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军事史：春秋时期兵役制度及变化

（一）“国”“野”界限的缩小和征兵范围的扩大

恩格斯说过：“公共权力在这里体现在服兵役的公民身上，它不仅被用来反对奴隶，而且被用来反对不许服兵役和不许有武装的所谓无产者。”^[48]春秋前期，包括齐国在内的许多诸侯国仍然保留着西周以来“国人”当兵、“野人”（庶人）不当兵的传统。这种传统的形成，与长期以来“国”“野”之间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等密切相关。春秋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这种传统界限被逐步打破了。

首先，日趋频繁、激烈的战争使“国人”的兵役负担过于沉重，兵源问题日渐突出，不能不设法从“野人”（庶人）阶层中去寻求解决。

其次，社会经过了相当长时期的持续发展之后，人口增加很快，各处的居民点更加密集，“国”“野”间有了较多的相互交往与渗透。“野人”（庶人）的政治地位虽然还低于“国人”，但他们的经济地位已经与“国人”很接近了。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诸侯国纷纷废除了只有“国人”才能当兵的特权，扩大了征兵的范围。齐国是这方面改革较快的国家之一，在齐桓公、管仲时代开始推行的军政改革，加快了这一进程的实现。齐桓公、管仲以及其后的齐国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采取的“参其国而伍其鄙”的措施，促进了“国”“野”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并使其制度化。而实行“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49]的政策，则进一步提高了“野人”（庶人）的地位，那些“野鄙”中有才能的人，也有机会服兵役甚至当甲士。这就使齐国的兵源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军队得到了大幅度扩充，也导致了军事制度上的一系列变化与进步。

“野人”（庶人）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当兵的合法资格后，其社会地位又得到了提高，在各个方面与“国人”的差别缩小，到后来终于逐渐地合而为一了。

（二）军赋的改革和“赋役合一”政策

军赋，是一个国家的军事行动得以正常进行的经济保障。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实行的军赋制度不仅复杂多样，而且是动态多变的。从总体上来看，春秋前期，由于战争的规模相对较小，战争持续的时间有限，各国间的军事行动也不很频繁，军费的需求还不算太大。^[50]所以这一时期内军赋的征收与西周时期相比，并无多少差别，仅向有资格当兵的国人征收军赋，“野人”（庶人）则只需缴纳其他租税而不缴军赋。(www.xing528.com)

春秋中期，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军费需求的剧增，各诸侯国先后打破了“国”“野”的界限，进行以调整军赋征收方式及扩大征收量为核心的军制改革。在这方面晋国率先迈出了第一步。公元前645年（晋惠公六年），“晋于是乎作爰田。吕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忧，惠之至也，将若君何？’众曰：‘何为而可？’对曰：‘征缮以辅孺子。诸侯闻之，丧君有君，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劝，恶我者惧，庶有益乎！’众说，晋于是乎作州兵”^[51]。晋国“作州兵”之后，在军事上收到了实效，兵源充足，军费增加，得以长期称霸中原。继晋国之后进行类似的军制改革的还有：鲁国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十五年）实行的“初税亩”以及公元前590年（鲁成公元年）的“作丘甲”^[52]、楚国于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实行的“量入修赋”^[53]、郑国于前538年（郑简公二十八年）实行的“作丘赋”^[54]，等等。

上述这些改革的共同特点是：除打破了过去只准“国人”当兵而不让“野人”（庶人）当兵的旧制外，还以经济改革促进军制改革，开始向“野人”（庶人）阶层征收军赋，并且逐渐把军赋与兵役联系起来，采取实质上的“赋役合一”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在扩充军队的同时扩大国家的经济来源，以应付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

从时间上看，齐国的军制改革进行得比较早，但在赋税征收与兵役制度结合的程度上，尚不如上述一些诸侯国彻底。同其他国家相比，春秋时期齐国的军赋制度也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齐国配合“参国伍鄙”制实行了“相地而衰征”政策，即对全国的土地进行普查后，按土地质量的好坏收取实物，使土地租赋的收入可直接提供军需之用。

第二，为了保证军费开支，齐国统治者根据本国商业、手工业较为发达的情况，征收名目繁多的赋税，特别是在各国中首创的盐铁专卖制度，开辟了两条极为重要的财源。总之，齐国是春秋时期兵役制度改革较早的国家，其赋税征收政策也极有特点。虽然在二者的结合方面，齐国比晋、鲁、楚、郑等国落后，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军事大环境的变化，军赋制度改革的继续深入是必然趋势，“赋役合一”政策在齐国也逐渐得到了较好的实施。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相继进行的兵役制度和军赋制度方面的改革，是以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为背景的，而征兵范围和征收军赋范围的扩大，以及“赋役合一”政策在各诸侯国（包括齐国在内的）的推广，反过来又加速了这些国家社会经济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