的态势。目前所见，最主要的有惠民说[28]、博兴说[29]、广饶说[30]、临淄说[31]、莒邑说[32]、大名说[33]、高唐说[34]等，其中尤以惠民说和广饶说影响最大。实事求是地看，由于所见文献及文物资料尚嫌不足，上述这些说法似乎还都仅仅是一家之言，难以完全驳倒其他观点而形成一致的认识。我们认为，目前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对此问题采用“模糊理论”，即在现有论据还不能得到最后确认，谁是谁非尚难以判定时，最好的选择就是暂时不作出最后的选择，放弃那些原地打圈圈的无谓争论，把精力转向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与此同时，要不断地注意搜集新的资料，积极地寻找继续前进的突破点，一旦条件成熟了，再启动新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
2.关于孙武的墓址问题
古籍中对孙武的墓址极少记述，只有《越绝书》中谈道：“巫门外大冢也，去县十里。”《后汉书·郡县志》引《皇览》云：“在吴县东门外。”明卢熊《苏州府志》引《吴地记》云：“在平门西北二里，吴俗传，其他名永昌。”后世虽不乏寻访者，然而都没有找到，其墓址遂成难解之谜。只有清代学者孙星衍说他曾于嘉庆五年（1800）在雍仓发现一座疑为孙武冢的古墓，当地人称作“孙墩”[35]。但是，他的这一说法既不能够发掘证实，也未得到学界重视。此后再无人提及此事。直到1988年，才有人重提孙武墓之事，一篇署名为胡建新的油印稿《虎丘、剑池与孙武子之谜》考证，《越绝书》在谈到孙武墓址的同时，还记有：“巫门外冢者，阖庐冰室也。”说明两人葬得近；而孙武墓即为“大冢”，说明葬得厚。由此，他推测道：“孙武与阖庐两人不可分，正像‘龙虎’这个概念……虎丘是否是一个既‘藏龙’又‘卧虎’的地方？”并一步提出：“发掘虎丘，完全可以期望看到剑与简。因此，最终揭开孙武之谜的可能性也比发掘任何一座春秋古墓要大。”这篇文章观点很大胆，但因其根据不足，似乎并未产生多少影响。连作者本人也感到没有什么把握：“这样瞎讲，有附会过甚之嫌。”其谨慎的态度还是可取的。然而，几年以后，彭洪松《破译〈孙子〉之谜》[36]一文的发表，使事态又有了新的进展。该文十分肯定地认为，杭州大学文学博士褚良才已经“解开孙武墓葬之谜了”，其观点是：“吴县市陆墓镇孙墩浜南之大冢为孙子墓冢。”他转引褚良才所写文章《孙子其人其族其墓考论》中举出的证据归纳为这样几条：其一，在孙墩浜村“河畔见到几个长满参天古柏的大土堆，最大的土堆竟有两三亩大”。“村中一位老人说：‘过去好像听说一个大土堆中埋有古代一名很会打仗的元帅，但名字记不得了。’”其二，“以巫门为圆心，依古制十里半径画一半圆，孙墩浜约距巫门4—5公里。而在这个半圆上，没有其他‘可疑’点”。其三，“从古音韵上考证。孙墩，即‘孙冢’”。这里新中国成立前有姓孙的，“但后来迁到苏州盘门外去了”。
此说突兀而起，而且言之凿凿，据报道已传到了日本学者服部千春那里，服部千春还因此赶去献花、鞠躬，这就使我们不能置之不理了。笔者仅据手边有限的材料，试对其上述“证据”略加辨析：
第一，该文所说的“大土堆”有几个之多，且历经数千年之久，难免不发生变化，如无文字记载及考古发掘为佐证，仅靠似是而非的口头传说，恐难以为凭。
第二，我们假定其所估算的距离和范围都没有误差（而真正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画半圆”的考证方法也并不十分科学，因为从事古史研究的人都懂得一个基本的定律，那就是言有易、言无难，现在在那个范围内没发现其他“可疑”点，并不等于能绝对排除这种可能性。况且从我们前面的介绍中可知，其他的“可疑”点还是可能存在的。(www.xing528.com)
第三，天下姓孙的支系很多，不宜轻易把谁视为孙武的后人。“孙墩”颇为费解，就算是“孙冢”的意思，也不能直接和孙武墓画上等号。
总之，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进行探索是可以的，上述几种观点均可作为一说，在吴县或其他地方进行纪念孙武的活动也无可厚非，但不应过早地下定论，更不应盲目地加以吹捧。至少上述彭文中所说的褚良才“为世界上争论了多年的孙子的身世和墓葬之谜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确实无可置疑，许多有关孙武的疑点顿然冰释”“摘下了孙子研究史上的一颗明珠”“被公认为发现孙武墓的第一人”等，是不够严谨和有违事实的。
3.关于孙武的族谱问题
这个问题在沉寂了多年以后，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突然热闹起来。据笔者所知，1991年以来声称找到孙武族谱的主要有四处：
第一处是据刘谷《〈孙氏族谱〉及孙膑里籍》[37]、孙志一、孙作川《孙膑故里与〈孙氏族谱〉》[38]、姚衍春《〈孙氏族谱序〉及其他》[39]等文章报道，在山东的鄄城和郓城于1991～1992年相继发现了几部内容不尽相同的《孙氏族谱》，它们被用来作为论定孙膑故里的主要依据。而其中一篇谱序说：“闻吾族姓，实孙武之裔。”这就与孙武直接挂上了钩。
第二处是据某些新闻媒体报道，1992年在江苏苏州有人宣称发现了孙武的族谱《家乘》。笔者为辨其真伪，当时曾先后托两位朋友前往调查联系。据友人函告，那本《家乘》藏于苏州南环新村一位离休老人孙乃钰的家中，但他不肯出示，并表明对外联系应通过一个名叫张维明的人。再进一步了解得知，张维明曾在苏州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当找到他时，他推托说该族谱无公开的必要，有价值的主要在它的序上。另外，他介绍：“该序及他的考证将发表在《吴地文化研究》上。”而《家乘》的“发现经过见《姑苏晚报》”[40]。
第三处是在本书前面提到的那篇《破译〈孙子〉之谜》中：“褚良才发现了几部孙氏宗谱。”“1995年底在吴县的横山岛发现了《甲山北湾孙氏宗谱》……上面明确记载孙武与孙膑并非祖孙关系，孙武是孙膑的曾祖父。”
第四处是孙政桥撰写的《孙膑是孙武第六代孙》[41]一文，他介绍说：“据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江苏溧阳孙氏宗谱》和镇江市丹阳县《竹园孙氏宗谱》的查核，孙膑是孙武的第六代孙——武、明、顺、机、操、膑。据暨阳《石佛孙氏宗谱》武生三子，即弛、明、敌……有人说膑是明之子，这显然是不可能，经过几代辗转，父祖鄄地落户，这是比较客观的。”
上述这四处来源中新发现或新被提及的众多“孙氏族谱”“孙氏宗谱”，虽然谁真谁伪不能最后定论，但至少不可能都是真的，它们之中即使有最为可靠的一种，但对于解开孙武的身世、族系之谜有多少直接的价值，实存在着颇多的疑问。我们从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情况判断，这些所谓的新发现要作为历史资料来对待和使用，似乎缺乏必不可少的有力证据和传承有序的可靠线索，尚难以令人完全信服。因此笔者认为，除非提出新的过硬的证据，否则在《孙子》研究中暂时不宜使用这些资料。
（三）《孙子》的版本及真伪之争
由于刘向《叙录》及其子刘歆所著《七略》现在均已亡佚，其中著录的《孙子》究竟是多少篇不得而知，而在《汉书·艺文志》中则记载：“《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那么，孙武所述的兵法著作究竟是《史记》中记载的“十三篇”，还是《汉书》中记载的“八十二篇”，古今学者多有争议。笔者基本赞同这样的说法：即孙武当时所述的兵法应为十三篇、五千余字。今见传世本大体保存了其原貌，近年出版的许多学者的研究专著中已有详细考论，可以参看。[42]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汉书·艺文志》的“八十二篇”似乎也并非无稽之说。在银雀山出土的竹书《孙子》中，除了与今本《孙子》相符的十三篇之外，又有《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佚文，其中或者有“孙子曰”的字样，或者有孙武与吴王问答的内容，似为孙武的弟子、后学对其思想言论所作的记录和注解，这些作品同孙武本人的兵法著作一起流传至汉代，极有可能被收入到“八十二篇”之中。
另外，1996年以后，有人写文章称，在陕西西安发现了“《孙武兵法》82篇”，且“它是根据周书汉简工工整整书理在宣纸上的隶书体兵书全文，共计141709个字”[43]。此文一出，反响甚大。已有许多学者撰文，举出十几条有力的证据，对此进行批驳和辨析。[44]经过一段时间论战后，目前学术界已基本上形成了一致的看法：所谓的“《孙武兵法》82篇”纯属伪造。与本书前面谈及的其他问题性质不同的是，对《孙子》全书内容公然造伪，甚至把伪品编入《孙武子全书》公开出版，对《孙子》研究形成的误导最为严重，其对广大读者的欺骗和在学术圈内产生的恶劣影响，都是不容低估的。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文化工作者，不应忘记自己的责任，轻率地利用传媒推波助澜、哗众取宠，是极为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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