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起源及其当代价值

（一）孔子的人生境界——天人合一之天地境界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语出《论语》[1]）自述者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是通过“学而时习之”修炼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圣人，其创立的儒家代表了中华传统文化之正统。直至今天，也必须归功于儒家文化之代代传承，才形成了中华大地上两千多年来的民族认同。即中华历史上虽屡屡朝代更迭、江山易主、各族之间征战不断、各种文化不断交互传播并力争主导地位，然而儒家文化却始终居于正统地位不可撼动。而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因此我们也自豪“中华文明五千年未曾中断”的一脉相承。“志于道，据于德”，在十五岁就开始学“道”并且时时事事修证、体悟“道”的孔子以及整个儒家看来，“道”是宇宙天地间的终极本体和最高准则，因此儒家文化应该被称为“道统”文化。

孔子何以被尊称为圣人？其儒家文化何以生生不息？要解答这两个问题，我们须多方论证，其中关键之一是必须还原历史上真实的孔子。而由于孔子“述而不作”加之年代久远，我们可能主要依靠《论语》《礼记》《孔子家语》等书籍中的文字记载和历代学者的研究著作来还原。但是这些书籍所记载的孔子的言行所表达的孔子“思想”，亦不足以让我们认识真正的孔子。譬如在现代一些论者的视野中，儒家由于其系“空洞的道德说教”而已经过时、已经失去了价值，唯有确立新的思想、规则体系，如学习甚至全盘接受西方的法治，才能实现天下大治，中国才有希望。我们转而再看辜鸿铭在与日本的伊藤博文的论辩中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孔子的思想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几千年前是三三得九，几千年后依然是三三得九。你说，难道会三三得八不成？”[2]这种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对极认知，大抵是因为对“思想”所代表的是“知识”抑或“体悟”产生了混淆。而“体悟”就是指一种人生的“真实境界”，而非单纯的“知识”积累。当下我们可以听闻很多“国学大师”谈论、传播传统文化，旋即因“大师”们的不端行为被公之于众而令人对传统文化更加丧失了信心，所谓：如此精通国学之“大师”尚且如此行事，传统文化何益？这就涉及“知识”至极是一种“见地”，而“境界”需要亲身体悟以“修证”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前提。因此，还原孔子其人，关键是明了孔子的“人生境界”而非单纯的“思想”。

何谓人生境界？宋代大文豪苏轼与其好友佛印禅师的很多故事家喻户晓。其中一个故事的大意是：苏轼写了一首赞佛的诗：“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并让书童送请佛印，佛印看后批示“放屁”二字，苏轼得知后当即愤而渡江找佛印理论。佛印说：“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苏轼听闻之后顿觉惭愧。苏轼的诗本身是因为对佛学有很深的见地才能写得出来，其中“八风[3]吹不动”的见地并未能阻止别人讥、毁即“心被吹动”之愤怒——这就是见地到了，而切身修证未到。我们再看孔子“人不知而不愠”，[4]，身为久负盛名的圣人，即使邻人称其为“东家丘”也未曾动怒，亦即别人不知道、不认同我的高尚人格、无限荣耀，我不会因此感到愤怒，这才是君子。这是因为孔子“学而时习之”，学习天地大道和人生至理并时时刻刻身体力行。思想也好，文化也好，道理也好，如果不通过内心亲修实证并且使其成为自己人格的一部分，那这些就始终是别人的道理或身外的思想，而不属于自己。以上例子可以管窥“人生境界”之真实含义。

孔子达到了何种人生境界？简而言之，天人合一，亦即天之道与人之德的一致。什么是天之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语出《易·系传》），天之道是超越了有形有象之器物的本体存在、终极的宇宙法则。佛家将此意表述为“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此处不可避免地要先谈及宇宙观的问题，包括宇宙的形成及其运行法则。如果从有形角度论述，宇宙是如何形成的？现代科学提出了“宇宙大爆炸”[5]的科学假说，认为宇宙是“奇点”在137亿年前发生了一次大爆炸，逐步形成了今日之宇宙。即便此种假说为真，但却依然有诸多未能解开的谜题，如“奇点”为什么存在？宇宙大爆炸之前时间与空间是什么状态？“奇点”为什么会爆炸？爆炸之后为何形成了今日这般宇宙景象？而这一切与我又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相对于人类个体短暂的生命而言，宇宙的历史确实太久远而且充满神秘并令人好奇，因此自古人类就试图解开宇宙形成之谜题，并产生了各种学说和理论，宇宙观与人生的终极意义之追寻始终密切相关。中国古代的老子所创立的道家，就曾对宇宙之产生与形成作出超越有形观念的论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语出《道德经》）“道”就是老子所命名的化生宇宙万物的终极本体和宇宙运行法则。老子对“道”的描述是“道可道，非常道”，意即可以通过语言描述的道一定不是宇宙中终极的那个“道”；同时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道最终效法的是“自然”。对于老子所称的“自然”，很多论者理解为“自然界”之“自然”，包括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此乃一种错误理解，因为“道”作为本体化生万物，最后又要效法被其所化生的万物这一“自然”，显然是曲解了老子的本意。因此，现代语言所借鉴的西方词汇之“自然”，不可替代对“自然”作“自然而然、本应如此”之理解，也就是“第一因”之前一定是“无因性”。也正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宇宙形成的第一因是超越了人类思维理解能力和语言描述能力的。那么“道”能否被人类认知？答案是肯定的，宇宙[6]这一时空之整体，人介乎其中，人与此整体不可分离，无论我们如何作物质与意识之相对划分，也无论西方哲学如何将人与外界对立两分，宇宙与人始终存在于一体之中，人乃宇宙整体之一部分，有相对之独立而无绝对之分离，这就确立了人认识“道”的前提。而孔子说“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意即中等资质以下的人，无法就“形而上之道”进行交流；老子说“道，百姓日用而不知”。因此，虽然“道”须臾不离，但是却并不是人人可知、能知。那么如何才能认识“道”？那就是通过“德”的修证来达到“无我”的境界，没有“小我”造成之“人我分别、人物分别”，“小我”之德与宇宙法则、本体合一，即是“天人合一”。而孔子的“德”，亦非现代语言所谓之“道德”，而是指人的内心和行为符合天之道的要求，孔子将“仁”确立为“人之德”的核心，即“里仁为美”（语出《论语·里仁》）。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道”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因此笔者此处通过老子的“道”的一点浅见来说明孔子天人合一境界的“天之道”的含义。古人[7]有言：“东方有圣人出，西方有圣人出，此心同，此理同。”[8]西方圣人即指老子[9]。孔子问道于老子之后更是感叹“老子犹龙”。“人能弘道，而非道能弘人”，孔子在“无义战”的春秋时代，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非凡勇气承担了弘道的重任，此乃孔子人生境界的真实明证，因而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

（二）孔子的历史地位——传承中华民族信仰的轴心人物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这是先贤对孔子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这样的评价，可以换言之，孔子是五千年中华文化之中民族信仰确立的轴心人物。在人类可考的历史上，能得到这样评价的人着实不多。当然，对人类上古时代的研究，是当今人类寻找来处归途的一个至为关键的课题，本书不做过多展开。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在这个时代，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先知、释迦牟尼、孔子、老子，创立各自的思想体系，共同构成人类文明的精神基础，直到今天，人类仍然附着这种基础之上。”[10]无论具体学说体系内容和方法、结论有何差异，轴心时代的贤哲们都是在追寻一种使人如何成为理想的或者完满的人所应知晓的人生至理，并以自己所悟得的人生至理来教化世人，希望世人也能够最终体悟到这种人生至理。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创了古希腊哲学的先河，影响着西方文明的整体历史走向，为西方文化在当今世界之“强势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佛陀释迦牟尼“睹明星而悟道”，成佛之后宣讲佛法49年，渡化世间众生通过何种方法了解宇宙实相、人生真谛以及如何了生脱死、离苦得乐等，佛法传承至今而信众遍及全球[11]以色列先知作为发端[12]开启了犹太教[13]、基督教[14]、伊斯兰教[15]这西方三大主要宗教，至今仍是西方世界的主要信仰。可以说，轴心时代所确立之不同“信仰”是当今世界文明格局的核心和基础。无论是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孔子”，还是《论语》被比作为东方《圣经》，都是圣贤和先知崇高历史地位的反映。在西方世界对孔子的认知中，评价也是普遍极高，如李约瑟认为孔子是无冕皇帝，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伏尔泰称孔子为东方智者；当然西方世界也有很多对孔子学说“失望”的名人，譬如完全没有读懂儒家真谛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当然，对孔子进行批判最为热衷的人多在现代中国，这些人似乎都天经地义地自认为已经实现了对孔子的超越——因为信奉生物进化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赋予了其这份“满满的自信”。我们需要正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正是因为孔子作为中华文化信仰轴心人物地位的确立，才更使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作为中、印、西三大文明之一被传承、被认可，才使“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化观被逐步否定。这是中华民族之所以成其为自我的精神资本，这也是中华民族万万不可不正视、无人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来“妄自菲薄”或自我否定的重要史实。(www.xing528.com)

如何理解信仰一词？信仰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最高处，是矢志不渝的人心指向。若不从信仰高度着眼，我们便无法完全理解人心、人性及其行为，包括个人、群体、民族。孔子成功地塑造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信仰。人们对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明白无误地认为是宗教信仰。因此这种儒家的信仰，很多论者试图与宗教信仰进行比较，也更有儒家是否是宗教，即儒教的诸多争论。此处便需要对信仰与宗教的关系做一些讨论，一来可以加深对孔子儒家学说的认识，二来可以澄清很多理论误区。笔者认为，万万不可以宗教定位儒家，更不可以宗教教主论孔子。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人们通常说儒释道文化是代表，佛家文化有佛教这一宗教形式和组织，道家文化亦有道教之存在。先说本土的道教，“由汉末、魏、晋以来张道陵所创的教法，以及神仙道士的丹诀等，一到北魏寇谦之时代，遂加以变更，成为正式的道教”[16]。因此，道教虽然遵奉老子为始祖并传承老子之学说，然而老子之道家与道教这一宗教并非同一关系，换言之，认同老子之道家学说与皈依道教这一宗教信仰是两回事，道家学说并非道教的专属。再来看佛教，发源地位于今日之印度与尼泊尔交界处，并且在当时取代了婆罗门教在印度的统治地位，后来印度教又取代了佛教在印度的统治地位。汉末佛教开始正式传入中国[17]，后几经兴衰传承至今。与道家和道教的关系同理，佛教作为宗教尊佛陀释迦牟尼为始祖，但佛陀本人在当时并未创立“佛教”这一宗教组织形式，因此并不意味着认同佛陀向世人宣讲之佛法即为皈依、信仰佛教。明确了作为公认的宗教之道教、佛教与道家、佛家的关系，我们也就不难明白，作为是否是宗教还存在广泛争论的“儒教”，无论作何学术“定论”，亦不能与孔子创立之儒家相混同。区分宗教组织与其学说源头，是因为宗教组织只是传承源头学说的方式之一，虽然很多时候可能是主要方式，但是宗教组织在传承源头学说之外，往往也会出现背离源头学说真意的情况，甚至宗教的形式、过程、结果与学说真谛之要求都背道而驰。如饱受批判的儒家“吃人的礼教”，若真正深入研究就会发现，这些是与孔子和儒家真正的精神相违背的。总而言之，“贤哲们当然不会试图将其自身关于终极实在的观点强加于人。与此相反，他们认为，人们永远都不应将任何宗教教条或道听途说的东西接受为信仰”。[18]因此可以说，无论是否被最终以或者主要以宗教形式示人，都不影响贤哲们作为信仰奠基人的历史地位，孔子当然位列其中。

（三）孔子的儒家学说核心——人之本立而天之道生

在现代人的观念中，人们往往将“儒”理解为儒雅、书生气，而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儒的真实面貌与现代人的理解大相径庭。儒者，乃人之所需也。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语出《论语·述而》），我们熟知的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中国历代大儒也都是以文治武功而著称；儒者之理想为“内圣外王”，绝非有论者所理解的读读圣贤书、培养一下现代人所言的良好道德情操之简单。换言之，儒者并非知识分子之代称，而是经世治国之全才、贤能，是可以治国平天下的人中豪杰、社会精英，是弘扬大道的实践者，是为真儒。根据《史记》的记载，孔子有七十二门徒、弟子三千，在当时的历史时代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即为明证。当然，孔子出名的弟子大概只有一二十人；若三千弟子皆为大儒，则历史可能早已被改写了。再者，孔子的儒家学说体系也绝非现代“分科治学”以来所讲求之“学科”“专业”，而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这与时代有关，西方柏拉图的“哲学王”和中国的“儒”“圣贤”相映成趣，都代表了那个时代贤哲们的追求。这种追求所体现的“成果表述”看似庞杂，但是都是以一个根本问题为基础，逐步扩充衍生成为一个学说体系，而这个学说体系的终极目的还是服务于这个被确立的根本。而孔子儒家学说的根本也是人成其为一个人的根本——仁。儒学是在追求天地大道、经世治国的智慧和人生的真谛，其中自然包含了家国情怀和历史担当；如果说当时的社会精英追随孔子仅仅是为了追求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情操”修养——能够做个“好人”，那么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以及后来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岁月中，儒家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甚至“不可理喻”的。总之，仁是德的内在核心，德是道的自然要求，道是终极本体和必然规律，因此大儒的终极是悟得天地大道或者说内圣外王。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语出《大学》）这句话对现代中国更为具有指导意义，必须深思再深思。修身是任何人作为一个人的根本。如何修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即是修身的次第，也是“内圣”的功夫，是“外王”的前提。修身修什么？就是修得“仁”。为什么能修得“仁”？因为人性本善但是却极易被遮蔽。因此，理解“仁”，要从人性谈起。贯穿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从人性角度说，可以被理解为一部人类善与恶相较的历史，我们不停地定义着善与恶，并将善恶作为一个标准而为行为、作评判。而人性本善、人性本恶、善恶交织、无善无恶成为各种理论学说争论的起点和焦点，并构筑成了各家学说的基础。在现实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人性的善恶并存，这毫无争议，所争议的是人的“本性”是善是恶。假使人性本恶，那么世界必定处于丛林法则之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将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如此一来，人与动物将无分别。如果我们认同人性本恶，那么人类的一切向善追求和向善规则都成了违背人类本性的“虚伪和罪恶”，这简直是笑话。荀子的“性恶论”，是针对当时人性之恶的校正之法，而并不能成为荀子本人认为“人性本恶”的依据。孟子所言人有“四端之心”：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明代大儒王阳明秉承“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其“阳明心学”所言：“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孟子和王阳明的说法有助于我们理解孔子的人性本善，是指人心这一本体存在，而非其他。所以说，谈论心性本体的时候，是无所谓善恶的，因为善恶是人的“分别心”之表现，而不是心性本体本身。另外，人性本善也是一种对于心性本体的描述，是为了“方便说法”——让人们在习惯了“善恶分别”的观念中坚守善的方向——这是对大众说的，不是悟道之人对终极体悟的尽力“描述”，在这个意义上说，此处的“人性本善”就可以作心性本体之等同理解。而人性本恶之说，是在对人性所体现的恶的归纳总结或者描述，与心性本体相去甚远。因此说，“人性本善说”和“人性本恶说”从根本处说，并不是在争论同一个层面的同一个问题。因此我们才能够理解“人之初”之时，“性本善”，虽然“性相近”，但是由于“习相远”，才导致了人世间所呈现的种种善恶交织。因此，通过“儒家心法”传承的“心性儒学”才成了儒学的核心和基础。正是因为对人心性本体的切实认知和体悟，儒家才说“人人皆可尧舜”，因此才“有教无类”。

孔子七十岁时的“从心所欲”之“心”，应该就是对心性本体之描述。如果忽略或者抛弃心性之学，可以说，儒学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便失去了根基，就会出现中国传统文化失其灵魂徒留皮毛的状态。譬如佛家认为人人皆具有佛性，人的“自性”本自“圆满具足”；道家所言之“无为”在人身上亦是对于心性的表述。儒释道之所以能够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之代表而彼此融合，不单是因为儒道同源等，而是其共同基础和最高指向都包含着对人之心性的共同理解，因此才有“三教合一”之说。至于后世出现的“老子化胡”等门户之见，实乃背离儒释道真意。同时，我们还需要谈谈孔子对于“神”的看法。“子不语，怪、力、乱、神”，常常被认为是证明孔子是“无神论者”的证据，但是“不语”不代表否认。实际上，无论中国还是西方，无论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都既无法向世人明证神的存在，也无法向世人明证神不存在。譬如我们现代科学探讨外星文明这一话题，倘使真的存在比人类高级甚多的外星人，是否可以算作神？世界上有无不以肉体形式存在的生命形态，如灵魂？“四维”与“量子纠缠”等科学前沿问题说明了什么？可以说，我们在有神、无神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人尽皆知”的已经获得“证据证明”的答案。西方宗教坚信神的存在，产生了“神本主义”；将“上帝”进行“人格化”认知，亦是有神论。因此，西方世界普遍以神作为人的主宰。孔子对有神无神是什么态度呢？“不事人，焉事鬼。”对鬼神存而不论，而是要做好一个人的根本，人的根本在于“仁心”，所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孔子看来，仁心是人的主宰，无须向心外再去求一个神作为人的主宰。因此才成就了儒家的“人本主义”。至仁至善则感通天地，则天人合一，无有分别与执着，则已经悟道了。因此，仁之本立而天之道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