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军事史：领导体制特点

（一）军事领导权的高度集中

历史进入战国时期后，各诸侯国先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法改革。^[86]国家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相应地也使军事领导权高度集中到国君手里。各诸侯国的国君是本国军队的最高统帅，高、中级将吏的任命都必须经过国君的批准才算合法，战争的决策权和军队的调动权也完全控制在国君手中，各级将帅则负有领兵作战的职责。

这种高度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是和战国时期各国普遍实行的官僚体制相配套的。文武官吏都凭国家发给的玺印行使职权，免官即失去玺印，丧失职权。在这种体制下，春秋时期经常出现的军政大权被有势力的卿大夫所分割的局面，在相当程度上得以避免。而俸禄制及军功爵制的实行，则使将吏和士卒对新的军事体制持比较拥护的态度，使军事领导权的高度集中得到了切实的保证。国君对各级军事指挥官均有生杀予夺的全权。秦国著名将领白起的遭遇，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国君集中行使军权的另一典型现象，莫过于“符节制度”的普遍实施，即当军队出征作战时，国君用“符”与“节”加以控制。“符”指兵符，多作伏虎形，上有铭文，刻有发兵的规定，可分为两半，底有合榫。左半边授予统兵在外的将帅，而将右半边留在国君处。^[87]“节”呈竹节状，作为通行证件常与兵符一起使用。每当面临战事、需要调兵遣将时，国君就派使者持兵符的右半边与统兵之将联系。除非这两半边的兵符能够完全吻合，否则任何人不得擅自调动50人以上的军队。^[88]

在军事领导权的高度集中方面，战国时期齐国的情况与其他诸侯国基本相似。据《战国策·齐一·成侯邹忌为齐相》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等史料记载，齐国的著名将领田忌曾率军取得了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的胜利，战功卓著，地位显赫，且手握重兵在外。但他与大臣邹忌不和，在邹忌等人的挑拨下，齐王误认为他要谋反，田忌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齐王并不费多少气力就剥夺了他的兵权，迫使他逃奔到楚国。这件事的发生固然有其特殊原因和复杂的背景，但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齐国国君对军队的控制程度。

（二）将军临战受命制(www.xing528.com)

军权的集中，有利于战争的统一决策。但由于国君对军队的控制越来越严密，对将帅的掣肘过多，而国君本人又一般不亲率军队作战，这就容易造成指挥上的脱节，挫伤将帅临阵指挥的积极性。上述矛盾在战争异常激烈的战国中后期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在各诸侯国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包括齐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实行了可以称之为将军临战受命的制度。具体做法是，指挥作战的将军出征前，必须由国君亲自任命。国君要“先谋于庙，行令于廷”^[89]，举行隆重的仪式，“君身以斧钺授将”^[90]，以使这位将军所发布的军令具有合法性，同时也是借此机会让将军向国君表示效忠。而一旦国君把象征着权力的斧钺授予他，将军就有了一些在战场上独立进行指挥的权力，甚至握有对各级将吏生杀予夺的大权，即所谓“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91]。这样做的结果，使得军队的调动权与指挥权在一定程度上分离开来，既确保了君权对军队的控制，又使“将能立威”^[92]，调动了统军将帅临阵指挥的积极性。在齐国，也有许多将军临战受命的事例，如：《战国策·齐一·秦假道韩魏以攻齐》记载：“秦假道韩、魏以攻齐，齐威王使章子将而应之。”又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述，韩国在魏国军队的大举进攻下，“五战不胜，而东委国于齐。齐因起兵，使田忌、田婴将，孙子为师”。在著名兵书《六韬·龙韬·立将》中，对将军临战受命的仪式有非常详细的描述，这也在一定程度反映了战国时期齐国的现实情况。

（三）武官系统的独立

由于战国时期战争方式的变化，军事思想的高度发展，常备军的普遍建立以及军事训练的经常化等，都需要大批有一定的军事知识、指挥才能和作战经验的专业将吏，这就促使各诸侯国相继建立起独立的武官系统，实行了将、相分职。^[93]齐国是武官系统独立较早的国家之一。早在春秋末期，齐国的将与相就有逐步分职的趋向，并曾出现某些专职的将军。^[94]至战国前期以降，将、相分职已成定制，如齐威王在位时，邹忌为相，田忌为将，职责分得很明确。正如《六韬·文韬·举贤》所说的：“将、相分职，而各以官名举人。”

从总体上说，战国时期除楚国外，各诸侯国军队中都有“将军”“尉”等官职，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多以“大将军”为最高武官。^[95]在大将军以下，各国的其他武官设置各有特点。由于史料缺乏，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战国时期齐国的武官仅有“帅”^[96]、“将”、“师”^[97]、“司马”^[98]等。值得注意的是，齐国在武官系统中还划分出作战、参谋、通讯、侦察、训练、工兵以及后勤补给等不同的军事机构。^[99]

战国时期各国的专职武官平时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战时则奉命率军出征，指挥作战，他们同文官一样不一定是贵族，一般也很少再获得封邑，而是食封建国家的“俸禄”。应该说，文武分职、武官系统独立对于健全和巩固高度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将帅基本上无权过问政事，这就有力地保证了国家政治权力的独立和集中，也保证了国君本人对军事决策的有效控制。同时，实行这种规定亦有利于按照才能和军功对武官进行升降任免。武官系统的独立是我国军制史上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