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文化：三权分立及当代价值

（一）三权分立模式的实质

对三权分立的推崇，也是当今法治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个权力体系的理想状态，讲求的是有足够的施政能力、高效率完成施政任务、圆满实现施政目标。采取何种具体模式，都是要致力于实现权力体系理想状态的实现。三权分立的模式，虽然在理论上以权力制衡之必要性作为关键理论依据、以权力滥用甚至独裁专制作为反面典型，但这并不代表这是一个唯一的或者最为理想的模式。三权分立模式体现的是一种政治力量的互相抗衡，其前提是不同政治力量的存在。如果秉承共同的政治理念——如我们所说的全体人的幸福——并且在实践中也是这样行事的——那么这种分立是毫无意义的；三权分立的预设前提就是三种权力及其代表的利益，必然出现政治理念的分歧、存在对利益和权力的争斗和争夺——所有人都在一个平面上斗争，却从未能如圣人般超越斗争的这个平面来悲天悯人、施行教化，这就是三权分立只能作为一种利益平衡的“政治之术”的原因。道为本、术为用是永远不变的真理，缘术求道也未尝不可，但是将术奉为道，就一定会彻底失败。推崇三权分立，自然是支持者的“权利”——这是现代权利理念带给我们的通用思维；但是推崇三权分立就号称发现了“道”并且以此来藐视一切、为一切设定一个终极标准，那么这就过于自以为是、狂妄自大了——这也是现代理念带给我们的通病。而且三权分立的制度设计和具体落实亦是依靠具体政治力量的现实推进来完成的。千万不要在心里树立一个幻想出来的完美世界，将一种人类社会自古以来从不缺乏的政治权力斗争的老套路（即使是新形式、新外衣）当作一个法宝和人类终极理想。不跳出人类之权力和利益争夺的这个平面，不提高灵魂的维度审视自心以及观察世界，则我们始终是没能走出那种难以抗拒的“分别心、执着心”，这并不值得自豪。真正能让人类走出纷争、自私、互害的，永远是我们无法超越的轴心时代的圣贤们对天之道、人自身的人性体悟的人之德，以及由此推演的圣人之道。我们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真正从制度设计到变为现实的一系列努力中就可以看出，这个过程特别艰辛曲折。这个曲折的过程，是在制度背后的各种政治理念和文化信仰、权力和利益的现实争斗，其根本在于不同利益群体的人群斗争。这样的模式，其优点在于能够有效防止政治严重悖离其所宣扬的正向目标，如民主；其缺点在于低效率和无休止的非和谐状态。如果三权分立的三方主导者都是由信仰迷失、自私利己的人组成，这样的制度设计的价值会瞬间消亡；只有“正义的人”的存在才能支撑此种制度的现实合法性、现实合理性。因此，我们应该永远清醒地看到，制度背后的人是什么人，是什么文化造就了这样的人，这才是根本问题。美国政治精英中一大批真心为了政治理念和信仰而甘愿奉献的人，才是决定制度命运、合理避免制度在理论上存在的弊端的决定因素。当秉承同样政治理念的人汇聚在一起，具有了组织性并且由组织性带来了强大的行动力和影响力，就可以更好实现自己的目标。三权分立作为组织性中权力制衡的设计，其权力之间的制衡未必是依据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属性的相互制约，其背后更主要依据不同信仰、信念的人的制约；换言之，每一种权力内部并不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三权之间也并非当然的制衡大于一致；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想象一致性”。结果所呈现出的一致性，往往是经过了内部非一致性激烈斗争的结果。正如有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划分为帝王文化、百姓文化和文人文化之共存，而三者存在着诸多本质差别；但是我们却总喜欢用传统文化的一致性代替其差异性。如仔细分析，帝王文化推崇儒家，可能是真的信奉天道，圣贤作为明心见性之人，其地位相当于西方的宗教领袖，确实能指导帝王寻求终极真理，因此圣贤可以被尊为帝王师；还因为对儒家文化的尊崇在当时代表了政权的合法性；还因为儒家文化虽然被政治异化后实际上变了味道，但是儒家的义理和伦理秩序即使使用目的被异化，但是实际运作却符合人的心灵秩序，儒家文化在政治统治中具有实用性；还可能因为儒家文化作为社会主流文化，尊崇儒家文化自然加持了统治者的号召力，是向社会宣誓仁德以及凝聚人心的“文化名片”；还有无数的现实考量可以发现，譬如皇权当然知道儒家是当时社会的政治批评家、是社会的“民意代表”；同时是政治的智囊，如政治精英问政于孔子总是能够得到醍醐灌顶的智慧和施政方案；儒家教育是社会教育和国家教育的枢纽，是培养政治精英的摇篮、为政治统治输送政治精英。对文人而言，儒家文化最主要是对人生至理的追寻，也是成为时代精英的必修课——前文已述，真正的大儒是文治武功皆完备的政治精英或者社会精英，而不是现在理解的具备“美好道德”的人，坐而论道、空谈美德是绝不会在一个社会产生持续影响力的；儒家文化也是对政治统治的检验标准以及提出政治批评的理据。对于百姓而言，儒家文化代表着人生的方向，代表着通往身份转变的阶梯，代表着对造福自己的儒家精英的认同；各种原因不一而足。所以，同样的一种文化或者理念，在占据主流地位的时候，并非代表推崇的人群观念的真正一致性，而是在一种文化或者理念下达成了最大的共识，也就实现了文化上的“制衡”与“平衡”，文化上的平衡才能带来制度制衡的实现。文化理念如若无法达成相对一致，则制度只有“制约”之行动而很难实现“平衡”之目的。西方国家也是一样，政治组织形式背后也存在文化精神的本质差异性，而不是天然的“铁板一块”，甚至有时候每一种政治理念、每一个政治派别虽然表面上主宰了一个国家，但是并不代表整个国家的文化精神全貌。因此，那种理念发挥了实际的关键作用、主导了政治的实际发展，才是发现规律的关键。在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文化氛围中，任何制度都是无效的，只有人的因素才是最关键的。而且在深入考察西方国家的实际利益团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三权”也只不过是整体社会利益中的一个方面而已，更多的社会法则和社会运作，可能往往被这三权之外的因素所左右，尤其是资本集团。资本集团作为政权背后隐蔽的、稳定的、利己的既得利益集团，其对政治的影响和热衷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临时的”政治家和政客，更甚至政治家和政客只是他们的代言人而已，这是三权分立模式背后的社会动因。譬如说，三权无论如何制衡，最终只要不影响资本集团的切实利益，不影响整个社会的核心既得利益，那么这样的政治制度设计就会被维系下去；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在资本集团可以对三权进行选择利用的时候，一个完全一体化的权力体系可以更有胜算压制资本集团或者和资本集团分道扬镳，但是三权分立的结构让资本集团具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议员、总统、法官人数如此之多，加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无人不知。譬如美国的美联储作为美元的发行机构，是一个私人财团，而美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却没有货币发行权；美元作为私人财团的产品，却在国际货币支付结算体系中处于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美国的政治军事科技都需要服务于美元这一体系，美国立国以来无法撼动美元的私人属性。这才是美国表面的三权分立背后最主要的政治实质，有一个不可撼动的资本轴心，所谓的权力分立是要集中于这一个最高的资本轴心的。关于两党制优势的设想，当然也是基于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想法，将两党比作相争的鹬蚌，将“人民”比作必然得利的渔翁；这个想法的天真之处在于将纷繁复杂的世界简化为政府（执政者）／人民，而忽略了实际中存在的各种利益集团；其天真之处还在于，将松散的“人民”的“得利”法宝寄托于“手中的选票”，对“人民”之外组织性极强的各方利益主体、政治力量及其巨大能量选择视而不见。千万不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低估了各类人的权谋或者智慧，如果上述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团连这一点权谋和智慧都不具备，那么当今世界以及人类之历史一定是另外一番面貌，也可能真的一直处于卢梭等人假想出来的“自然状态”，那么达尔文所假想的猿猴作为人类的祖宗[54]可能就会成真。如果认真审视现实，我们就会发现，现代西方三大主要思潮——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都各自代表着一个群体的利益，而这个群体和“政府”“人民”存在着异常复杂的交织关系，但是每一个思潮都会根据自己代表的群体的利益需求，设计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理论模型并形成体系。[55]如果我们不能透过现象发现本质，而是陷入每一种思潮的理论模型中去看问题，则一定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然，我们在每一种思潮背后，也确实需要知道其理论的功利目的背后，当然地包含着信仰。譬如我们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可以发现，西方的激进主义与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具有相似的基因；西方的保守主义与中国传统“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的士大夫精神有太多的共通之处；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是中国的人本主义，因而与中国传统社会精神也有着亲缘关系。如果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其精神要旨，可能会更加便捷易懂，也就会明白国内对西方思潮的态度之接纳或者排斥所根源的固有历史基因。总之，世界上不只有“三权”，而且，特别是当我们看到孟德斯鸠和洛克的三权分立，实际上是让高于所有老百姓的“国王”行使“行政权”的时候，我们很难说这种“三权分立”和我们今日想象出来的“三权分立”有什么一致的精神和可贵品质，因此有人认为“三权分立”学说是一个“伪说”，这就不足为奇了。

（二）三权分立模式的真正依托(www.xing528.com)

古今中外，道和术从来都是存乎一体的，有道无术或者有术无道，都无法在残酷的政治经济格局中生存，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非常浅显的道理。当我们反思近几百年来西方资本的历史，就会发现，在科技、军事、政治、资本相互结盟后的对外侵略殖民，其中伴随着残酷到丧失人性的烧杀抢掠甚至无恶不作，目的都在于资本的增殖和财富的掠夺。这样一段堪称人类集体人性达到至为黑暗时刻的历史，在今天全世界大多数人眼中竟然是一段“开天辟地”的“文明史”，谁敢提出质疑就是悖离现代文明理念的“野蛮行径”，仿佛全世界都在庆幸这段“文明史”为人类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这难道不是一种人类的集体悲哀吗？这种人类集体悲哀背后，就是我们所说的“权谋”。一些人的权谋，足以让全体人类和整个时代陷入疯狂、丧失智慧，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值得思考的。因此，马克思在身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不具有自己的资本利益的情况下，能够客观地分析资本主义，因此才有了诸多真知灼见。这是马克思备受尊重的原因之一——反对资本强权、不为私利代言，只为寻求真理、追寻理想社会。这也是中国当时处于内外交困、传统文化极其衰落的时候，为什么当时的广大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是让人们认清资本的强权和贪婪本质的理论体系，在面对西方资本大有一统天下之趋势的时候，马克思作为良知学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使命。在当时西方资本主导社会的大环境下，马克思是西方社会少有的清醒者和道义担当者，为我们提供了一面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巨镜。我们一直以来所强调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正本清源，还原马克思本人，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以及明确马克思本人根本未能涉及的研究领域大有研究空间，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姿态。我们现在需要的是，静下心来“真正地”读懂马克思，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明了利益、人性、制度、权谋这一系列历史的推进因素是如何真实存在的，才能抛开西方颇具迷惑性的各种表象，追求中国人民自己真正的幸福。

中国从古至今从来不乏各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只不过未以现代理论的形式成为被现代社会明确认识和广泛认同的理论形式而已。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考察古今的政治实践和社会实践，我们可能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中国社会的权力制衡更加值得思考。所有的权力任性，其根本在于人出了大问题，而根本不在于制度出了问题，也并非权力这一脱离了人就无从体现的主观概念中的“权力实体”出了问题。任何人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都必须要遵守规则，这个规则首先是人的良知规则，失去了良知的制衡，则制度制衡就显得没有必要，而是要让良知重新主导权力运行。制度是协助良知秩序、协助良知主导权力的外在之方，其根本还在于人的良知这一本体。食物链和生物链讲求的是循环的道理，天地万物也不过是处于不断的循环中，权力规则作为一种人类社会规则，更是未能逃出循环之理。如何让权力在人类社会这一个大循环中找到恰当的良性循环模式，这是一个真正的智慧考验。在现实的权力运作中，存在无数闭合的或者相对开放的循环链条，各个循环链之间、每个循环链和“国家权力——社会整体”循环链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循环链，如何实现良性循环，这就是和谐问题。所有的循环链在什么时候能够实现一种和谐状态？那就是以文化精神作为所有循环链的核心的时候。以文化为核心可以形成平等的和谐状态，以利益为核心必然形成不平等的等级秩序。因此，文化是包含三权分立在内的制度的真正依托和生命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