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穰苴治军的几个主要特点
1.敢劝谏刚直不阿
司马穰苴被破格提拔为将军之后，曾一度很受齐景公的赏识，但他面对景公的不检点行为绝不随波逐流、阿谀苟顺，而是刚直不阿，敢于站出来犯颜劝谏。如前所述，当齐景公想到晏婴家饮酒作乐被拒绝后，下令：“移于司马穰苴之家。”[78]司马穰苴没有利用这一机会迎合国君，趋炎附势，为自己谋取高官厚禄，他“介胄操戟立于门”[79]，对齐景公的错误言行给予了义正词严的批评规劝。其作为一位军事家所应有的凛然正气和人格风范，令人钦佩。
2.斩权臣严肃军纪
司马穰苴深深懂得，一支军队如果没有严明的纪律，是不可能打胜仗的。因此，他时刻把严格管理、以法治军当作头等重要的大事来抓。据记载，司马穰苴受命率军抗击燕、晋军队入侵之前，曾向齐景公请求说：“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80]于是景公答应了他的请求，派自己的宠臣庄贾作为监军一同前往。司马穰苴告别了齐景公后，与庄贾约定：“旦日日中会于军门。”[81]第二天，司马穰苴提前赶到军中，“立表下漏待贾”[82]。而庄贾则倚仗着国君宠信，一向傲慢，以为自己身为监军，可以晚到，所以心里根本没有着急。亲戚朋友和手下官吏为了奉承他，都来送行，庄贾就留下来同他们饮酒。到日中时庄贾还没到，司马穰苴就放倒木表，停掉“滴漏”，进入军营，集合队伍做出征的准备，并向官兵们宣布了作战任务和有关纪律。部队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到了傍晚时分，庄贾才来到军营。当司马穰苴责问他“何后期为”[83]时，庄贾还强词夺理地说：“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84]司马穰苴愤怒地谴责了庄贾的行为并驳斥了他的辩解，“召军正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85]庄贾这才害怕了，马上派人报告齐景公，想请国君救他。但没等去的人回来，司马穰苴就先斩后奏，“于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栗”[86]。通过这件事，司马穰苴在将吏士卒中树立起了威信，也使齐国军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3.与士卒同甘共苦
司马穰苴对违犯军纪的权臣执法如山，毫不徇情，而对广大士卒倍加关心，与之同甘共苦。在行军途中，司马穰苴常常深入到部队中间，对于士卒们住宿、饮食、医疗等方面的情况，他都要亲自过问，出现问题尽量及时予以解决。他还把属于自己的食物及生活用品拿出来与最下层的士卒们平分共享。经过这样三天的行军，司马穰苴与大家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赢得了将士们的钦佩与尊敬。当作战开始时，齐军士气高昂，人人争先，军容军威给敌军以巨大的震慑力，使之不战而退。
4.为国家不谋私利
春秋时代，随着军事制度的演变，特别是军事领导权下移趋势的不断增强，在各诸侯国中经常出现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国君对统兵将帅心怀疑虑，不肯把军权真正交给他们，通过屡屡撤换将领或在将帅出征时委派监军等手段加以牵制。如此，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挫伤这些将帅指挥训练与作战的积极性，使该诸侯国的军事指挥系统缺少活力，在战争中很少能够机动灵活，出奇制胜。另一种情况则是，国君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了统兵将帅。这样，虽然军队作战或训练时，布战和指挥的效率提高了，将帅们的用兵韬略和指挥才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但由于这些将帅手里的权力过大，其中有些素养差、私心重的将帅就容易产生政治野心，利用军权谋取私利。(www.xing528.com)
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从整个春秋军事史来看，上述两种情况的出现都不在少数。实际上，司马穰苴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统兵为将的。但是，司马穰苴没有居功自傲，以权谋私。例如，在他出征大获全胜、率军凯旋时，“未至国”即“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邑”[87]，主动解除兵权，使武器入库，士卒归营。这充分体现出了司马穰苴在那个时代作为一名真正的军事家，为国家不谋私利的崇高境界。
（二）从有关记载看司马穰苴的军事思想
由于直接记载司马穰苴的史料有限，所以现在已很难全面详尽地研究评价其军事思想了。虽然在流传至今的《司马法》一书中可能保留有司马穰苴的一些言论，但毕竟难以具体划分。对该书我们将另作专门探讨，在此只根据司马穰苴本人用兵的有关记载，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其军事思想作一简要评述。
为将忘我的献身精神。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家，如果没有身先士卒的超凡勇气和置生死于度外的献身精神，就很难在两军对垒、刀兵相向时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司马穰苴之所以被齐景公破格任命为将军，除了他有渊博的军事知识外，还因为在他身上具备一种为将忘我的献身精神。他批驳庄贾的那段话，即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于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于君，何谓相送乎！”[88]这种可贵的精神，不仅是司马穰苴军事思想中重要的内容，也是齐国军事传统中闪光的组成部分。
“文能附众”的指挥艺术。为将帅者在指挥作战时，如何让广大士卒心悦诚服，能否使全军上下同仇敌忾，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胜负。司马穰苴在处理与士卒的关系方面具有值得总结的高超指挥艺术。晏婴在向齐景公推荐司马穰苴时即指出，“文能附众”是其为人用兵的两大特点之一。而司马穰苴本人在受命为将、率军出征之前，也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89]当作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来处理。他“附众”的主要方法是使士卒畏威怀德。所谓畏威，就是通过“申明约束”[90]和严格执行军法，斩违法者“以徇三军”[91]，使“三军之士皆振栗”[92]；所谓怀德，就是通过与广大士卒同甘共苦，赢得大家的信任与尊敬，使“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93]。
不战而胜的威敌方略。司马穰苴的用兵方略，追求的是“武能威敌”[94]、不战而胜的最高境界。在面临“敌国深侵，邦内骚动”的危急形势时，他既不是畏敌如虎、按兵不动，也不是贸然出兵、与敌决战，而是先稳定内部，整顿军纪，提高士气，“而后勒兵”[95]。经过充分而周密的战前准备后，再果断地挥师向敌军进击，使之闻风丧胆，措手不及，“晋师闻之，为罢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96]。司马穰苴抓住有利战机，“于是追击之，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97]，使自己付出最少的代价，而取得最多的战果。
“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98]如何巧妙地处理好同国君的关系，是当时为将帅者面临的一大课题。司马穰苴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其核心思想是：“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当齐景公派使者持节赦免庄贾时，司马穰苴拒不服从，不但立斩庄贾于军前，而且以擅闯军营的罪名追究国君使者的责任。这充分表现出他在关系到战争胜败、国家存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原则、绝不妥协的大无畏精神。同时我们注意到，司马穰苴对国君并不是一点情面没有，在一些无关大局的问题上，他还是注意维护国君权威的。如齐景公的使者擅闯军营，依法当斩，而“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徇三军。遣使者还报，然后行”[99]。又如战争结束以后，他及时自解兵权，率全军向国君宣誓效忠后再入城。这样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和阻力，有利于军务的正常执行。在春秋时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司马穰苴这种“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的思想，是非常有益和弥足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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