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丰富的战争实践起到了促进作用
齐威王在位时期,齐国有十分丰富的战争实践。据史书记述,在此期间齐国军队曾与秦、楚、赵、魏、韩、鲁、燕、卫等国发生过大小战争数十次。无论是战略决策的确定,还是战术组合的实施,无论是军事谋略的设计,还是武器装备的运用,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总结,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可以汲取。其中同魏国之间进行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两次战役,都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成功战例,齐军统帅高超的指挥艺术很有特点,可以给后世用兵者以深刻的启迪,对军事理论的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不同的兵学流派在齐国形成
齐威王时代,稷下学宫兴旺发达,吸引了各家各派的学者。在宽松的气氛下,大家云集于此,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发表不同的观点。由于齐国悠久兵学传统的熏陶和齐威王对军事问题的重视,稷下先生中的兵家学者不仅数量很多,而且理论水平较高。他们或演讲辩驳,或著书立说,利用各种机会向威王献计献策,阐述各自的学术见解。他们彼此间既相互竞争,也相互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齐文化特色的一些兵学流派。后人对这些流派有不同的划分标准,有人将其分为道兵家、法兵家等,也有人将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等,还有人将其划分为太公—《六韬》学派和孙武—孙膑学派等。上述这些划分是否科学准确,我们姑且不论,但这些兵学流派此时在齐国开始形成毕竟是客观事实。不同流派的兵家学者之间展开百家争鸣,竞相出谋划策,共同为齐国的强盛而努力,这是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特殊历史现象,它对齐国乃至整个战国时代军事理论飞速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三)一批新的军事著作出现
齐威王在位时期,对传统军事文献的大规模整理、研究和军事人才的高度集中,促成了一批新的军事著作的产生。这些成果进一步丰富了先秦军事思想的宝库,同时也为齐国统治者治国强兵、进行军事改革以及指挥作战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这一时期问世的兵书,当首推《孙膑兵法》(即《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齐孙子》)。该书自东汉末年以后失传,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其提出过种种质疑,直到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同时出土了《吴孙子兵法》与《齐孙子》两部兵书的残简,才使学者对《孙膑兵法》的怀疑基本得到了解决。从该书残简的内容来看,虽然某些篇章或段落有可能被孙膑的弟子及后学整理过,但全书无疑是对孙膑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的直接记述和总结,应该算作他本人的作品。(www.xing528.com)
这里还应提到《子晚子》一书,虽然该书现已亡佚,但我们从有关记载中还能发现一些线索。《汉书·艺文志》“杂家”类中著录有“《子晚子》三十五篇”,班固注曰:“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学术界一般认为,杂家学派是在战国中期才正式出现。既然《子晚子》一书的作者是战国时期“好议兵”的齐国人,它的内容和时代特征又与齐威王时正式成书的《司马法》接近,那么笔者推测,《子晚子》的作成,当亦与兵书迭出的齐威王时代不无关系。
另外还应谈一下《管子》。该书是托名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管仲所作的一部先秦巨著,其中有12篇主要谈的是军事问题,当为齐国兵家的著作。关于这些篇章作成的时代,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系战国时代陆续写成于稷下学宫。[121]如果这个说法正确的话,我们即使还不能明确指出每篇的具体作者和成书时间,但我们认为,《管子》中谈兵诸篇的陆续出现,与齐威王时代所倡导的重视军事的传统、所开创的大规模研究兵法的局面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是毋庸置疑的。
(四)齐威王本人也是军事家
齐威王统治时期,在他周围之所以聚集了这么多的军事人才,齐国的军事理论之所以取得如此重大的发展,除了我们前面所谈到的诸种原因外,还应该特别说明的是,威王本人也是一位内行的军事家。史书所载他与田忌赛马[122]的故事以及他与邹忌相见时“去琴按剑”[123]的故事,从不同侧面说明齐威王熟练掌握挑选战马、鼓琴、击剑等技艺。他不仅惯于骑战,多次亲率大军出征或与其他诸侯会盟,而且熟读兵法,具有一定的军事理论水平。他向兵家学者们所提出的军事问题,往往是比较深刻和切合实际的,连孙膑都承认齐威王是一位“几知兵矣”的“明君”。[124]
齐威王在位时期,在军事上取得“战胜于朝廷”[125]、“最强于诸侯”[126]的巨大成就,绝不是偶然的。比他稍早的魏文侯、与他同时的秦孝公以及比他稍晚的赵武灵王等富国强兵的明君,也都无一不对军事问题给予特别的重视,这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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