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又被称为《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军事著作，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关于这部举世闻名的兵法大作的成书时代和述作者，是学术界聚讼千年的一大课题。古今学者提出过许多不同的观点，实际上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该书作成于春秋时代，其述作者是春秋末期由齐国跑到吴国的大军事家孙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该书作成于战国时代，其述作者是战国时代的齐国人（有人则断言为战国中期的大军事家孙膑）。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孙子》和《孙膑兵法》两书的竹简，而且正好可以和《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吴孙子兵法》《齐孙子》分别对应。这一重大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延续千年的谜团，使《孙子》一书作于战国孙膑之说不攻自破。但是，重要的分歧似乎并未因此而得到全部解决，对某些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
关于《孙子》的作成时代和述作者问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汉墓竹简两《孙子》的出土不能完全解决《孙子兵法》的作成时代问题，从该书所反映的战争规模、军事思想、体裁形式等方面来看，不是孙武亲著，而是经过长期整理，成书于战国中期的齐国[5]；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从《孙子》书中“仁”的思想倾向、同政略融为一体的战略概念以及所反映的军事制度、作战形式等方面分析，该书应作成于春秋末期。[6]
我们认为，对此问题应当进行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辨析。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应承认该书的本源来自春秋时代由齐国跑到吴国的大军事家孙武。《孙子》十三篇的基本内容也作成于春秋末期，其述作者可能是孙武本人及其弟子。这部兵书是在吴国最早公布于世的。这样说的依据是：
第一，孙武的事迹在先秦文献中有所反映，如《吕氏春秋·上德》中有“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的记述。汉代高诱注曰：“孙吴，吴起、孙武也。吴王阖庐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又如《尉缭子·制谈》中评论：“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武子即指孙武。除此以外，在《战国策》《韩非子》《黄帝内经》等典籍中也有孙武的记载。
第二，《史记》本传中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明确指出了春秋末期的齐人孙武是该兵法的作者。
第三，《孙子》书中所反映的作战方式与春秋末期南方地区吴、楚、越等国军队的战争实践相吻合。[7]
第四，《孙子》一书的语言风格也带有春秋时期的某些特点。例如在行文中单称“仁”字而没有将“仁义”作为一个概念连用。而在战国兵书中经常涉及的骑兵作战和城市攻防战，在《孙子》书中也未曾提到。(www.xing528.com)
第五，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出土的○233号竹简上明确写着“吴王问孙子曰”，这个“孙子”应指春秋时期的孙武无疑。
第六，《汉书·刑法志》中有“吴有孙武，齐有孙膑……皆禽敌立胜，垂著篇籍”的评述，证明孙武的确在吴国曾“垂著篇籍”，有兵法传世。
但是，在承认孙武本人的述作者身份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否认有这种可能性：战国时人在传抄、整理《孙子》时，对其个别词句和段落有过补充。有学者考证，今本《孙子·用间篇》中“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一段文字，与全书“舍事而言理”的基本风格相悖，疑系后人窜入。[8]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子》一书除了带有以吴、楚、越为核心的南方军事文化的深深烙印之外，与齐文化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9]作为春秋时期齐国名将田书嫡传后人的孙武，从各个方面都与齐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军事理论素养在相当程度上是滋润于齐国大地的。换言之，齐国悠久的军事文化传统对《孙子》的出现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是孙武述作这部不朽兵学著作时主要的思想源泉之一。
另外，《孙子》之所以能在后世广为流传、发扬光大，受到兵家各学派的格外推崇，被奉为兵学经典，并且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能够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笔者认为，在越国灭吴之后，孙武的后学弟子将其兵法著作辗转带回故乡齐国并加以整理是完全可能的。对这样一部含有高深军事理论的兵法大作进行传授、讲解乃至整理、研究并非易事，需要有一批具备相当军事理论修养的人才才能胜任。齐威王在位时的齐国集中了许多这方面的人才，而且为了富国强兵大力发掘兵学遗产，齐威王不可能不对这部出自田氏学者之手、足以使齐国人自豪的军事著作感兴趣，他组织人力对其进行某些整理是顺理成章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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