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思想与19世纪社会现实关系研究

清王朝对国外白银的严重依赖不仅导致了其在19世纪前期的衰落，也使其在19世纪晚期更加趋向于干预政策。这是经世思想和社会现实交互作用的结果。

当19世纪前期中国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的威胁时，经世思想开始成为显学。这种思想的兴起以1826年由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的出版为标志，其后又有大约十部类似的著作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相继问世。与前人对诸如魏源或龚自珍等个别经世学者的研究相比，波拉切克早已提醒我们要注意到经世思想和社会现实的关系。他注意到在今文经学者和满洲军机大臣穆彰阿间存在着一场权力斗争。艾尔曼也认为今文学派是对抗乾隆宠臣和珅而兴起的一种意识形态。本研究进一步指出，在经世思想和社会现实之间不仅存在一种密切的联系，而且还着重指出这种联系的复杂面相。经世学者和满洲权贵间的角逐和竞争并不如经世学者内部间的竞争激烈，并且竞争阵线更多地是根据思想倾向而不是权力斗争或自身利益而形成。19世纪各种经世思潮的此起彼伏与社会现实相互激荡。社会现实之中，银贵钱贱危机问题的恶化或缓和至关重要。

在政策建议中，政治派系时隐时现。因漕粮海运问题所引起的政策大辩论便具有反和珅的特点。在乾隆年间反和珅的高官英和在嘉、道年间掌权，他支持魏源、包世臣、陶澍和贺长龄的方案。然而，尽管道光末期在穆彰阿和林则徐之间存在着冲突，穆也支持包世臣所提倡的票盐制和以钱代银的建议。

不能将19世纪的政策辩论看做经世学者和满洲权臣间的争斗或苟合，也不能接受以前的那种认为经世学者是铁板一块的观点，作者认为他们就不同的议题而彼此与高官们结成了不同的集团。总的说来，他们之间彼此联合起来是因为在经世问题上有着共同的主张。平易流畅的古文也是他们的另一共同兴趣。堪称模范的古文体作品也包括许多前代有关经世问题的著作。经世学者有可能加入宣南诗社，他们都关注国家大事。在因王瑬《钱币刍言》一书提出发行不兑银纸币的主张而引起学者们互相交流的书信中，我们可以最为清晰地看出经世学者官员间的联合和分化。尽管双方共同的朋友张际亮曾将王瑬的著作送给包世臣，但该书却遭到了包世臣和陈鳣、魏源、许楣和许！的严厉批评。虽然林则徐在某些场合曾经对王瑬的思想表示过关注，但他最终还是拒绝了王的建议。尽管龚自珍也是谢阶树在翰林院所结识的几个朋友之一，但谢阶树在其1844年出版的著作中也反对龚自珍的观点。

19世纪前期的经世学者与宋学学者一样对义里之学感到兴趣，他们也与汉学学者一样都在从事经典文献的考证研究。然而，不同流派的经世学者却各自选取了不同的历史先例和哲学知识，就19世纪前期的银贵钱贱危机发表自己的观点。

干预主义者所拥护的社会理论谴责人性的自私导致商业化和市场失灵。这种理论的拥护者期望政府能够拥有无限权力来引导整个社会步上正轨。他们认为国家应该禁止人们迁移、经商和花费，他们还期望由政府来发行制钱或纸币。由于这两种货币都不是来自商人——尤其是外国商人——所以政府操纵货币的权力将不会受到威胁。另外，政府能够利用这些钱来挖沟筑堤、开垦土地以及援助各种农业发展。这些钱也可以用于平定反抗并且减少银贵钱贱危机中弥漫的官僚腐败现象。

放任主义者拥护和平的农业社会，而这种理想也是干预主义者所追求的。龚自珍的《农宗》为这样的理想社会提出了方案。然而，龚自珍思想中的精神却与干预主义者的理论基础大相径庭。龚提出了“人人有权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的原则。人人都要靠自己的努力存活。除了少量维持政府所必需的赋税以外，政府不应该再多取之于民。放任主义者认为，干预主义者所主张的由政府发行的货币将会从人民身上夺去财富。他们将货币视做人们创造财富的便利手段，而不是政府用以榨取人民财富的工具。

如果政府不通过发行不兑现货币以攫取人民的财富，并且实行轻税政策，那又怎么能够解决中国众多的社会问题？对此，放任主义者会说：“让人民自己做。他们能够比政府或有垄断权的商人更有效地运输漕粮、销售食盐以及开采矿产。”这两个流派间的争辩大概会如下所述般地发展下去：

干预主义者：“为什么人们弃农而从事它业呢？”

放任主义者：“因为农业、商业和工业实际上可以彼此互惠。”

干预主义者：“当江苏地区那些种植棉花等商品作物的人们因外国棉布进口而受损时，有何好处可言？”

放任主义者：“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所应该做的就是学习外国的技术以使我们自己的布匹和他们的一样好。”

干预主义者：“由于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使得财富从此处流至彼处并使所得分配变得更加不均，这一点难道你没有看到吗？”

放任主义者：“这并不确切。贸易能使双方互惠。财富不均是人类无法避免的事情，这是一种自然秩序。另外，富人能够促使穷人赶上他们。”

干预主义者：“自然秩序？难道你是说人类只为自己保留财富这是理应如此的吗？”

放任主义者：“是的。人类与动物不同之处在于他会考虑到自己及其家人。”

干预主义者：“这个社会怎么能够由那些只知道自己及其家庭的人们维持下去呢？”

放任主义者：“如果他们的私利严重违背了公益，可以用税收或惩罚加以控制。但他们也会懂得，只有当他们诚实守信，并且不断前进时，他们才最能实现自身利益。诚实和进步将对社会有益。”

艾尔曼有关江南考据学派的研究强调指出，在19世纪前期经世学派崛起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湖南人和广东人，而不是江南的人。然而，那些在银贵钱贱危机问题上积极发言的学者官员的区域分布却表明：江南在数量和重要性方面均居于首位。在同一流派的学者之间，区域界限不会妨碍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的联系。他们写信、为其追随者出版著作，并且在各省之间彼此赠送著作。李兆洛这位著名的学者和藏书家曾经指出，“（文章）稍可上口，已足标异；于是家家有集，人人着书”。由于印刷业的发展，区域界线在清代已不再是一种难以突破的限制。(www.xing528.com)

我们也看不到反满的成份存在。正如在干预主义者所提议发行的纸币、铜钱上可以看到像“道光通宝”或满文的铸局名称等满洲帝国的符号一样，放任主义者所提议铸造的银币上也表达对这些符号的尊重。尽管放任主义者提议让商人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当中某些人与商人之间还关系甚密。因为这是一个士商早就纠缠在一起的社会；因此，无论放任主义者还是干预主义者均与商人有某些关联。放任主义者的观点与其说是建立在商人的阶级利益之上，倒不如说是：财政窘困的政府无力处理这场危机而有求于商人。

更多的是由于思想倾向的不同而导致政策建议的差异。许多放任主义流派的学者官员是今文经学和阳湖文派的学者。许多干预主义者是古文经学和桐城文派的学者。今文经学的经典著作强调君子自持之道、社会变化的进化过程以及上天和圣人对皇权的限制。古文经学的经典著作则强调对君主的绝对忠诚。阳湖文派强调修辞和创造。桐城文派强调对前代大师的模仿、说教和文章的结构——篇法与章法。在19世纪前期，今文经学派和阳湖文派都充满了活力。然而，在19世纪后期，古文经学派和桐城文派则崭露头角。

两个流派社会理论的不同也与他们治经方法和为文风格的不同有相通之处。放任主义者和今文经学者倾向于引述上天和圣人以限制皇权。放任主义者对市场力量的不可控性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这与今文经学派有限君权的观点相符。阳湖文派强调修辞——一种技术性的变化，这与放任主义者对技术进步的关注相一致。放任主义者倾向渐变，这也与今文经学的改革思想相近。今文经学强调儒家君子的自持之道与放任主义者对个人自主的强调也相呼应。

古文学派强调忠诚与干预主义者认为政府拥有无限权力的观点和桐城文派强调对前代大师的模仿是相一致的。桐城派对篇法、章法的强调也与干预主义对整个货币体系进行结构性变革的建议相符。桐城文派对文章说教作用的强调也与干预主义者对社会教化的企求相称（干预主义和放任主义之间的对比情况详见表C.1）。

经济争论中的区分在很大程度上与不同文学或哲学流派之间的区分相关。首先对王瑬发行不可兑银纸币的建议提出批评的学者是陈鳣，他是阳湖文派大师张惠言的学生。对王瑬予以严厉批评的许楣和许！都是阮元的学生，而后者则是今文经学创始人庄存与的徒孙。在哲学和文风方面，两派的竞争确实激烈。阮元的一个学生蒋湘南说在他的同辈中，他最崇敬今文经学者刘逢禄、龚自珍和魏源，他们都“精西汉今文之家法”，并且能够向社会表明“真古文”。蒋进一步谈到，桐城文派追随者的作品不代表真正的古文，因为他们师法“伪八家”。相反，桐城派学者沈垚在写给一位住在乡村的朋友的信中批评龚自珍的文章是画鬼的，而他们桐城派的文章则是写人的，当然要更为出众。

表C.1不同思想流派间的比较

尽管19世纪前期的清朝迫切需要货币，但在1853年以前政府仍然拒绝了那些由政府发行纸币或面值远高于实际价值的大钱的建议，部分原因是恐怕人们将会伪造它们而使政府发行的货币贬值。穷困潦倒的政府也无法监督贸易、人口的流动以及消费。最后，政府为改善某些情势，接受放任主义者的建议，给予商人更多的自由。

今文经学和阳湖学派的兴起与银贵钱贱危机的恶化几乎同时发展。这一危机在嘉庆晚期发端于地方，但直到1820年后才逐渐扩展到全国。也一直到1820年，清朝的学者官员才明确注意到银贵钱贱引发的危机。而在1819-1820年间，魏源、龚自珍才将今文经学振兴为全国性的显学。随着1820年代以后银贵钱贱危机的恶化，即使放任主义者也增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观点。龚自珍在1823年时还反对商品作物的种植，到1836年便转而接受它；在1815-1816年和1823年时还认为“食”重于“货”，到1823和1838年时又转而强调二者同等重要。包世臣也改变了他对市场力量的看法。尽管1820年代以后官员们常提及他讨论银贵钱贱危机问题的四篇文章，但他在1846年却说人力无法改变市场的力量，并最后决定让市场来摆平一切。从阮元学术爱好的转变也可以看出今文经学与日俱增的影响：他于1801年在杭州建立了一所尊崇两位古文经学先贤的书院，但他于1820年在广州所建立的新书院，尽管仍尊崇古文经学者，却以今文经学派最主要的追随者和注释者的名字命名。当银贵钱贱危机从1820年代到1850年间恶化时，更多的今文经学著作得以出版。尽管庄存与和刘逢禄在18世纪后期开始从事今文经学研究，但他们关于今文经学的著作直到1827和1830年才分别得以出版。在道光末期，今文经学和阳湖学派的领袖在全国都有很高的地位。而此时的桐城学者则被视为“萎靡不振，后继无人”。正如军机大臣穆彰阿所承认的那样，政府无力采用干预主义者的货币政策建议，对此期的人们来讲，政府权力受到其他力量限制的观点才是可了解的。

1853年之后几十年内起了巨大的变化，干预主义扩展。在1853-1861年间国家发行了不可兑现的纸币和大钱。1890年广东开始铸造银元，并且扩展至其他13个省份。清廷于1905年在天津成立铸局，在1909年开始铸造银元，并在1910年颁布法令废两改元。政府用以征税的现代银行也于1897年成立。这些货币政策变化的同时，国家开始经营工业和公司。这些政策的理论基础是经济事业要给国家带来较私人更多的好处。所有这些方面的变化可以归结为干预主义立场的崛兴。在发生这一转变的同时，其他方面的思潮也改变了。由于1850年以后贸易收支转为顺差，从中获取商业税收以筹建旨在推动桐城文派和古文经学理论的书院，也便为可能。另外，太平天国运动所带来的生命威胁，也促使新的私人财富用于强化政府的意识形态。强调多元权力并存的今文经学突然消失了。许楣批评王瑬的著作没有被收录在19世纪后期出版的“经世文编”里；相反，王瑬的建议却变成了1853-1861年间实行的政策，并被收录在19世纪后期编辑的“经世文编”内。

与以前那种将整个19世纪的经世思想视为铁板一块的观点不同，本本注意到因国家政权面临银贵钱贱危机的威胁所导致的多元主义思想的兴起，它们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以及有更多的白银使政府得以建立书院而衰落。这种转变类似福柯所说的“不连续性”：“在几年内，一种文化有时会停止像它从过去到那时般地思想，并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思想其他的事情，这或许是因外部的溶蚀所使然。”

19世纪前期中国所经历的是经济方面的溶蚀——由于自18世纪后期起中国经济结构变得高度依赖世界白银的供应，而当全球的白银供应在19世纪前期缩减时，中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这就是何以学者官员察觉到货币在行政事务中有重要作用的原因。龚自珍认为其所处的时代是混乱无序的，他声称这时的政府要优先考虑“食”与“货”，而不是宗教信仰、教育、法律和公共事务等和平时期更为重要的事项，或如宾、师等在太平之世的事项。从龚自珍将外交和军事事务视为较不重要的行政事务来讲，他所说的“乱世”是经济的而不是军事的。随着中国变得依附于世界货币秩序，中国也丧失了在东亚金融秩序中的中心地位，这一结构性变化也为中国认知秩序的结构性变化留下了历史背景。

认为历史进程始终遵循直线发展道路的中国思想史家们，长期以来对19世纪“启蒙”或“近代”思想的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感到困惑。在19世纪前期银贵钱贱危机期间，政府完全没有银行机构缓解情势。货币问题加剧了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导致国家无法支持在中央集权下进行经济统制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无怪乎被压制了约1600多年的提倡多元主义的今文经学，突然从中国的历史经验长河中被汲取出来，用以理解和应对这场危机。另一方面，政府在1853年后所获得日益增多的经济财富，加上处于对生命有着史无前例威胁的时期，使得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思想得以伸张，这也是今文经学派突然消失的原因。19世纪前期今文经学思想的特别居于优势，也是这一特殊时期结构性问题的一个表征。社会状况和思想观点之间的互动过程告诉我们，思想活动更加关注于解释时代而不是寻求“启蒙”或“资本主义”的目的论目标。

尽管19世纪前期的清朝迫切需要货币，但在1853年以前政府仍然拒绝了那些由政府发行纸币或面值远高于实际价值的大钱的建议，部分原因是恐怕人们将会伪造它们而使政府发行的货币贬值。穷困潦倒的政府也无法监督贸易、人口的流动以及消费。最后，政府为改善某些情势，接受放任主义者的建议，给予商人更多的自由。

今文经学和阳湖学派的兴起与银贵钱贱危机的恶化几乎同时发展。这一危机在嘉庆晚期发端于地方，但直到1820年后才逐渐扩展到全国。也一直到1820年，清朝的学者官员才明确注意到银贵钱贱引发的危机。而在1819-1820年间，魏源、龚自珍才将今文经学振兴为全国性的显学。随着1820年代以后银贵钱贱危机的恶化，即使放任主义者也增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观点。龚自珍在1823年时还反对商品作物的种植，到1836年便转而接受它；在1815-1816年和1823年时还认为“食”重于“货”，到1823和1838年时又转而强调二者同等重要。包世臣也改变了他对市场力量的看法。尽管1820年代以后官员们常提及他讨论银贵钱贱危机问题的四篇文章，但他在1846年却说人力无法改变市场的力量，并最后决定让市场来摆平一切。从阮元学术爱好的转变也可以看出今文经学与日俱增的影响：他于1801年在杭州建立了一所尊崇两位古文经学先贤的书院，但他于1820年在广州所建立的新书院，尽管仍尊崇古文经学者，却以今文经学派最主要的追随者和注释者的名字命名。当银贵钱贱危机从1820年代到1850年间恶化时，更多的今文经学著作得以出版。尽管庄存与和刘逢禄在18世纪后期开始从事今文经学研究，但他们关于今文经学的著作直到1827和1830年才分别得以出版。在道光末期，今文经学和阳湖学派的领袖在全国都有很高的地位。而此时的桐城学者则被视为“萎靡不振，后继无人”。正如军机大臣穆彰阿所承认的那样，政府无力采用干预主义者的货币政策建议，对此期的人们来讲，政府权力受到其他力量限制的观点才是可了解的。

1853年之后几十年内起了巨大的变化，干预主义扩展。在1853-1861年间国家发行了不可兑现的纸币和大钱。1890年广东开始铸造银元，并且扩展至其他13个省份。清廷于1905年在天津成立铸局，在1909年开始铸造银元，并在1910年颁布法令废两改元。政府用以征税的现代银行也于1897年成立。这些货币政策变化的同时，国家开始经营工业和公司。这些政策的理论基础是经济事业要给国家带来较私人更多的好处。所有这些方面的变化可以归结为干预主义立场的崛兴。在发生这一转变的同时，其他方面的思潮也改变了。由于1850年以后贸易收支转为顺差，从中获取商业税收以筹建旨在推动桐城文派和古文经学理论的书院，也便为可能。另外，太平天国运动所带来的生命威胁，也促使新的私人财富用于强化政府的意识形态。强调多元权力并存的今文经学突然消失了。许楣批评王瑬的著作没有被收录在19世纪后期出版的“经世文编”里；相反，王瑬的建议却变成了1853-1861年间实行的政策，并被收录在19世纪后期编辑的“经世文编”内。

与以前那种将整个19世纪的经世思想视为铁板一块的观点不同，本本注意到因国家政权面临银贵钱贱危机的威胁所导致的多元主义思想的兴起，它们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以及有更多的白银使政府得以建立书院而衰落。这种转变类似福柯所说的“不连续性”：“在几年内，一种文化有时会停止像它从过去到那时般地思想，并开始用一种新的方式思想其他的事情，这或许是因外部的溶蚀所使然。”

19世纪前期中国所经历的是经济方面的溶蚀——由于自18世纪后期起中国经济结构变得高度依赖世界白银的供应，而当全球的白银供应在19世纪前期缩减时，中国受到了巨大的威胁。这就是何以学者官员察觉到货币在行政事务中有重要作用的原因。龚自珍认为其所处的时代是混乱无序的，他声称这时的政府要优先考虑“食”与“货”，而不是宗教信仰、教育、法律和公共事务等和平时期更为重要的事项，或如宾、师等在太平之世的事项。从龚自珍将外交和军事事务视为较不重要的行政事务来讲，他所说的“乱世”是经济的而不是军事的。随着中国变得依附于世界货币秩序，中国也丧失了在东亚金融秩序中的中心地位，这一结构性变化也为中国认知秩序的结构性变化留下了历史背景。

认为历史进程始终遵循直线发展道路的中国思想史家们，长期以来对19世纪“启蒙”或“近代”思想的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感到困惑。在19世纪前期银贵钱贱危机期间，政府完全没有银行机构缓解情势。货币问题加剧了国家和社会间的张力，导致国家无法支持在中央集权下进行经济统制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无怪乎被压制了约1600多年的提倡多元主义的今文经学，突然从中国的历史经验长河中被汲取出来，用以理解和应对这场危机。另一方面，政府在1853年后所获得日益增多的经济财富，加上处于对生命有着史无前例威胁的时期，使得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思想得以伸张，这也是今文经学派突然消失的原因。19世纪前期今文经学思想的特别居于优势，也是这一特殊时期结构性问题的一个表征。社会状况和思想观点之间的互动过程告诉我们，思想活动更加关注于解释时代而不是寻求“启蒙”或“资本主义”的目的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