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统计的目的是为了反映真实世界（real world）的图景。许多犯罪学研究都采取了回到真实世界的策略和方法。除了调查、参与观察、个案研究和非干扰式测量之外，犯罪学采用的数据来源大多来自于官方报告、自我报告和被害调查等。这些数据采集的方法通常通过互相印证来获得对于犯罪的真实描述。此处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通过当事人的记忆来还原真实犯罪时，需要提防人的错误记忆。
人类的感知和记忆并不是像摄像机那样如实地重播事件的发生过程，可以随时完整和真实地反复再现。近年来心理学研究已经开展了对人的虚假记忆或称错误记忆的大量研究。虚假记忆（false memory）是个体将一个没有经历过的经验看作是经历过的，或者个体回忆的情景与经历的情景有着重要的差别而个体又没有意识到的一种记忆扭曲现象。[38]错误记忆分为自发性错误记忆和植入性错误记忆。自发性错误记忆是指凭借个体内部加工过程而导致的错误记忆，而植入性错误记忆是指通过某种方法使人们形成的错误记忆。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内部加工，后者是外部加工。[39]如何判定一个特定记忆是个体真实经历的还是虚假内生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目前还无法确定。[40]
对植入性错误记忆的研究最早起源于回忆真实性对司法公正的影响。Loftus等人发现，目击证人总是过高估计诸如抢劫之类的事件的时间长度。她在198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观看一起模拟的银行抢劫案的录像之后，被试估计的抢劫发生的评价时间是两分半钟，而实际上事件发生的时间只有30秒。[41]在美国认知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的著作《当心，你的记忆会犯罪》中，记载了诸多真实案例。保罗·英格兰姆（Paul Ingram）是华盛顿州瑟斯顿郡的地区共和党主席，也是地方治安部门的市民代表，他们一家都是当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教会“活水”的成员。20世纪80年代，保罗的两个女儿艾瑞卡和朱莉开始参加教会的静修活动。在教会中，她们阅读过一些有关撒旦祭祀仪式的文献，并遭受过多次催眠。1988年，艾瑞卡在一次静修活动后声称她恢复了长期遭受压抑的记忆，控诉其父亲对她进行过性侵犯和乱伦。在漫长的超过5个月的关押审讯和精神分析师的引导后，保罗开始承认他曾经有过虐待行为，包括承认强奸自己的女儿。但是他所提供的细节与艾瑞卡声称的并不相符。医疗检查显示，他的女儿声称的身上经常因为受到折磨而带来的可怕伤疤并不存在，在指控的地点也并未找到保罗曾经谋杀的25个婴儿。后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记忆专家理查德·奥夫世易博士对保罗做了一个控制实验，向保罗暗示他曾经犯下其他的罪行，保罗不记得只是因为他的记忆被压抑了。很快，奥夫世易就引出了保罗的一个细节丰富的记忆。因此奥夫世易教授认为，植入记忆不需要压力和恐吓，只要有暗示和引导就够了。这个实验也证明了保罗的清白，于2003年得到释放。认知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尔（Ulric Neisser）后来评价道：“确实有儿童被虐待，也有记忆被压抑的情况。但这样的事例中也有很多是虚假的记忆和信口开河。即使人们对记忆主体绝对自信，但在有生动暗示的情况下，记忆会按照精神分析师对病人强烈的指示，进行塑造或修改。一旦记忆以这样的方式被改造，再想改变将会十分困难。”[42]
可植入性会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引导问题或其他人的报告、与他人的交流、自我或其他人的期望、有意的暗示、问题的措辞、态度的一致性以及事件记忆的性质等。[43]很多时候，引导人们产生错误记忆的因素往往是“悄然潜入”的。Loftus在一项实验中让被试观看一段描述汽车事故的录像，然后要求被试估计车辆的行驶速度。被试看到的是同样的事件，研究者没有提供误导信息，只是改变问题中的词语。例如向有的目击者提问时，采用的问题是“当它们彼此碰撞时，车辆行驶的速度是多少？”而对另一些目击者提问时，用“接触”“撞击”“碰撞”以及“猛烈撞击”等词代替“碰撞”一词。结果那些用包含“碰撞”一词的问题提问的目击者，估计的汽车行驶速度是每小时50公里，而那些用包括“猛烈撞击”一词的问题提问的目击者，估计的汽车行驶速度是每小时65公里以下。无意中使用的提问词语，便可以左右证人的记忆。这项研究接下来的一项值得关注的内容是，Loftus和Palmer让证人们在一段时间后回到实验室，进一步提问他们是否看到现场有破碎的玻璃。虽然现场实际上并没有碎玻璃，但是结果显示，在被提问“两辆车猛撞”的那组，几乎1/3的人宣称看到了碎玻璃。有一种来自于常识的错误理解，似乎证人对他的证词越是自信，那么这份证词的可信度越是高。但是来自心理学的研究却显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Loftus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于错误的回答比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回答甚至要更自信。[44]
错误记忆的研究证实了记忆的不稳定性、重构性以及可塑性。即使是植入性错误记忆，也与真实记忆一样，会影响人们的思想、态度和行为，植入性错误记忆及其结果能够持续至少数月之久，适度曝光误导信息引起的错误记忆持续时间可达18个月之久，同时其记忆线索的强度与真实记忆相同。[45]情绪的唤醒度和效价都能促使虚假记忆的产生，只是唤醒度影响时程更早。在情绪刺激下虚假记忆与真实记忆在神经活动层面上存在差异：早期虚假再认图片比真实再认图片需要更深地加工来实现对目标的识别；晚期虚假再认需要更多的信息搜索、比较等加工来完成其决策行为。[46]
除此之外，研究发现，与来自常识的预期不同——证人和某些诸如强奸、攻击案件的被害人虽然与犯罪人近距离遭遇，似乎应该可以看清他们的面部特征，但是他们所提供的犯罪人面部信息往往并不准确。Canter认为，被害人往往在回忆强奸犯的行为细节时更准确，而在回忆强奸犯的面部特征时准确性要差一些。如在Duffy案中，被害人对凶手头发的描述，既有黑色短发，也有淡黄色的长发。估计的身高从最矮的1.68米到最高的1.83米之间不等。[47]也许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种情况下，人类在威胁状态下，会在意识层面上提高警惕，对周边事物保持高度注意，因此在威胁场景下对威胁信息存在记忆优势。[48]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也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在人类祖先的社会交换活动中，人们通常会遵守一定的契约：如果你帮助我，我应该回报你。然而，某些“欺骗者”和“搭便车者”却在得到帮助之后不给予回报，使帮助者的适应性降低。如果人类不能识别欺骗者，那么欺骗者由于其更高的适应性，会逐渐蔓延到整个群体，现代社会中的社会交换与合作就不可能出现。因此人类进化出了识别欺骗者的机制，即“欺骗者觉察模块”（cheater detectionmodule）。仅记住骗子的面孔尚无法降低受骗的几率，由于我们总是喜欢自己熟悉的人（人际吸引中的熟悉度效应），因此只记住骗子的面孔反而可能使我们更易上当。相关研究也已经发现，人们在记忆欺骗者面孔方面并无优势，而是更擅长于记忆欺骗者姓名、面孔的源记忆（即其欺骗情境）。[49]
基于人类感知和记忆加工的真实过程，提示我们个体若想准确、完整、客观地感知和反映真实的犯罪情况，并没有想象那么容易。相反，关于犯罪信息的感知、搜集、加工受到人类认知活动规律的支配，具有不稳定性、重构性以及可塑性。所以，在进行犯罪统计、解读犯罪统计时，一定要考虑这些人格因素的具体影响。
【注释】
[1]王牧：“从‘犯罪原因学’走向‘犯罪存在学’——重新定义犯罪学概念”，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2期。
[2]欧阳竹筠：“犯罪统计若干问题探讨”，载《统计与决策》2005年第9期。
[3][荷]W.A.邦格：《犯罪学导论》，吴宗宪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9页。
[4]王牧：“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科际界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
[5]孔一：“何谓‘犯罪’”，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4年第4期。
[6][英]詹姆斯·马吉尔：《解读心理学与犯罪——透视理论与实践》，张广宇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7][英]詹姆斯·马吉尔：《解读心理学与犯罪——透视理论与实践》，张广宇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
[8][美]Peter C.Kratcoski、Lucille Dunn Kratcoski：《青少年犯罪行为分析与矫治》，叶希善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9～10页。
[9]孔一：“何谓‘犯罪’”，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4年第4期。
[10]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2页。
[11]王牧：“犯罪学与刑法学的科际界限”，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1期。
[12][荷]W.A.邦格：《犯罪学导论》，吴宗宪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文版序，第1页。
[13][荷]W.A.邦格：《犯罪学导论》，吴宗宪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14]刘广三：“论犯罪黑数”，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15][美]Frank E.Hagan：《犯罪行为研究方法》，刘萃侠、罗震雷、黄婧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16]刘广三：“论犯罪黑数”，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6期。
[17]白建军：“从中国犯罪率数据看罪因、罪行与刑罚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8]白建军：“从中国犯罪率数据看罪因、罪行与刑罚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19][英]Peter B.Ainsworth：《犯罪人特征剖析》，赵桂芬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62～65页。
[20][美]Peter C.Kratcoski、Lucille Dunn Kratcoski：《青少年犯罪行为分析与矫治》，叶希善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6页。
[21][英]Peter B.Ainsworth：《犯罪人特征剖析》，赵桂芬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www.xing528.com)
[22][美]Frank E.Hagan：《犯罪行为研究方法》，刘萃侠、罗震雷、黄婧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
[23][英]Peter B.Ainsworth：《警察工作中的心理学》，安福元、庄东哲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24][美]戴维·迈尔斯：《心理学精要》，黄希庭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页。
[25][英]Peter B.Ainsworth：《警察工作中的心理学》，安福元、庄东哲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26][美]戴维·迈尔斯：《心理学精要》，黄希庭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年版，第438页。
[27][英]Peter B.Ainsworth：《警察工作中的心理学》，安福元、庄东哲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28][美]戴维·迈尔斯：《心理学精要》，黄希庭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年版，第455页。
[29][美]戴维·迈尔斯：《心理学精要》，黄希庭等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9年版，第451～452页。
[30][美]Dennis Coon、John O.Mitterer：《心理学导论：思想与行为的认识之路》，郑钢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730页。
[31][美]Dennis Coon、John O.Mitterer：《心理学导论：思想与行为的认识之路》，郑钢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731页。
[32][英]Peter B.Ainsworth：《警察工作中的心理学》，安福元、庄东哲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27～28页。
[33][英]Peter B.Ainsworth：《犯罪人特征剖析》，赵桂芬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70页。
[34][美]Frank E.Hagan：《犯罪行为研究方法》，刘萃侠、罗震雷、黄婧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1页。
[35][美]Frank E.Hagan：《犯罪行为研究方法》，刘萃侠、罗震雷、黄婧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36][美]Peter C.Kratcoski、Lucille Dunn Kratcoski：《青少年犯罪行为分析与矫治》，叶希善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227页。
[37][英]麦克·马圭尔、罗德·摩根、罗伯特·赖纳等：《牛津犯罪学指南》，刘仁文、李瑞生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3页。
[38]邓雅菱、韦义平、周仁来：“情绪刺激在虚假记忆产生中的作用：来自ERP与眼动的联合证据”，载《心理科学》2015年第2期。
[39]刘振亮等：“错误记忆的可植入性”，载《心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期。
[40]邓雅菱、韦义平、周仁来：“情绪刺激在虚假记忆产生中的作用：来自ERP与眼动的联合证据”，载《心理科学》2015年第2期。
[41][英]Peter B.Ainsworth：《犯罪人特征剖析》，赵桂芬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72页。
[42]参见[美]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凯瑟琳·克禅：《当心，你的记忆会犯罪》，王兮译，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4～282页。
[43]刘振亮：“错误记忆的可植入性”，载《心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期。
[44][英]Peter B.Ainsworth：《犯罪人特征剖析》，赵桂芬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4、76页。
[45]刘振亮等：“错误记忆的可植入性”，载《心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5期。
[46]邓雅菱、韦义平、周仁来：“情绪刺激在虚假记忆产生中的作用：来自ERP与眼动的联合证据”，载《心理科学》2015年第2期。
[47][英]Peter B.Ainsworth：《犯罪人特征剖析》，赵桂芬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81页。
[48]柴江霞等：“威胁信息的记忆优势”，载《心理科学》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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