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理论：人格与犯罪

默顿从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压力与文化不平衡的角度来解释越轨与犯罪，在心理学界多被称为“结构—压力”理论，因为他强调社会结构性紧张，所以在我国犯罪学界多被译为“紧张理论”。紧张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是20世纪初期美国的“镀金时代”。当时美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以房子、车子为代表的“美国梦”成为大多数美国人的梦想。但在追逐物质财富的过程中，许多中下阶层的年轻人由于在教育、家庭地位等方面的不足，无法获得高收入的工作职位，因而更容易选择抢劫、偷盗等犯罪行为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根据紧张理论的解释，以“美国梦”为代表的社会文化中对于经济目标的强调，使美国的犯罪率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上升，也使美国的犯罪率高于其他国家和地区。^[14]默顿以“任何社会的文化都确定了一些值得追求的目标”作为论证前提，并提出美国文化的特点是将获得财富作为最重要的目标。财富的积累不仅仅包括财富自身带来的优势，还包括个人社会地位和社会威望的提升，这些均被视为个人价值和一种地位优势。在获得财富的手段上，虽然社会结构提供的机会不同，但是基于意识平等主义上的美国文化却鼓吹一种“中产阶级价值观”，即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通过艰苦工作、诚实守信、接受教育和抵制欲望实现财富梦想。而那些不去追求财富的人则将被社会在道德上评价为懒惰或者庸庸碌碌。作为一种文化，按照默顿的说法，应该更多地强调获得财富的制度性手段和人们遵守这种制度的行为本身的价值，正如宗教团体所宣称的“成为一个好人即是好人最大的奖赏”。而信守中产阶级价值观而艰苦工作、诚实守信、接受教育和抵制欲望的人们通常没有可能实现财富目标。这是因为社会所提供的获取财富的合法机会的分配在不同阶级中有所差异。在下层阶级中，只有少数最具天赋和最勤奋的人才有可能通过制度性手段获得成功，而在上层阶级中一个具有中等才能、一般努力的人通过制度性手段就能获得相当数量的财富。众所周知，一个社会中赚钱最多最快的手段都写在了刑法中。可是，美国文化并没有更多地阻止人们采用非法手段去实现目标。这就造成了一种压力：那些没有依靠合理手段获得财富的人也得到了社会威望和地位，而信守中产阶级价值观的人除非最终获得了可观的财富，否则不会得到褒奖。所以，默顿的“结构—压力”理论用文化不平衡来解释美国整体的犯罪率为什么如此之高，因为以获取财富为目标的强势文化与制度手段（艰苦工作、诚实守信、接受教育和抵制欲望）弱势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平衡，每个人都同样地受到获取财富这一目标的压力，同时较弱地受到制度性手段的约束。而在解释下层阶级犯罪率为什么高于上层阶级的时候，默顿使用了结构性压力，因为不同阶层合法获得财富的机会不同。在上层阶级中合法机会多，所以犯罪少。在下层阶级中合法机会少，所以犯罪多。

默顿认为，根据每个人面对文化目标和制度性手段的不同态度，可以将他们的反应分为遵从、创新、形式主义、退却主义、叛逆。遵从是大多数人的选择，他们既接受文化目标又接受制度性手段，无论成功失败都会一如既往地继续奋斗。创新指的是那些接受了文化目标但是发现无法通过制度性手段获得财富，于是通过非法手段实现目标的人，如产业工人从工作场所盗窃、商人发明各种白领犯罪。莫顿认为，大多数犯罪都是创新，但这却是文化目标被过分强调到社会伦理崩溃时出现的情况。形式主义指的是接受制度性手段，满足于最低限度的“成功”从而拒绝过多获取财富的人，他们既不因没有获得财富而失望沮丧，也不会因为采取非法手段而深陷麻烦。因为害怕已经得到的最低限度的成功，使得他们谨小慎微、故步自封。退却主义是指那些对于文化目标和制度手段都不追求的人，他们因为发现实现目标之难而选择逃避和放弃，被迫离开社会生活和竞争。在流浪者、被社会遗弃者、慢性酒精中毒者、吸毒成瘾者等人中经常可以看到退却主义者。叛逆是指那些采纳了新的社会价值观的人，他们以一种文化接替了现存文化，不再作为现有社会的一员而活动，从而回应自己在社会中遭遇的挫折。^[15]在面临匮乏与不均衡的合法机会时，想要获得物质成功的巨大压力是致使个体出现犯罪和其他形式越轨行为的根源。^[16]要注意的是，以上是对反应类型的分类，而不是对个体心理的分类。因为每个人既可能从始而终地采取一种反应方式，也可能采取多种反应方式。因此，默顿的理论是一种中观理论。^[17]

美国学者Agnew在默顿的基础上将个人差异纳入紧张理论，他充分借鉴心理学对攻击研究、社会心理学对公平研究、医学心理学对压力研究的成果，拓展了默顿的结构—压力理论，将微观层面的生活事件视作压力源之一，提出了一般压力理论（广义紧张理论，General Strain Theory，GST），打通了社会—心理解释路径。是当今犯罪心理研究重要理论之一，也是越轨社会学理论中最流行和令人信服的理论之一。^[18]GST强调三类压力来源：无法实现正向价值目标、正向价值刺激的丧失、可能导致反社会行为的负面刺激的出现。压力产生情境会使人产生负面情绪，例如愤怒、焦虑和抑郁等，个体可能通过犯罪和越轨行为以减少负面情绪和/或者压力。GST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认识到某些调节因素（例如社会控制/支持、道德信仰、同辈接触等）可以加剧或者缓和压力的影响。^[19]Agnew认为紧张与压力的本质是个体处于与他人的负面关系（negative relationship）中，即个体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没有获得自己所期待的对待。他将所有的紧张概括为三类，依次对应着三种负面关系。第一类是他人阻止个体实现正向、有价值的目标，主要表现在个体抱负与个体期望的差距、个体期望与实际结果的差距、公平结果与实际结果的差距。第二类是他人撤除或威胁撤除个体拥有的正向、有价值的刺激，即个体经历有压力的生活，如失去男（女）朋友、失去亲人、失业、离婚等。第三类是他人提供或威胁提供给个体负面价值的刺激，即个体因与他人的负面关系而处于压力情境中，如与父母的冲突，与朋友的负面关系，不良的学校经验等。Agnew指出，当个体经历压力和紧张时，会体验到一种或多种负面情绪，如失望、抑郁、恐惧、愤怒等。这些负面情绪都可能诱发个体的非适应性行为，其中愤怒情绪是引发犯罪或偏差行为的最重要的负面情绪。Agnew认为愤怒使个体受伤害的感觉增强，个体易产生报复的欲望，控制力降低从而驱动个体发动攻击性行为。Agnew指出，紧张作为一种情境变量（客观紧张），通过个体的评估（主观紧张）而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因而同一个体对不同紧张的情绪反应会有差异，不同个体对同一紧张的情绪反应也存在个体差异。犯罪行为和偏差行为或许是个体用以缓解紧张产生的负面情绪的一种方式，即实现正向目标、保护或恢复正向刺激、终止或逃避负面刺激。^[20]

Agnew专门用GST来解释青少年实施犯罪行为和吸食毒品。他发现，容易诱发犯罪的紧张具有四个特征：紧张源于不公平结果，紧张的强度巨大，紧张的社会控制低，紧张产生的某些压力或刺激促使个体采用犯罪对策。当个体经历的紧张具有以上四个特征时，犯罪最有可能发生。最可能诱发犯罪的紧张为：（1）个体追求核心目标失败但通过犯罪容易获得成功的紧张，如在短期内获得很多钱的愿望；（2）遭到父母遗弃（在文化期待和其他孩子的经验里父母的遗弃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父母的遗弃使青少年处于低社会控制，遗弃也造成了促发犯罪的压力或刺激，被遗弃的孩子由于父母很可能处于偏差和攻击行为中而与犯罪同伴有联系）；（3）受到过于严厉、不稳定、苛刻的监督和管理，侮辱、威胁、呵斥、体罚是管理的主要方法；（4）受忽视和虐待；（5）消极的学校经验，如低的学习成绩、与教师的负面人际关系、对学校生活的厌烦和感到时间的浪费；（6）处在次级劳动力市场，这类工作报酬低、福利少、无地位、受制约、随时有失业的威胁；（7）无家，尤其是青少年无家可归；（8）同伴的虐待，尤其是发生在青少年中的同伴虐待；（9）犯罪的受害者；（10）遭到诸如种族歧视或偏见的经验。Agnew认为，这些紧张对个体来说都具有不公平、强度大、低社会控制、易促使个体采用犯罪对策的特征，当个体经历这些紧张时，个体常常最有可能以犯罪方式应对紧张。^[21]Agnew认为，犯罪可以成为青少年消除紧张的方法，可能使他们获得有价值的目标，或者重新取回被夺走的东西，或者将他们从消极关系中解脱出来，也可能成为一种报复那些消极关系制造者的报复手段。而相对于花费力气去对付消极关系本身，吸食毒品更能直接地消除紧张情绪。从而他将青少年犯罪和吸食毒品解释为青少年应对人际关系问题的反应措施。^[22](www.xing528.com)

紧张理论对犯罪原因解释的核心在于未成年人面临的社会期待与其所具有的实际机会之间的落差。^[23]虽然紧张理论也受到了不少质疑和非议，但其对于犯罪行为，特别是青少年犯罪行为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24]紧张理论对青少年犯罪的解释，具有如下特点：首先，这一理论不仅解释了个人的“紧张”所导致的后果，还能够解释为什么青少年犯罪多发生于帮派活动中或者说是团伙犯罪，并对不同类型的犯罪亚文化进行了归纳和概括；其次，紧张理论既侧重于使用宏观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机会分配不均等来解释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也在其后发展完善的过程中，阐述了多种类型的个人心理及负面情绪与犯罪行为的关系，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种角度解释犯罪的原因；最后，紧张理论有力地解释了为什么犯罪多发生于社会底层的青少年中。^[25]我国学者以犯罪青少年和普通青少年进行对比，通过实证研究明显地揭示了紧张程度与犯罪行为之间的关系，即物质目标、受阻机会和可行的化解方法都和犯罪行为有显著的关联。证实更高的物质渴求会带来更大的紧张压力，而在更大的紧张压力下，产生犯罪行为的可能性就越高。^[26]我国另一份研究采用压力性生活事件量表、感恩问卷、基本心理需要量表、毒品使用问卷对585名工读生进行调查，分析了工读生毒品使用情况，以及压力性生活事件、感恩、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与工读生毒品使用的关系。结果显示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在压力性生活事件与毒品使用之间具有完全中介作用，感恩调节了压力性生活事件通过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对毒品使用的中介过程，感恩与工读生的毒品使用显著负相关。^[27]

现在，GST已经扩展到宏观压力理论（Macro-level Strain Theory，MST），该理论认为个体间的犯罪差异与社区层面的压力与负面情绪高度相关。^[28]梅斯纳和罗森菲尔德在两个方面扩充了默顿的理论。第一个方面是，除非改变那种以违反制度性手段为代价获取经济成功目标的文化，否则即使增加获取财富的机会，也只能改变那些具体的人的成败而不能消除整体上带来的犯罪压力。当然那些失败者可以将责任归咎于不公平的制度，这会使得他们好受点。第二个方面是，美国社会中经济机构具有绝对强势的影响力造成了美国文化过于强调成功。钱布林和科克伦的实验证明了梅斯纳和罗森菲尔德的研究。而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在较高水准的福利救济制度下，经济不平等与自杀根本不再具有任何关系。这与以往研究相比，简直是令人惊奇的发现。^[29]

在以往的研究中，紧张理论能够有力解释底层青少年的犯罪行为，并且将犯罪行为、犯罪动机和影响犯罪动机的社会因素整合在一个完整的框架之中。但是，遭受到很多质疑的是，这种叙事是否将犯罪人视为一个社会中的失败者——他们试图与其他成功者一样追求成功，但是他们失败了，于是只能通过非法手段来获得成功？——我们需要如何对待他们？对于犯罪的认识并不如书面文字所表现的那样扁平。“运动的过程、过程中的偶发事件、斗争的转变等情况都被漏掉了，似乎是凝固不变的事情。”学者虽然参与了故事的聆听和讲述，但只能是距离式参与——在现代人的“注视”中感知行为的理性、情感的行为。^[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