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征兵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战国时期，出于兼并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进一步扩大了征兵范围，导致了一系列新的征兵措施的出现。
首先，废止了等级征兵制，取消了对当兵者身份的限制。战国时期“国”“野”之间的界限已不复存在，一切适龄、适役的人都要服兵役，农民成为封建军队的主要兵源。随着县制的逐渐完善和郡的陆续设置，各诸侯国大都实行了郡县制之下的普遍征兵制，齐国也不例外。
其次，服兵役的年限有所扩大。据《周礼·地官司徒·乡大夫》记载：“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孙诒让《周礼正义》认为，“六尺”可能就是15岁。据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编年纪》所载，秦国凡是爵位自不更以下、年龄15岁以上的男子都有被征调服兵役的义务。[122]可见战国时期服兵役的年龄一般为15～65岁。但是遇到特别紧急的军情时，则可能打破年龄限制进行征兵，“大抵战国之制，胜甲以上皆籍为兵”[123]。有时连15岁以下的少年也要被征发，如《战国策·楚二·楚襄王为太子之时》记载，楚大司马昭常防守楚国东部地区时，曾警告齐国使者说：“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这里所谓的“五尺”，应该指小于15岁的少年。齐国服兵役的年限史无明记，但大体上与其他国家相仿，从苏代谈论齐国兵役所说的：“今济西、河北尽已役矣，封内弊矣。”[124]我们即可以看出齐国大量征兵的事实。而《管子·乘马》中出现“童五尺”的习用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齐国有征用15岁以下少年的事实。
再次，大量征发妇女从军。在以郡县征兵制为表现形式的普遍兵役制条件下，不仅大量男子要从军入伍，适龄妇女也要登入军籍，编入行伍：“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125]战国时期的女兵主要参与后勤辎重、粮秣的运送和防守城池的战斗。《墨子·备穴》说：“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同书《备城门》也记有：“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商君书·兵守》也记载：“守城之道……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尉缭子·守权》中则有“若彼城坚而救诚，则愚夫蠢妇，无不蔽城尽资血城者”的议论。这些记载说明，战国时期妇女从军作战已成为比较普遍的事实。在齐国，也有妇女入伍参战的具体事例，如《史记·田单列传》记载，在公元前248年的即墨之战中，齐将田单曾将自己的“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并使“老弱女子乘城”。
征兵范围的急剧扩大，加重了包括齐国在内的各诸侯国人民的负担。如果说春秋以前当兵是国人权利和义务的结合，那么战国时期的兵役却很少有权利和光荣可言，而变成了一种单纯的义务。
（二）大规模扩军及其相关问题
1.战国时期齐国军队的兵力
战国时期，征兵范围的扩大导致了各国军队数量的急剧增加。由于各国疆土面积、民众数量各不相同，影响到各国的兵额多寡不一。战国七雄的兵力随战争形势的发展也在不断变化着，但总的趋势是日益增多。从《战国策》《史记》等书有关内容的记载中可知各国兵力的大概情况。(www.xing528.com)
秦国：可征军队百余万人，战车千乘，战马万匹。楚国：可征军队百万人，战车千乘，战马万匹。赵国：可征军队数十万人，战车千乘，战马万匹。魏国：可征军队六七十万人，战车六百乘，战马五千匹。齐国：可征军队数十万人，战车、战马数目不详。燕国：可征军队数十万人，战车七百乘，战马六千匹。韩国：可征军队三十万人左右，战车、战马数目不详。七国可征的总兵力达到了五百万人左右，这在战国时代是非常巨大的数字。以上记载虽然只能作为参考，但与实际情况不会有很大差距。其他一些资料也可以对这些数字起到某种印证作用，如《战国策·齐一·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记载，苏秦对齐宣王说：“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说明仅齐都临淄一地即可征发二十余万士卒参战。
2.齐国大规模扩军的原因
第一，进入战国以后，东周王室在政治上已经起不了多大作用，列国间所进行的战争，也由过去的争霸演变为以兼并土地和人口为目的的统一战争。频繁而旷日持久的战争，需要不断地补充兵员。齐国在战国中后期参加的战争相对较少，扩军的幅度在战国七雄中也不算太大，但为了与列国相抗衡，也不得不保持一支强大的军队。
第二，战国时期的人口总数比春秋时期又有了较大的增长，而且经过多年的诸侯兼并，战国七雄中包括齐国在内的每个国家所能动员的人力物力都远远超过了春秋时期的任何一个大国，再加上征兵制度的巨大变化，导致了各国军队可征人数的突增。
第三，各种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水利灌溉工程的开凿兴建，农业生产新技术的普及和农作物产量的提高，科技的进步和手工业的发展以及生产关系领域的重大变革，特别是商业的发展和鱼盐之利的开发，使齐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也为其庞大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衣食补给提供了保证。
第四，各种后勤保障制度相继建立起来，《六韬·龙韬·王翼》所述齐国国君的“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中，就有后勤职官八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战国七雄竞相扩军固然是当时的潮流，但各国并非都愿意在每次战争中投入大量的兵力，因为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当时兵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在注重富国强兵的同时，也开始提倡在战争中以少胜多，精兵慎战。如《尉缭子》全书中精兵思想贯穿始终。齐国一些有识之士对精兵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六韬·豹韬·少众》分别阐述了在两种情况下，如何“以少击众，以弱胜强”。它认为如果地形有利又有外援，应“以日之暮，伏于深草，要之隘路”；如果地形不利又无外援，则应“妄张诈诱，以荧惑其将，迂其道，令过深草，远其路，令会日暮。前行未渡水，后行未及舍，发我伏兵，疾击其左右，车骑扰乱其前后”。《太平御览》卷三一一引《六韬》佚文中，也有“凡以少击众，避之于易，要之于险，避之于昼，要之于夜”的论述。因此，我们只有辩证地看待战国时期齐国在总体上大规模扩充军队和在具体战争中力求精兵，才能对这个问题的发展演变有一个全面而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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