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以后历代的公私目录书中对其均有著录。
有学者考订,西汉时期曾进行过三次大规模的兵书整理工作,“一定都包括了最重要的《孙子》一书。尤其是第三次,它对于传世本《孙子》篇名、篇次的排定,内容的厘正,文字的校订,具有重要意义。这次校书之事,由刘向总其成。他曾为整理校订后的书作叙录……可以推断《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著录《孙子》的第一部”[11]。笔者赞同上述说法,同时有几个问题需要附带说明:第一,在上述兵书整理工作中,“总其成”的刘向固然作用最大,具体负责校订兵书的步兵校尉任宏同样也是功不可没的。第二,东汉末年曹操所注《孙子》,是流传至今最早的注释本,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应予以特别的重视。第三,虽然自西汉以来《孙子》一书在历代均有著录,但是该书的正式定名则是后来的事了。
关于《孙子》一书的版本源流,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三大系统:
其一是《武经七书》本系统。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尉缭子》《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被编在一起,作为武官必读的军事教材,从此这七部著名兵书就被称为《武经七书》。宋本的《武经七书·孙子》是最重要的《孙子》版本之一,原为陆氏皕宋楼藏书,后为日本岩崎氏购得,收藏在静嘉堂。今有《续古逸丛书》的影印本。自宋代至清初,《武经七书》本《孙子》始终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历代注疏《孙子》者多据此本。在注解、研究《武经七书》本《孙子》方面影响较大的著作有:金代施子美的《武经七书讲义·孙子》、明代刘寅的《武经七书直解·孙子直解》、明代赵本学的《孙子书校解引类》、明代黄献臣的《武经开宗·孙子》、清代朱墉的《武经七书汇解·孙子》等。(www.xing528.com)
其二是“十一家注本”系统,即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最早著录于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宋史·艺文志·子部》所著录的三种《孙子》集注本都属于这个系统。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有上海图书馆藏本、1961年中华书局影印本、北京图书馆藏本等。十一家注本系统是学术界公认的特点鲜明、最富实用的《孙子》版本,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该系统的注本在社会上并没有广泛流行,远不如《武经七书》本系统影响大。直到清代孙星衍从《道藏》中抄出《孙子集注》并整理刊印,此后《孙子》的十一家注本系统才大行于世。
其三是汉简本系统,即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竹简《吴孙子兵法》。据有关文物考古工作者推断,汉简本《孙子》陪葬的年代在西汉建元元年(前140)至元狩五年(前118)之间,从字体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西汉文景时期。[12]从时间上看,汉简本《孙子》比早期著录该书的《史记》、《叙录》和《汉书·艺文志》要早几十年至二百余年。汉简本的整理版本主要有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和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子》,以后者为优。应附带提及的是,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还出土了一些《孙子》木简,也应归入汉简本系统。汉简本《孙子》与两大传本系统相比较,主要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可能更接近于孙武或其弟子后学手定的原本。第二,仅有篇名而没有书名大题。第三,部分篇名排列次序与传本有差别。第四,与《通典》《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的引文接近而与十一家注本差异明显。第五,残缺严重,不够完整。
今人在《孙子》的注释、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出版了许多整理专著。其中以吴如嵩的《孙子兵法浅说》、杨炳安的《孙子会笺》、吴九龙主编的《孙子校释》、李零的《孙子兵法译注》、黄朴民与赵海军编校的《孙子兵法集注》等较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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