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对于犯罪定义的分析已经表明，看待犯罪时决不能忽视刑法规范赋予犯罪的社会意义。如果考虑到行之有效的刑法规范，那么对于正常的人来说，在犯罪与加害之间其实是一种两败俱伤的决策，而不是零和博弈。所以，不能简单地将犯罪人视为日常世界中对我们造成威胁的“猎食者”。在一种两败俱伤的决策中去努力找到物质利益对行为人决策所起的作用是采用经济学进路分析犯罪的特点，但是这远远不够。理性模型在扩张的同时，因为视野过于集中，而产生了盲点，忽视了不是所有的犯罪都可以被视为追求利益，不是所有的犯罪决策都是深思熟虑作出的，犯罪人深思熟虑作出的决策也未必是最有利或最满意的。与投资、购物、健身等行为不同，犯罪的风险不能仅仅被理解为被发现、抓获以及不成功的风险，与刑罚密切联结的犯罪即使成功也是一种不利。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行为人会采取这样一个两败俱伤的决策？并且认为最大利益的、满意的或是直觉的，他应该这样做？
来自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提示我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两败俱伤或不计代价才是生命体唯一的选择，那就是个体生存或种群生存受到威胁。将犯罪理解为个体生存或种群生存受到威胁下的反应，似乎在美化我们生活中那些杀人如麻、盗窃成瘾、贪得无厌的犯罪人，因为我们习惯于将犯罪视为他们问题人格导致的变态嗜好，他们似乎并未缺食少穿，无论如何也不能将他们与那些为情境所逼迫而穷途末路或大义灭亲的悲剧形象等同起来。但是，如果考虑到现代社会已经在诸多面向上进化出与以往社会不同的图景，如果考虑到人类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心理机制的相对稳定性与进化性，那么现代人与他们的远古祖先的相似和区别就值得我们重新审视。
John B.Calhoun以人工饲养的老鼠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研究显示了老鼠群体和人类社会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实验开始首先让一群老鼠在有限的空间内自由繁殖，为它们提供充足的水和食物，直到老鼠的数量大大过剩。随后，这群啮齿动物出现一些异常的行为。正常情况下，老鼠的习性是雄性老鼠会寻找一只或多只雌性老鼠，建造一个巢穴，在里面共同繁殖和养育自己的后代。虽然它们是自由的，但是雄性老鼠很少会对另一个巢穴表示出兴趣。然而在实验中被人为设定的非常拥挤环境中，雄性老鼠不再对建造巢穴感兴趣，或者不再保护自己的巢穴使之免受众多雄性老鼠的劫掠。出现了一群劫掠者，它们冲进巢穴，攻击雄性老鼠，捣毁巢穴。雄性老鼠因此变得疲惫不堪，以致失去了抚养幼鼠的兴趣。劫掠的老鼠往往是那些因为空间匮乏而无法建造自己巢穴的老鼠。这些老鼠终日四处游荡，对其他的雄性和雌性老鼠进行身体上的攻击和性攻击。还有一群“少年犯”——那些没有巢穴的雄性或者雌性老鼠，它们通常比较弱小而无法保护自己或者找到一个配偶。这些年轻的老鼠会聚集成一大群，在笼子里面乱转，时而打斗，时而睡觉，有时骚扰附近的其他老鼠。很快，老鼠社会变得一团糟，并且数量开始减少。其他研究者以其他动物为实验对象重复了这一实验，研究结果大致相似。[77]
当然，在将老鼠社会与人类社会进行比较时，应该更加谨慎。一些心理学研究通过改变空间密度或社会密度，探讨了短期和长期暴露于高密度环境下引起的拥挤相关反应，结果表明高密度不但有助于形成主观拥挤体验，而且能够引发生理唤醒增加、任务绩效降低等负面影响。[78]部分研究者指出：长期高密度环境下形成的各类身心退缩行为将逐渐瓦解社会支持网络。通过实验室和现场实验对被试实施前测——后测来考察短期暴露于拥挤压力源后的生理唤醒指标时，发现心率、血压、皮肤电、手掌排汗、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唾液皮质醇等指标均呈现上升趋势。人在高密度环境下会出现各种负面社会行为。例如人际吸引力和人际亲密性降低，对他人的敌意增强，社会化程度和群体取向程度降低，目光接触和言语交流减少，社会退缩增强并进而瓦解社会支持网络，亲社会行为减少，攻击行为增加等。暴露于拥挤环境压力源所导致对周围环境的控制缺乏将进一步引发习得性无助。这种负面影响可区分为“失动机”的行为特征、认知任务绩效降低的认知特征和以抑郁体验为主的情感特征。[79]一些研究者试图揭示在拥挤情况下男女性别差异对攻击性的影响，结论仍未取得一致。一些研究认为与身处不拥挤环境的男性相比，身处拥挤环境的男性的攻击性和敌意更强。女性群体则恰好相反。男女混合群体中没有发现性别差异。从而认为男性在拥挤的男性群体中感觉更不舒服和更有敌意，而女性则倾向于变得更加和蔼、友好。而Mueller则认为这一数据显示了男性在低密度环境下实际上更不具有竞争性和攻击性。[80]
除此之外，温度也与人类的暴力相关。1980～1982年，在超过91华氏度（33摄氏度）的日子里，休斯敦发生的杀人案及强奸案更为普遍。这一发现与人们在实验室里观察到的现象是一致的，即在燥热的屋子里工作的人会对外界的激惹表现出更多的敌意。[81]Simon Field写道：“除了年龄和性别之外，很难再找到一个像温度这样和暴力犯罪具有如此密切关系的因素。”Anderson和Anderson的研究发现美国整体的暴力犯罪在炎热的夏季更为显著，而且在炎热的年份也是如此。较炎热的城市与较凉爽的城市相比，暴力犯罪率更高。这些关系呈现线性关系而不是曲线关系。现有数据也显示，世界上比较热的地区发生的暴力也更多，如杀人、强奸、伤害、骚乱和虐待配偶等。他认为，毫无疑问，高温和暴力犯罪之间存在强相关。[82]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论述则提醒我们更多的研究主题：“你将在北方气候之下看到邪恶少、品德多、极诚恳而坦白的人民。当你走进南方国家的时候，你便将感到自己已完全离开了道德的边界；在那里，最强烈的情欲产生各种犯罪，每个人都企图占别人的一切便宜来放纵这些情欲。在气候温暖的国家，你将看到风尚不定的人民，邪恶和品德也一样的无常，因为气候的性质没有充分的决定性，不能把他们固定下来。”[83]
以上研究并不代表环境决定主义或者将人等同于动物，而是提示我们要注意在客观上环境对于人类行为会产生影响。环境的进化、人类行为的进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呈现出今天的样式。来自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提醒我们，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人类为了适应环境而发展出一系列行为策略和行为偏好，这也许就是现今社会中一些用“理性人”模型无法解释的现象的原因。
进化心理学（evolutionary psychology）是自20世纪80年代逐渐形成的交叉学科。它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指导，对人类的心理起源和本质进行研究，通过进化的心理机制来解释人类行为的适应性，旨在分析自然选择过程中不断进化的认知加工机制是如何指导社会行为的，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人类行为的综合观点。[84]20世纪关于心理进化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传统习性学、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研究自然状态下动物本能行为的传统习性学，在20世纪70年代时被社会生物学所取代。社会生物学把在动物行为研究中使用的一系列新技术运用于人类，以进化的角度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认为吸引、养育、互助、攻击等行为是为了生存和繁衍而进化产生的，行为的目的在于基因的延续。进化心理学是在社会生物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与社会生物学最大的不同在于提出了进化的心理机制，将对于人类行为的适应性本质的研究深入到了认知水平。[85]
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的假设如下：假设1：一个群体中有机生命体后代的数目成幂指数增加。假设2：一个群体中个体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只能以四则运算形式增加。假设3：一个群体的规模随时间推移保持稳定。推论1：一个群体中个体间为了生存和繁殖而互相竞争。假设4：个体间的特征差异确保了群体的生存和繁殖。假设5：一些特征差异是具有遗传性质的。推论2：特征间的差异性通过基因遗传为下一代的生存和繁殖作出不同的贡献，即自然选择过程。推论3：经过数代的进化，对个体生存、成长和繁殖具有更大价值的解剖结构、生理过程和行为模式被保留或创造出来，即适应性的形成。综上所述，一些环境特征，如新的捕食者的出现或是气候的改变，都会给群体里的有机生命体带来问题和麻烦。好的解决办法（如长腿、厚的皮毛、跟其他同伴合作或者对亲属的识别）能够帮助个体生存和繁殖。原有的适应性又称为前适应性，则既是自然选择为问题解决提供方法的前提条件，又限制了解决方法的多样性。[86]人类生理或心理上的适应是专为适应器的进化环境设计的，但这并非一定指当前的环境，人类的生理或心理的适应是远古的环境。生理适应的例子很多，如视觉和颜色识别系统。无论在雨天、阴天、晴天，还是白天或黑夜，人眼见到的香蕉都是黄色。尽管香蕉在不同的条件下反射光的波长实际不同。客观地说，香蕉不是总是一样的颜色。然而人的眼睛和颜色识别系统可以弥补这些不同的条件，因为他们都发生在人类视觉系统的进化过程中。这就是知觉的恒常性。如果用钠气灯来照亮停车场，这时候香蕉不会显现自然的黄色。这是因为钠气灯不存在于祖先的环境和人类视觉系统和视觉皮层的演化过程中，因此无法进行视觉补偿。[87]
数百万年来，人类为了应付环境挑战而不断进化，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心理机制。但是在人类大脑的进化完成之后，人类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相对于最近一万年中出现的人文社会环境而言。但一万年时间只是人类全部进化时间的0.5%，只是现代智人进化时间（约20万年）的5%。在相对短暂的时间里，不可能改变“自然选择”长期形成的人类普遍的心理机制[88]——人类进化的速度太慢了。在某种意义上，“人类携带着新石器时期的大脑，生活在现代环境当中。”[89]比如，与对现代环境中的危险事物（如汽车、飞机等）相比，即使现代的危险事物对生存构成的威胁更大，人们对远古环境中能够威胁生存的物体（如肉食性动物）的侦查能力却更强也更敏锐。恐惧性条件反射也具有领域特殊性偏向：人们对蛇或蜘蛛的恐惧远远大于对电子设备的恐惧，尽管前者在远古时代对生存构成威胁，而在当今环境中后者导致的死亡更多。[90]再比如，当基于生物性的行为和后天学习的行为冲突时产生的本能漂移现象表明，即使通过细致的行为结果的安排，也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后天学习行为都能够被强化和维持。有机体总会倾向于表现具有生物遗传性的行为。[91]以及人类在择偶、隔代投资[92]、合作行为[93]、群体内利他行为等方面存在的普遍偏好。
进化心理学将过去视为理解现在的钥匙。认为不仅要从个人的生活发展经历，更要从人类种系进化史来看待心理现象的起源和功能。既然某种心理的存在必然是因为它具有特定的功能，那么就该弄清楚哪些机制和特征是用来解决哪些问题的。对于人类来说，生存和繁衍后代是进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那么人类心理机制存在的原因就是解决了人类在漫长进化史中关于生存和繁衍的某个问题。这一机制的形成是通过个体积极或消极地从外界提取或输入某些信息，通过一定的程序把信息转换成输出，并通过调节生理活动、为其他心理机制提供信息或产生明显的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人的行为表现是心理机制和环境互相作用的结果。在物种进化的过程中，那些有利于个体解决生存和繁衍问题的特征得以遗传下来，这种特征就是适应。[94]为了帮助解释基因如何与环境交互，Crawford从成本效益分析和信息加工的角度定义了适应性：它是自然选择为了产生成本效益分析而设计的一系列基因编码的发展过程，目的在于回应特定的一系列环境偶然性；为了处理这些偶然性，它组织神经效应器运作，以保证在祖先的适应性环境中，产生这种决策加工的等位基因比其他决策加工装置繁衍得好。[95]从进化论的视角看人的适应性心理模块，可以解释人格理论和行为理论中争议不断的许多问题。
第一，人和人是不是可以视为相同的，或者说，人类有没有统一的人性？进化心理学认为人类的心理是由许多专门的、具有特定功能的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所组成的，并称之为心理的适应器、心理模块或心理器官。“人类的心理是心理模块或心理器官的有序组成，每一个模块都是被特别地设计出来的，并成为某一个具体领域与世界交互的专家。模块的基本逻辑取决于我们的基因程序。自然选择塑造了这一过程，并用它来解决进化过程中我们祖先在猎狩和采集时所遇到的问题。”[96]即使不通过生物遗传的途径，在后天的个体发育过程中，人的大脑也照样可以“嵌入”共同的心理机制。这是因为人类教育后代的环境、过程、方法和基本内容是大致相同的。虽然与史前时代相比，自然环境和人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分化，但是，不同社会群体都在比较小的环境和熟悉的人际关系中教育儿童，父母和长辈的身传言教有重要影响。教育的内容无非是语言能力、生活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基本训练，训练的基本过程和方法也大致相同。[97]虽然人类社会行为模式是不稳定的，对环境的适应有程度高低的差别，人类文化或文明的历史充分说明了人类社会行为模式的多样性和变动性，但是同时也说明了它们不同程度的适应性，社会行为模式的适应性越高，它所表现的文化或文明持续的时间也就越长，扩展的范围越大。由于人类不同文化或文明的差异，而否定共同人性这一理由是不充分的。因为人类个体以共同的、固定的心理机制与多样的、变化的社会行为模式相对应。两者的对应既不是因果联系，也不是一一对应的逻辑关系，而是在不同环境的选择压力下形成的适应性，它服从进化论的科学解释。人类考古学证明了人类进化的同源性，人类的同源性解释了人类为什么具有共同的基因库，[98]回答了所有人为什么具有相同的遗传特征——身体构造、发育过程和生理功能。这些相同的遗传特征是人类心理机制和社会行为模式的生物学基础。因此，人类共同的、固定的心理机制和与之相对应的多样的、变化的社会行为模式，是每一个人类个体都具有的适应性特征，这就是共同的人性。[99]
第二，人格是稳定的还是差异的？进化人格心理学认为，人的生物特征是人格稳定性的基础。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性别二态性（sexual dimorphism）。由于男女两性在生理结构不同，从而形成一些行为策略差异，这种策略会逐步发展成个体一致的行为倾向，形成人格特征。一旦某种进化的心理机制在机体发展中建立起来，那么这种机能结构就会抗拒向新的结构转化。这种心理机制会内化为遗传因子，在基因的驱动下以生理机能形式表现出来。进化的心理机制在机体中有其对应的神经结构和遗传。[100]如语言基因FOXP2的发现。FOXP2存在于哺乳动物以及鸟类中。尽管对比研究发现人类的FOXP2基因版本与黑猩猩、猩猩、大猩猩、恒河猴和实验鼠等的基因仅存在两处DNA序列差异，但正是该基因的变异使得人类在两万年前与黑猩猩“分道扬镳”，而这种变异正好发生在20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出现的时候。人类大脑前额叶体积偏大的部分原因在于大脑是从背侧（视觉区域）向前侧（决策区域）逐步进化的。所以，当大脑进化发生时，主要包括了增加大脑前部的皮层而不是按比例增加大脑所有的部分。这种选择性进化说明了前额叶增加的体积对于决策类的行为是更有效的。[101]个体的人格系统内部存在着大量的由进化而来的心理机制（evolved psychologicalmechanism），它是人格中最稳定、最不易受干扰的成分。进化的心理机制可以被比拟为一组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史中帮助个体解决了反复出现的适应性问题的信息“输入—决断—输出”的加工程序。一旦某种进化的心理机制在机体发展中建立起来，就会内化为遗传因子，在基因的驱动下以生理机能形式表现出来，即进化的心理机制在机体中有其对应的神经结构和遗传物质。如进化人格心理学家普遍认为攻击性是一种进化的心理机制，因为它能以较快捷的手段获取最大的利益。行为遗传学研究结果表明，人的攻击行为是由于MAOA基因引起的。因此，人格的发展从稳定到变化，主要体现了适应性的变化。如果变化的环境没有赋予个体新的适应性问题，那么个体的人格将继续保持较稳定的发展。现代人所拥有的心理特征和适应机制是在进化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那些不具有某些适用性的特征被环境淘汰，保留下具有利于生存和繁衍的心理特征适应机制的个体，并最终形成了现有的情况。所以现代人类中那些稳定的人格特征很可能是经过上百万年的与古环境息息相关的进化的产物。[102](www.xing528.com)
至于人格表现出差异性，进化心理学是这样解释的：首先，在不同情境下生存和繁衍的问题可能表现为许多不同的问题。在我们祖先生存的环境中会频繁出现各种进化新异和不重复的问题，[103]每一个特定的问题都需要特定的解决策略，每个进化心理机制只解决一小部分的适应性问题，这样人类心理内部就会拥有大量的进化心理机制。[104]
其次，个体间的差异是为了特定进化适应问题的成功解决，如个体对环境信息的敏感性，对危险信号的敏锐识别有助于排除危险，保障群体的生存和繁衍空间；但对环境事物的过度敏感又会加重信息加工负荷，耗费过多的资源和精力，反而不利于群体的延续。[105]不同的决策策略适用于不同的认知输入，环境激活的功能性动机系统决定了个体对负责的社会状况进行信息加工的方式。假设一位女性走进一个热闹的房间，她可能寻求魅力男性，也可能注重自我保护，在这两种动机驱动下，她融入人群的方式、对某人的记忆以及言行举止必然会采取不同方式。当前激活的动机系统与环境中出现的其他个体之间存在动态的交互作用。[106]虽然个体为处理不同问题而存在多重模块，这些模块在信息处理上有所偏向，但是人们决策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适应性的最大化。[107]即，进化心理机制在输出时的波动性导致了人类许多背景依赖行为的可变性。[108]
再次，个体差异是由心理机制——环境交互作用形成的。据古尔德的比较，恒河猴出生时大脑占身体体积的65%，黑猩猩占40.5%，而人类只占23%。出生后第一年，黑猩猩的大脑发育到成年大脑的70%，而人类在出生后3年才能达到这一比例，直到十七八岁时，人类大脑才发育成熟，人类生命的30%都用于大脑的生长发育。个人大脑的发育史说明，人的大脑出生时还很不成熟，很多神经元“模块”要到大脑发育成熟时才能形成。少儿时期的生活环境，包括营养状况、教育水平、家庭和社会的影响，对一个人大脑中心理机制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09]Lahn等人研究表明，在现代人出现之后，决定大脑容量的Microcephalin基因仍进行着适应性的进化。[110]
物理环境往往是以一种较稳定的三维结构的方式作用于个体，它在不同时期都是较稳定的，因此对个体人格的稳定性造成压力；而生态环境顺应着天气、气候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可变性，如某些栖息地的气候变化剧烈，这要求人们使用不同的策略去应对环境，因此生态环境对人格的可变性具有较大的影响。对人格可变性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社会环境。人类占据生态的支配地位后，自然选择的压力相对变小了，物种内的合作和竞争即动态的社会交往成为个体人格可变的最大动力。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于平等，这就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适应性策略更富多样化。加之社会制度的剧烈改变促使人类要作出相应的适应方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从一夫多妻制到一夫一妻制的转变。这种社会制度转变对人类的生存与繁衍的影响实质上是不可低估的，这促使人类要去改变已使用了几十万年的繁殖策略。[111]然而要注意的是，虽然人格差异是个体采用不同策略来应对环境所提出的适应性问题的结果，但不是所有的个体差异都是由适应所造成的，有些个体差异是由非适应性因素所造成的。
第三，为什么人类会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决策风格是个体在决策中表现出来的习惯性或独特的行为模式。有不少研究发现，决策风格可能是个体在不同决策情境中采取的策略性决策方式。当个体根据任务需求选择决策策略时，需要在加工精度和努力程度间进行权衡，因此选取何种决策策略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当选项不可进行补偿性加工，其本身和其他条件都不能进行相互比较时，更适宜于分析式或非补偿性的决策策略。在复杂决策情境下，启发式加工是一种有效的决策策略。当人们在以非专业角色作个体性决策（如个人物品消费），及决策结果可能带来较大影响时，多采用直觉型决策风格。而在风险性较大的决策情境中，人们对直觉或分析型决策风格并无偏好。个体在消费决策中的直觉型决策风格与情感性消费（消费决策基于对商品外形的注意力等）正相关，理智型决策风格与理智性消费类型（消费决策基于商品的功能、价格等信息）正相关。但专家（医生、军事教官、消防员、飞行员等）在紧急情况中多采用启发式决策，并不遵循规范的决策模型。
个体表现出来的决策风格还可能与个体能力差异、特定偏好、情绪和无意识加工、文化差异有关。基于CRT理论的相关研究指出，相对于Ⅰ型个体，Ⅱ型个体更偏于启发式加工，易出现如锚定（anchoring）、联合谬误（conjunction fallacy）等偏差，高估或低估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过快作出判断或对信号的过分看重，导致预报偏差。在风险决策中，类型Ⅰ个体的行为符合预期理，在收益时规避风险，在损失时寻求风险。相反，类型Ⅱ在收益时寻求风险，在损失时规避风险。持最大化风格的决策者总是难以确定是否已选出最佳选项，因而可能存在决策困难以及预期后悔情绪。而对于持满意原则风格的个体，即使扩大可选择的范围，只要他们能找到相对满意的选项就能较易作出决定，而不会因为“不确定是否找到最优选项”感到焦虑或有预期的后悔。在理性—经验决策风格模型中，基于经验式风格的个体在消费决策中的内隐态度更易受到吸引力效应的影响。个人决策也体现出明显的文化特征。美国企业管理者的决策风格多属于高模糊忍受度的分析型与概念型，而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与中国香港的企业管理者则多属于低模糊容忍度的指导型与行为型。[112]如果我们承认心理机制不断进化的目的在于更经济、更有效地达到适应的目的，[113]那么前述理性模型的不足就很明显：人类虽然具有理性，但是不是所有的决策都是基于完全理性而作出的。认为人类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完全理性或有限理性的结果，不仅不符合来自日常生活的经验，也会使人类淹没在理性的海洋里，使生存变得无比心酸。
第四，人们在决策时有哪些不同于“理性人”模型的决策偏好？来自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发现，即使在涉及金钱和效价的经济领域中，人们也很难以“理性经济人”的角色参与决策：时间贴现、边际效用递减、风险厌恶等心理效应在经济决策中挥之不去，稳定地影响着人们的决策。更不要说在满足自身需要、追求地位、与人合作、建立友谊方面采用不同的效用评价机制，为了自我保护，对欺骗、外界危险状况的存在侦查偏向，以及对色彩、气味、择偶、维护配偶关系、抚养子女等方面有不同偏好。[114]进化心理学认为这些都可以从热带草原法则中寻找到答案。我国学者从适应性的角度详细论证了这些偏好，并揭示了它们的适应价值。
如由于亲本投资的差异及性选择的压力，两性在选择配偶时有不同的决策策略，这些偏好不仅存在于长期择偶过程中，还存在于短期择偶及配偶外的性关系中。而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不公正厌恶的公正偏好是为了维护群体间的合作规范，因而违背纯粹自利假设，拒绝分配不公的方案，表现出明显的强互惠行为。即，这种公正是在群体间实现的。个体对事件的价值估计随时间流逝而下降的时间贴现现象和对事件的价值估计随得到概率降低而下降的概率贴现现象虽然明显违背了经济学原理，但是从进化的角度则不难理解。等待通常可能导致错失机会，导致灭亡的风险。研究发现，早期生活环境较差的个体会更为冲动、冒险，更快地趋近其诱惑物。[115]更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个体能够接受的贴现率并非一成不变，这也反映了人类对进化相关刺激的敏感性。例如在激活人们的求偶动机后，男性（在欣赏过漂亮女性后）由最初选择延时奖赏变成选择即时奖赏，而女性在欣赏过有吸引力的男性后没有改变决策。因为男性可以在短期配偶关系中获得繁殖机会从而提升适应性，因而不需冒险等待延时奖赏。而女性由于亲本投资的压力必须关注长期投资。人类面临的大多数决策都是在不确定的情境中进行的，需要个体作出迅速、及时的判断，一旦对时间和精力的投入作出错误决策，自己和后代就会面临生存危机。对模糊和风险的厌恶使得个体倾向作出清晰明确的选择，每次选择带来的生存机会提升了这一决策规则的适应意义，避免风险的祖先存活下来，因而使这一偏好得以延续。[116]
进化心理学透过人类进化的历史背景，利用自然选择的原理来理解人类的社会行为，并通过人类对环境的进化适应性来解释这些功能机制在现代人类社会中的作用。这样可以解释很多基于“理性人”假设不能解释的现象。站在进化的角度，理性不应该被视为个体期望满意度的最大化，而应该被理解为“追求进化效用的最大化满足，实现提高适应性的进化目标。”[117]正如约翰斯顿（V.Johnston）所说：“人类大脑的进化不是用来准确表征我们周围世界的，而是为了提高我们基因的生存能力。”[118]一般观点认为，进化心理学虽然并不能如生物进化理论那样使用经验论据，但提供了许多独特和重要的见解。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进化心理学已经打开了寻找人类行为“终极解释”（ultimate explanation）的大门。[119]实验经济学方法已经验证，进化形成的“互惠—作弊—处罚”的心理机制适于处理社会两难问题。[120]而且进化心理学也同样有助于对犯罪及其他反人类行为的理解，[121]尤其是对于暴力罪犯几乎都是男性、女性更易犯盗窃罪、青少年犯罪率比较高、30岁之后男性的犯罪率迅速降低等问题的解释。[122]实际上，达尔文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序言中就曾预言：“在遥远的将来，我会看到许多更加重要的研究领域就此打开，心理学将会拥有全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对于我们逐步获得每种心理能力都是必需的。”[123]
但是，进化心理学虽然可以为人类行为提供一个看起来非常合理的解释，可它的缺点也正在于此——它的解释力来自于它的远端解释属性。它可以提供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但正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解释群体的稳定性、个体的稳定性与差异性、情境的可供性、文化的差异性等现象的包罗万象的框架，所以在预测力上就显得很远而且薄弱。[124]人类生活条件的不确定性导致了生活中的真实两难式。因为这种两难式的条件参数不会精确的重复出现，所以，不确定性情境中的事件难以预测。[125]然而，为社会政策提供参考的犯罪研究必须要解决理论的预测力问题。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行为分析所阐释的是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方式，而人类恰恰应该被视为超越遗传、身体以外的机制和程序来指导自身行为的动物。[126]此处并不是主张标准社会科学模式（The Standard Social Science Model，SSSM），[127]认为社会科学不需要考虑进化在行为变异中的作用，而是强调这一事实：文化变异已经大大超越了达尔文自然进化的最高速度。文化蕴含巨大的潜力，速度极快，而且可以累积“方向性”。在地质学上无法量度的一个“微瞬”之间，人类文化所改变的地球表面情况，是达尔文的进化历经无数世代都无法做到的。[128]所以，我们既需要珍惜进化心理学为我们提供的广阔解释视野，也需要能简洁、快速地促进我们与环境和谐相处的人文社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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