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世界与中国：经济衰落与王朝

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六年，林则徐曾主张种植鸦片以阻止白银外流；因而，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是白银问题。长期以来，人们一直用鸦片来解释19世纪前期的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危机。中国使用的鸦片确实多于英国。就英国方面来讲，1827-1839年间的消费量估计值约为每十万人1.62担。同期4.12亿中国人所消费的进口鸦片则为每十万人5.48担（参见图2.1、表2.7）。因此，中国人均鸦片消费量大约是英国的3.4倍。然而，尽管在1856-1886年间中国鸦片进口值增加了一倍，因世界市场有利于中国丝、茶的出口，本期白银的流入量为6.91亿银元；与之相反，虽然在1808-1856年间鸦片的进口比19世纪晚期少，但同期中国却有3.68亿银元的白银流出国外。正如此研究所揭示的，要不是在19世纪前期世界市场对中国丝、茶需求增加率减少，中国就不会发生白银缺乏的情况；即使中国进口更多的鸦片，也不会爆发“鸦片战争”。

拿破仑战争使得西班牙政府无法维持墨西哥的银矿业，加上拉美独立运动，所以在1790-1799和1820-1829年间世界金、银产量减少了大约50%，鸦片贸易于是被用来吸纳中国的白银。尽管在这些政治剧变之后，世界银产量又逐渐恢复，但直到1860年才真正达到1800年的生产水平。大约自1755年起，除了云南和广西以外，中国的白银几乎全部是通过欧洲国家从拉美地区进口而来，也因此直接受到19世纪美洲白银产量下降的影响。直到19世纪晚期全球白银供应恢复时，英国才重新向印度供给白银。在拉美独立运动爆发后，怡和洋行和许多西班牙商人放弃了该地区的白银贸易，并转而开始从事鸦片贸易。西方国家开始不再向东方国家供给白银的1808年，也是中国市场上的银钱比价涨至官订比价之上的那一年，并且至少从1809年开始，中国的官员也注意到了白银的外流。1814年时，西方国家向东方国家供给的白银数量急剧下降；而这一年也是伦敦海关首次报导白银从中国流向印度的一年。只是，加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收支，直到1827年以后中国才长期面临全国性贸易赤字。到了1833年，英国不但停止向印度供给白银，反而利用卖出的棉花吸纳印度的白银。也在这一年，林则徐说道：“且以两害相较，使内地有人私种，其所卖之银仍在内地，究与出洋者有间。”本文提供的统计数字描述了中国在1833年以后所面临的日趋恶化的窘境，而那一年则是马士研究的终结年。1856年，西方重新向东方供应充足的白银，冯桂芬此时也对白银流向的突然转变以及银贵钱贱危机的突然舒缓而大为惊叹。

当19世纪前期全球白银供给缺乏时，原来在17和18世纪中国比欧洲国家银价高昂的现象消失了，来中国套汇的白银也减少了。19世纪前期中国的银贵钱贱危机大约始于1808年，从1820年代起逐渐恶化，并在1844-1856年间达到极点；1856年之后，白银开始逐渐流入，银钱比价下降并保持在适中的水平，直到清王朝结束。

中国从政府财政到普遍的经济活动依赖白银的情况，有若人体对血液的依赖。白银的显著减少对整个身体是有害的。19世纪前期白银外流使整个中国都陷入了贫困。许多学者认为白银问题主要使中国东南地区受到影响。尽管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各种货币的使用情况不一，但每个地区都用银；在19世纪前期进行小量的交易时，北方多使用以制钱为面值的纸币而南方多使用制钱，因为南方水运较为发达能够运输笨重的制钱。在进行大宗贸易时，北方多使用银两而南方多使用外国银元。在西南省份以及核心省区的某些边陲地区，由于运输上的花费，故而银两的使用多于制钱。正如身体有诸多器官一样，此时满清统治下的中国存在着许多区域经济体，但白银则好像血液系统一样将这些区域经济连成一体。

我们比较明确的是，除了某些省铸币局为邻省提供制钱或者通过某些水路而使制钱得以在省际流通之外，省际之间的贸易不会使用制钱。同样价值的白银的重量与制钱相比，在19世纪前期约为150:1，也就是白银比制钱方便运达远方市场。就省内来讲，白银主要由城市供应；而位于省会的藩司是全省制钱的提供者。除了一些山区省份，在非山区省份的偏僻地方，也要依赖量轻值高的白银交易。除此之外，各省离开高层级的城市中心越远，白银相对于制钱的使用数量会逐渐减少，但是省内每个地方又都会受到由城市所供给的白银的影响，这有几个原因。

首先，白银和制钱的比价由城市中的钱庄依两者个别的以及相互的供需关系决定。由于从18世纪晚期起整个经济就已使用白银来估价，所以，19世纪前期制钱的供需关系也受白银供需关系的影响。

其次，尽管80%-90%的庶民使用制钱支付赋税，但税额却是用白银计算；因此，税额也受到市场上银钱比价的影响。

第三，晋商加强了全国范围内的白银流通网络，18世纪下半叶以后尤其如此。这一全国性贸易网络又因量轻值高的鸦片进口而得以扩张。当白银外流时，即使边陲地区也会通过全国性的贸易网络而大受影响。

第四，边陲地区的白银储量远比核心地区少，但却同样要用白银缴纳田赋或购买生活必需品，因此，某些边陲地区所受影响要比核心地区深。

第五，银价不停上涨的趋势各省大致相近。即使像新疆这样的边陲地区在1840年代也深受其害。

证据表明，像受到严重影响的东南地区一样，河南和山东的田赋收入也下降了三分之一。北方和西南地区的甘肃、河东、长芦、山东、云南、四川和广西等省盐课的下降程度与东南地区的两淮、两浙、广东和福建一样。直隶、湖南、江苏、山西、福建和江西等核心省区的士兵们也与诸如贵州、陕西和新疆等边缘省份的士兵一样，深陷银贵钱贱危机。从北方的直隶、山东和河南，直到南方的湖北、湖南、浙江、广东和广西等地，都是盗匪蜂起。

到乾隆末期，不仅是银的使用范围扩大，而且中国的耕地和人口也增加了一倍。然而，广泛使用主要来自国外的白银，已经成为这个成长中的帝国的致命伤。帝国政府根本无法掌握白银的供给。尽管帝国的铸局也为庶民铸造制钱，而且政府也规定了银两的单位和样式，但是进口的银元也能够流通，甚至可以用来交纳赋税。除了政府银库中的存银之外，大多数白银还是在庶民尤其是商人手中，因为几乎所有的白银都来自商人操控的国际贸易。事实上是钱庄而不是政府的银库在监控着货币的流动。当19世纪前期的白银外流导致相对于制钱来讲的银价上涨一倍时，这给清政权的统治和市场领域都带来突然的冲击。与18世纪晚期白银增加的情况相比，19世纪前期清政府对军队、官僚、财政及社会的控制都严重衰退。

官方铸造的制钱主要是以士兵军饷和公共开支的形式流入市场。为了对士兵有利，在市场上一两白银仅可兑换800文制钱，官方却规定一两白银兑换1,000文制钱。而在银贵钱贱危机过程中，当市场兑换率上涨至1,500-2,500文时，士兵的军饷仍按官方规定的1,000文支付。士兵们因此日益贫困，国家的军事力量自然随之衰落。(www.xing528.com)

官员们的俸禄是以白银支付，其正常俸禄并未减少，但他们如果从事土地和商业投资，因为货币短缺，其收益也会减少，故而其总收入可能下降。另外，官员们经常被迫贴补短收的赋税。在18世纪，当市场上一两白银兑换800文制钱时，官员们在上交赋税时可以用他们剩下的200文支付运费、火耗和行政费用。在19世纪前期的银贵钱贱危机中，即使通过使兑换率高于市价而多达每两兑换2,500文来收税，因纳税人不堪负荷，税收还是经常不足而需要贴补。由于官员们的收入减少以及税项短收，他们对行政的热情也因而松弛。

货币不足使许多人的收入减少，并且由于人们不得不使用更昂贵的白银缴税，政府税收包括田赋、关税、盐课及杂税等等都大大减少。大部分政府开支也用白银，由于官员们也得在钱庄用制钱换取白银，所需要的制钱量也增加了一倍。税收的不足助长了贪污，更进一步消弱了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货币短缺也影响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失业使得流民的数量突然增加。盐商和大地主们因为收入是用制钱计算却用白银支付赋税，因此更是深陷其苦。失业的增加，不同社会阶层的经济冲突以及税款的匮乏，都恶化了官、民关系，从而动乱频仍。

所有这些问题和紧张局势，再加上其他原因，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因而爆发。某些研究将从白莲教到太平天国这一系列运动归因于人口压力。而其他学者则暗示19世纪前期的经济衰退是一关键变数。鸦片的进口则为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从而引起太平天国运动。事实上，货币短缺的原因包括人口数量的增加、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需求的减少以及全球白银减产等等，而不仅仅是鸦片进口量的增长。在社会冲突的发展过程中，银贵钱贱危机比经济衰退影响更大。

太平天国运动几乎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由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所需的庞大军费开支，1853年时户部存银甚至不足以支付士兵和官员的俸饷。缺乏平定太平天国动动的资金助长了官位的“商品化”。它几乎摧毁了清政府通过考试体制来灌输国家意识形态的统治基础。发行大钱和纸币的货币政策毫无效果。但1853年所创立的厘金制度及新设或增加了的许多其他商业税收却缓解了清朝的崩溃危机。外国对中国生丝、茶叶购买量的增加和海外华侨汇款量的增长都使得白银重新流入国内（在1857-1886年间达到了6.91亿银元）。除了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以外，赢取这场战役的许多军事领导人，都鼓励茶叶和生丝的生产以增加税收，藉以应付战争所需。正如世界经济几乎颠覆了清王朝一样，世界经济也资助了清王朝的中兴。

明末的税收以田赋为主而商业税收微不足道。当政府加重更多的田赋时，就爆发了一系列的动乱并导致明王朝的灭亡。然而，清政府却可以从回流的白银中获得许多新的商业税增加平定太平天国等运动的资金。1775年后，当清代经济早已依赖于来自西方国家的白银时，清帝国要比明帝国更加受到全球白银供应的制约。

清政权虽然从太平天国运动中死里逃生，但却降低了它在东亚秩序中相对于日本所处的地位。中国不仅深受鸦片战争之苦，也饱受银贵钱贱危机和内战之累，而日本却没有类似的情况。由于日本国内的贵重金属供应，它的货币自主权使其经济比18-19世纪前期的中国更加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从12世纪中叶到1600年，日本主要使用中国的制钱充当货币。1600年后，中国制钱质量的低劣、日本的锁国政策以及国内生产的黄金和白银都使得日本寻求货币权的独立。有了金币、银币和制钱，日本开始发展自己的货币体系。从16世纪到18世纪期间，当日本的白银和制钱因出口到中国而使得本国用以铸造货币的金属供应逐渐不足时，幕府发行面值高于货币本身价值的硬币，大名们也发行可以兑现的纸币，这使得日本发展出自己可以控制的货币制度。相对地，18世纪以后中国的货币供应却非常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

一些理论认为，贸易会促进国际和平。但事实上，只有双方互相依赖的贸易才有助于其间关系的良好发展。与林则徐的论点相反，在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提供国际市场的茶叶和大黄对国际市场来讲并非“必需”。相反，国际市场提供的白银才是中国不可或缺之物，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前期尤其如此。经济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深刻但却不均衡的互相依赖性，容易造成彼此的冲突。

众所周知，虽然是中国卷入了鸦片战争，但日本比中国对这场战争更感到震憾而更积极回应。在鸦片战争时期，参与有关货币问题讨论的中国学者官员经常引用《周官》中提到的“八政”。其中，经济问题为首而外交和军事问题为末。沈垚（1798-1840年）、王瑬（1786-1843年）和吴嘉宾（1803-1864年）都认为他们生活在和平时期。从道光时期的军费开支仅为嘉庆早期的十分之七和乾隆末期的一半，我们可以理解：何以对19世纪前期的学者官员而言，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帝国主义的军事和外交威胁不如18世纪晚期清帝国的军事扩张一样势不可挡。面临鸦片战争以及随后的国内战争的清朝，却与明治政权建立后内战相对短暂且破坏甚微的日本同时并存。

从16世纪到18世纪，日本与中国和朝鲜的贸易让日本获得了技术以发展日本的进口替代产业。这为19世纪后期的日本在对外贸易中取得对中国的优势打下了基础。19世纪前期的世界市场对中国茶叶和生丝的需求萎靡不振，而在此后的1850-1870年间，这些产品的销售逐渐增长，从而导致了中国人的自满。同时代的中、西方人士经常评论说，即使没有技术进步，中国的产品依然市场活络。而日本为了挤入世界市场，则在1870年代开展了一系列改进技术的努力，并在1880年代后期超过了中国。

许多曾经研究过白银在中国所起作用的学者都强调白银给中国带来了繁荣。然而，白银的使用却使中国在国际货币秩序中的地位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日本、朝鲜和越南都曾使用过宋代中国的制钱。从12世纪到1600年间，中国是东亚货币秩序的中心。然而，因为中国从18世纪后期开始几乎全部仰赖西方国家的白银，这就使其在世界货币秩序中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与前朝不同，清王朝极度依赖白银这项战略性物资，这与清朝对另一种战略性物资——马匹的更为稳固的控制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明代相比，清统治者所用的马匹更多地取自于国内的供应。在整个清前期，满洲统治者都与蒙古部落的首领们结成军事联盟以获得蒙古马匹的供应。乾隆的平定新疆，进一步增加了来自新疆和中亚的马匹供应。清前期的皇帝掌握了马匹的供应，促成了清前期盛世的辉煌。然而，从18世纪后期开始，清帝国对由外国供应的另一战略性物资——白银的依赖，已经预示着：相对于日本来讲，近代中国在东亚秩序中的地位严重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