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国家总体文化战略的重要性

（一）“文化主治”之例说

西方的“rule of law”虽然被翻译为“法律主治”或者“法治”，但是西方“主治”的“法”由于是上帝之法，其代表上帝统治人间，这和英语翻译成汉字之后的“法律”的汉语内涵完全不是一回事，主治的“law”对应汉语的确切翻译应该是“天道”或者“义理”，因此西方法治其实质上是文化主治。西方和中国历史上的主流从来都不是主张以中国现代语境中的“法律”来主治，从来都是“文化主治”，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的。因此，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治国方略，必须在国家总体文化战略之中，法治是文化主治的一个方面，文化主治与法治的完美结合，就构成了政治的主要内容之一。[39]而不应形成法治代替文化造成以“人的行为底线”来“主治”的违反中西历史上国家治理基本规律的错误导向。构建国家总体文化战略是重中之重、当务之急是“政道”；依法治国是“治道”。如果不能达成最大限度的社会共识，不能形成精神凝聚的力量，试图凭借法治来改变社会的撕裂，其结果只能是撕裂越来越严重，因为中国现代法治的作用并不是理论学说的宣扬就可以改变其社会底线这一本质属性的，在中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文化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机遇让中国的法治变成西方的法治，此法治和彼法治完全不是一回事。譬如全世界所“公认”的法治的典范——美国，其“强大”与“法治”之间是什么关系？——“事实上，使美国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的或许并不在于它是否以法治为依归，而恰恰是那些被‘法治、人权’的口号所淹没了的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如深厚的人文传统、坚固的宗教基础、高度的个人自觉、诚实的生活态度以及精明的社会政策（比如，保护国内资源、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资源及大规模吸引外来人才）。一个强盛的国家并不意味着一个公平的社会，也不等于一个理想社会。公正与法治是自由主义社会思想的核心价值。但以法治著称的美国难以摆脱的梦魇恰恰就是社会的不公正。”[40]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域外法治启示，如果这个关系不厘清，我们可能就在错误的“法治灯塔”示范下迷失方向。

（二）当下中国之多源文化现状

对中国当下的文化现状，既不能不负责任地以偏概全地予以悲观否定，又不能掩耳盗铃式地自说自话、罔顾事实、盲目乐观。目前中国文化整体状况可谓多源文化导致的文化多元，这是一个基于事实得出的基本判断结论。中国目前的多源文化状况表现为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西方文化、世俗欲望主义共存的状况。以儒释道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承载着民族的精神，凝聚着民族的团结，是中华民族独立性的主要标志，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国家治理的基石。西方文化整体上是宗教文化，以对神和上帝的信仰为基础来引领人的精神世界，将宗教信仰和政治统治结合在一起来进行国家治理。马克思主义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秉承的一种立党的政治信念，是一种引领中国社会的政党文化。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则是中国人建立的中国政党，在秉承民族文化积淀的基础上，将马克思本人的学说予以中国化，也就是以中国文化之本吸收、融合外来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以政治为核心领域的文化，因而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是一个中西多源和时代演进综合的结果，并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未来还应该是一个需要继续不断深入的过程。世俗欲望主义并不是哪个国家独有的，也并非一种文化，而是对文化的悖反和叛离。无论是在中国人本信仰还是在西方神本信仰据于统治地位的时候，还是在人本信仰和神本信仰逐步式微的时候，都存在着一种以欲望满足为人生最高目标和最高法则的人群，除满足一己私欲之外，没有任何内心的敬畏和戒律作为尊崇和信仰，没有任何高于欲望满足的价值准则，这是人文未能化育的结果，是文化失败的范例，是人类社会主流信仰努力去消除却始终无法根除的一种类型，也是在人类几千年的中西历史上从未缺席的，这个群体极少表现为自始至终的纯粹存在，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可能部分出现，这是文化致力于消除的目标。

（三）当下中国之文化危机不可轻视(www.xing528.com)

中国目前的文化多元已经达到必须警醒的地步，我们可能正身处巨大的文化危机之中，这也和现阶段人类社会出现的整体性精神危机程度具有对应性。切实地对现代中国社会中的人进行观察，包括个体、群体、阶层、行业，我们会真正地感受到文化危机的严重性。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以提出“轴心时代”而著称，孔子、孟子、佛陀、苏格拉底、柏拉图、以色列先知们作为轴心时代的圣贤，为人类创造了至今都无法逾越的精神巅峰，但是这些巅峰的文化精神却不断地被人类远离，世俗欲望主义占据人类的比例越来越高，文化呈现出一种大时代的衰败迹象。进一步说，苏格拉底在西方的精神偶像地位无可颠覆，佛陀在信众中也是人性光辉的永恒偶像，以色列先知们的上帝在西方人心中还是救赎灵魂的唯一希望，这些轴心人物是其后辈引以为豪和凝聚人心的文化源泉。而中国的孔孟之道却遭遇了别样的命运，甚至成了一些国人仇视和嘲讽的对象，这就是中华民族已经面临许久的文化危机。一个民族需要具备反思的能力，这是进步的动力。但是，当一个民族中很多人以无知和恶意来曲解自己民族的精神纽带，尤其是这种曲解被赋予了正当性并且流行起来成为时尚，我们就迫切地需要真正深入走进孔孟之道，真正明白孔孟之道是在告知世人什么道理，然后再行评判和取舍。今天我们提倡文化自信，提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前提是我们需要界定什么是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在充满西学思维的今天，《易经》被当成了迷信，“为政以德”被解释成“道德主治”，中医被定位为“不科学”，儒家对心性的探讨被当成了笑话。这犹如西方以刀叉为餐具，刀叉的各种属性又被定位为餐具的标准，中国的筷子由于不具备刀叉的金属特性，因而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餐具，需要逐步向刀叉靠拢，首先改成金属筷子，当条件具备时将金属筷子打造成刀叉形状，这样才符合了餐具的标准，这样中国人才能以“文明”的方式吃饭，这样才算是与“国际”接轨。从始至终，我们都未将筷子作为定义餐具的标准，哪怕是标准之一。刀叉与筷子的比喻，正是中国当下文化危机产生的典型逻辑，也代表了文化领域的流行观点现状，包括法治研究领域，在阐述法治理论的时候，首先批判一下儒家和孔孟之道再推出“曼妙”的西方法治理论成了流行的学术逻辑。笔者认为这是最大的文化危机之一，至少是文化危机的突出表现。

（四）文化主治是国家总体文化战略的要旨

中国目前的文化危机，是需要通过国家治理来进行解决的，确立国家文化总体战略作为国家治理的最高战略势在必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恰当否定已经导致了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只作为一种“文字记载”和单纯的“思想”在流传，而传统文化的精神却未能被正确理解，勿论传统文化精神对人的化育功能之实现。新儒家对弘扬儒家文化的努力并未造就社会大众对儒家的普遍认同；道家文化和道教因被混同而被定位为宗教；佛家文化亦被很多人误解深重，无论是流行的“佛系青年说”将佛家等同于不求上进得过且过，还是一些科学主义者宣称佛家是迷信、科学早已解释明白了佛家为何是迷信等。儒释道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其在最高处是共同的，都是以人道为本，人道至极是天道，如道家对“道”的描述、佛家对宇宙实相的描述，都是体悟人道时对大千世界和宇宙法则的必然规律之认知，这种智慧认知和境界体悟是世俗欲望主义者根本无法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作为中国人的政党针对中国社会形成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当然是其来源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来源，传统文化的缺失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缺憾，只有正视中国传统文化才能更进一步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因此，党中央提倡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同时提倡恢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二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种历史必然和大智慧。此外，以宗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并未能在中国形成强大的社会认同基础，但是依托宗教文化的各种“表象理论”却成了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学说。以抽象口号著称的近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文化，比如，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科学主义等，既缺乏西方神本文化对人格提升的文化根基，又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以人本为根基的人格提升路径，在对不同人群做出各种所谓“理性”的假设前提下，确立了抽象且感人的目标，这些曼妙且抽象的目标却没有找到文化根基和实现的最佳路径，但是也成了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学说。在我们所谓的意识形态领域，西方文化及其各种学说成为重点的关注对象，这就是我们所言的防范全盘西化。中西文化之间，面对各种学说和理论，如果不能实事求是进行分析研究，我们就不能发现本质规律和本质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就难以服众。必须本着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确立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能为了肯定而肯定或者为了否定而否定，而是要静下心来全面深入研究，确立正确的文化根基，找到合适的文化借鉴，构建现代中国的总体文化战略。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有太多不同，与西方社会亦有太多不同，但是现代中国与二者有共同的地方，其中最主要就是人如何才能找到一种正确的做人准则成为人类社会的基础法则，所以我们应该基于人本开展共同性和差异性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秩序已经不复存在，西方文化秩序在中国并不合适，现代中国理想的文化秩序还没有稳固建立起来，甚至基本的法治秩序与法治理想还有很大差距；中国传统社会和西方社会都是“文化主治”，因此，我们必须在各种文化共存、竞争的现代中国确立国家总体文化战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主治”，这才是国家治理的根本。有了“人文化育”出的“理想的人”，才能拥有理想中的一切；没有“人文化育”出的“理想的人”，一切理想都终将是梦幻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