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法治文化：再认识及当代价值

（一）文化战略与基本方略之关系

国家总体文化战略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共同担负起现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宏大使命，二者绝不应是一种分离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一体关系。文化一直是现代中国所重视的，但是目前还没能明确地被确立为国家治理的主治依据，我们现在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作为一个整体方向性的目标，需要落实为具体的实施方案，文化用理论来表述，道路和制度用理论加以明确。文化与每一个人是一体的，理论、道路、制度都是人来实施的，因此文化是重中之重，国家总体文化战略是事关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千年大计。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已经施行二十余年，其成败经验教训也必须及时总结。国家总体文化战略的出台，必将加速法治的实现，依法治国也必将成为国家总体文化战略的重要支撑，二者一定是共同推进、共同实现的关系。

当然，文化战略作为对人的塑造，并不能代替诸多领域战略的构建，而是起到引领诸多领域战略中人的塑造的作用，如国家农业方略、工业方略、国防方略、经济方略、科技方略、环保方略、医疗健康方略、司法建设方略等方方面面。但是在所有的方略中，一定是以文化战略为灵魂实现精神引领，以法治方略为底线实现规则引领，文化战略作为最上层、法治方略作为最基础、其他各个领域的方略在文化和法治确定的框架之内互相协调、一体共进。在国家总体文化战略引领及法治基本方略保障下、各个领域协调一致的方略共同推进，才是现代中国振兴的纲领和关键。而所有这些，最核心和最关键的是要依靠人才的培养、以文化塑造人格，否则就会呈一盘散沙状且丧失战力。总之，脱离了文化对人格的塑造，社会不能在一种弘扬人性善的文化氛围中前进，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弱肉强食理论成为最高指针，则各个领域的社会乱象不仅不会停止并且会愈演愈烈，而不会出现秉承整体和谐而形成社会良性循环与人人分工互助的和谐局面。因此，相较而言，文化方面称之为战略，其他方面称之为方略。当然，法治方略与其他方略还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法治方略是贯穿所有方略的，为每一个方略树立一个规则指引和底线。法治相较其他方略而言，不是本体问题，而是针对其他方略作为本体的派生方略，法治作为派生方略是依附在本体方略上的。如农业方略解决的是农业基础地位以及粮食安全的问题，法治是保障农业发展中不要侵犯农民利益、不能动摇农业基础地位以及具体的不要农药泛滥等问题；没有农业生产这一本体，就没有农业领域的法治这一派生问题。法治的意义不在于创造，而在于坚定的守护。(www.xing528.com)

（二）文化战略与治国方略的镜鉴

在文化主治的前提下，确立国家总体文化战略必须参照历史和域外的经验，找到国家治理的总体规律；而依法而治是文化主治必要而且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西方的文化主治和依法而治在文字表述上可以成为合一的概念，中国传统的文化主治和依法而治在文字表述上并不是一个合一的概念。包含文化主治和法律之治在内的西方法治是我们需要参照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其文化根基与现代中国并不相适应，但是其成败的经验教训却是极为重要的参照，而且在世界一体化越来越密切的今天，中西文化的会通是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与国家发展必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传统的文化主治和依法而治当然是现代中国文化主治和依法治国最为重要的参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其传统和现代无论如何也是无法决然割裂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必然深深烙上传统的印记，这绝不是一纸政令或者一个学说的出现就可以改变的。中国传统社会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国家治理经验教训，我们需要改变现在比较流行的以批判为目的而选择性抽取历史事实甚至曲解历史的方式，这样虽然达到了批判这一唯一目的，但却忽视了其中蕴含的民族智慧和历史规律，不利于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目前中国对西方法治的理论学说研究颇多，但是对其文化精神的研究不够深入，或者说对西方文化精神的研究与从法律角度研究的法治理据和法治模式的研究严重分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更是与依法而治的研究严重分离，文化主治中只抽取依法而治部分进行研究，在研究中又出现了片面地将法家法治定位为中国传统社会仅存的“法治”或者仅仅依据“法即刑也”将中国传统刑法这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部门法作为中国传统法治的全部研究对象。在本书的后续论述中，笔者将全面考察中西的文化主治以及文化主治下的依法而治，以期得出更具价值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现代法治的中西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