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线：19世纪世界与中国经学、古文与经世》

经世思想除了受今文经学影响以外，也受古文经学影响。本章将指出为今文经学所启发的经世思想较为要求渐变，而为古文经学所驱策的经世思潮则较要求骤变。古文经学的支持者有时也不求政府干预，今文经学的拥护者有时也支持政府干预。然而，在围绕有关银贵钱贱问题的讨论中，古文经学者比今文经学者更倾向于干预主义。

经世学者之推动古文体，是因此种文体有助于经世思想的实践。经世学者政治经济观点的分殊，在某种程度上与其所选择的经学流派、文派在核心思想上有互通之处。相对地，因年龄、阶层、种族或官位而划定的特定利益对政治经济观点不同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

某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认为，那些持相似观点的人们是在认可这些观点之前已有结盟关系，而不是相反。本章将指出思想在结集人群过程中的关键地位。

讨论银贵钱贱问题较多的学者并不总是官员。他们的官位情况见表6.1.某些人仅仅通过乡试并担任幕僚或教职，也有的是通过了会试并在朝中担任低级官僚。

清政府没有专门制定经济政策的官员。所有职位够高的官员都可以为货币政策建言，因为无论户部还是其他任何机构都无法独揽货币问题的建言权。许多有关银贵钱贱问题的奏报来自总督、巡抚或是藩司等省级官员，也来自各种层次的御史和朝官，包括那些掌管礼部、工部、刑部的官员。

看来那些支持不同经济主张的学者的官位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许多讨论银贵钱贱问题的官员都在翰林院供职，这是为那些在科举考试中考得最好的人在其被任命为正式官员之前所授予的一个职位。但他们却分别提出放任派和干预派的主张，例如，干预派的吴嘉宾、谢阶树和徐鼒以及放任派的林则徐（图7.1）和冯桂芬（图7.2）都曾供职于翰林院。

只是，19世纪前期的经济主张也确实揭示了朝官和地方官间的某些不同之处。那些在京供职的官员支持如包世臣（图7.3）所建议的用制钱代替白银作为单位来计算地方政府的税收，而省级官员则加以反对。根据包世臣所说，省级官员的建议受幕僚们的影响。幕僚们不愿此一可能降低白银货币价值的政策会减少其用白银支付的收入。考虑到幕僚们可能与钱庄有所往来，而钱庄又能通过操纵银价以获取既得利益，这或许使得他们拒绝这种变更。然而，包本人就是一个幕僚，其他像王瑬和吴嘉宾等幕僚也都建议降低白银的货币价值，但他们的建议透露出不同的理论基础。另外，刘良驹和朱嶟等御史所提出的建议与包世臣而不是王瑬相似。因此，官位不能解释经世思想的不同。

图7.1 林则徐

说明：在清朝宫中的紫光阁存有高级官员的画像，但却没有学者的。康有为的同乡叶衍兰，用了大约30年的时间收集各种资料为从顾炎武到魏源的有清一代170位学者画了像，他的孙子又补充了清后期学者的画像并将之出版，名为《清代学者象传》，此处及本文其他所有清代经世学者的画像均取材于此。

图7.2 冯桂芬

图7.3 包世臣

代沟也无法解释学者官员是支持干预派或是放任派的经世思想。年纪大致相当的学者官员却持有不同的观点。这种不同存在于同生于1770年代的丁履恒、包世臣和梁章巨（图7.4）之间；同生于1780年代的林则徐、贺长龄、许！、管同和王瑬之间；同生于1790年代的龚自珍、魏源（图7.5）和沈垚之间；同生于1800年代的头一二十年间的冯桂芬、吴嘉宾、徐鼒和孙鼎臣之间（参见表6.1）。

图7.4 梁章巨

图7.5 魏源

地区差别与经世建议的不同也无关联。某些学者声称，19世纪前期的政治经济主张，反映了满清统治者与东南沿海重赋地区地主和大商人们间的冲突，而后者的不满和抗议通过政治上代表他们的高官表达出来。然而，那些在银贵钱贱问题上发表言论的学者官员并非都来自东南省份。从目前可资利用的传记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来自满族的穆彰阿和英和，来自蒙古的花沙纳，来自四川的卓秉恬，来自云南的朱嶟，来自直隶的申启贤、张修育和王植。他们也并非都对现实政治不满。尽管卷入这场争论的学者官员大多来自长江以南的省份（无论如何大多数的官僚都来自本区）是一不争的事实，但是有些人是干预主义者，而有些人是放任主义者。

艾尔曼有关江南考据学派的研究指出，在19世纪前期经世学派兴起的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湖南人和广东人，而不是江南人。然而，那些在银贵钱贱问题上大胆直言的学者官员的地区分布却表明，江南在数量和重要性方面均居于首位。即使出身于同一地区，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王瑬和许楣虽然均出自江南，但彼此却针锋相对。因此，地域背景无法解释政治经济主张的差异。

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们能够将文章寄送给在其他地区的支持者或反对者以寻求回应。学者们通过长距离通信的方式对货币问题发表彼此的看法，比如在云南的林则徐与陕西的李星沅（1791-1851年）、江苏的王瑬与湖北的林则徐、江苏的许！与浙江的许楣、江苏的王瑬与北京和安徽的包世臣，以及江西的吴文镕与北京的户部官员之间都是如此。邮件传递和印刷业的便利，再加上官员和幕僚们在全国的游历，都使得清朝的学者官员能够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交流意见。

尽管主要是汉人在论述这场银贵钱贱危机，但某些证据也表明，卷入到这场争论中的某些学者官员——比如包世臣、林则徐及其他东南地区的人们——与满洲官员关系良好。除了在硬币上书写满、汉文字的建议体现了族群融合的意涵外，满、汉之间的许多个人联系也表明，种族对立也不是影响政治经济意见差异的因素。

嘉庆帝的两个宠臣朱珪（17311807年）和英和（图7.6）是和珅的政敌，并且都是放任主义的支持者。英和曾任内阁大学士、礼部侍郎、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在他的帮助下，许多放任主义的建议变成具体的政策。包世臣曾在1809年向礼部尚书戴衢亨（1755-1811年）提出海运南漕的建议，1825年他又向英和提出此议。在矿政和漕运政策上，英和的立场与包世臣、林则徐及贺长龄一致。1826年，英和甚至因为要求解除北京附近银矿的矿禁而触怒道光皇帝。

图7.6 英和

尽管如此，道光帝也支持包世臣、林则徐及其他人的漕运和矿务政策。即使道光末期穆彰阿和林则徐之间有所冲突，穆彰阿也支持包世臣所提倡的票盐制和以钱代银的建议。除了影响满人水手生计的漕运问题外，在为解决银贵钱贱所提出的建议中，满汉之间的抵触并不明显。

那么是不是商人影响了放任主义者的亲商言论呢？有些放任主义者也确实与地方商人关系密切。林则徐早就曾经向政府请愿，要求给予办铜商人一些借款从日本购买生铜。他的那些让商人出国、开矿及铸造银元的请求都表明这些都是地方商人的意见。在1826年魏源为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中，江、浙地区的人写了许多有关海运的文章。除了官、绅撰写的文章以外，还有一篇是叫谢占壬的商人撰写的。作为经常航行于福建和奉天之间的商人，当谢占壬在天津做生意的时候早就注意到了漕运的问题。他指出，由于从江浙沿着海岸绕过山东半岛，直达天津和奉天的这条航线上航海技术的进步，以及殷实商人的可靠性，应该考虑海运南漕。

但尽管海运最终获得了商人的支持，并不是商人造成最后的变革。在魏源于1826年给贺长龄撰写的文章中说道：“创行之始，商情观望，愿载货而不尽载米。及交卸速而受直厚，知载米利赢于载货，则宜一运以毕无烦再运，而一要无余憾矣。”1825年，当包世臣为新任江苏巡抚陶澍撰写“海运十宜”时，他仍对商人的反应毫无信心。包也提到，尽管可以开矿，但在一个资本缺乏的时期，很少会有商人愿意投资风险如此高的事业。当货币短缺之时，最好是存钱而不是去消费，因此商人会对政府所鼓励的商业活动无动于衷。

目前的一些研究表明，在银贵钱贱危机中，因为钱庄操纵着银价，所以在地主阶级与钱庄之间存在着冲突。学者官员经常指责钱庄在银贵钱贱危机中掠夺国家的经济权力。正如成毅说道：“夫银之多寡有无，既专操之商贾豪滑，于国与民已属大病，而况并操之域外之黠侩也。”官员们依靠钱庄来熔炼收税得来的碎银，并且钱庄也是开展贸易所需资本的来源。政府的杠杆作用在于它有能力取消钱庄的营业资格或对其直接课税，但是钱庄也能够罢市并迫使贸易陷入停顿。钱庄操纵市价的行为影响到地主阶级和所有需要纳税或借贷的人，从而引发了遍及整个社会的问题而不是只影响某一特定阶级的问题。

马丁的同时代观察指出，官员乃至政府都投资于一种被称做当铺的银行。银行及其他商业活动经常通过合股的形式集资。对投资者来讲，为这些企业取一个共同所有的名字是掩盖他们参与其中的一个办法，因为自己的名字不会出现，并且这也方便官员的私人投资。在重要性不同的城市中存在着等级不一的金融组织。不同层次的地主常参与到相应等级的金融组织中。因此，中国的钱庄和地主不会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层。因为中国城市和乡村的联系要比其在许多其他的传统社会更为紧密。19世纪前期中国的许多学者官员都出身于商人家庭。尽管包世臣的父族是破落的地主家庭，母族则是商人家庭，但他仍然对钱庄攫夺经济权力的行为深感不满。

所有这些事实都表明，19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官员的建议远非仅仅植根于本身的现实利益。

包括管同、龚自珍、陈鳣（图7.7）、杨象济、吴铤（1800-1833年）、吴嘉宾和李兆洛（图7.8）在内的许多著文论述银贵钱贱问题的学者官员，都是桐城古文的拥护者。古文学派的重要目标是恢复古代中国的写作风格。相对于后来出现的骈体文，古文更易于理解，而骈体文除了要把握节律以外，还要大量使用华丽的词藻和深奥的典故。古文运动兴起于唐宋，复兴于明，再兴于清。这种文学运动旨在向社会清楚传达思想并以之影响社会。提出建议建构社会秩序也是经世思想的目的。因此，关注银贵钱贱问题的学者自然会对古文体感兴趣。

图7.7 陈鳣

图7.8 李兆洛

清代古文运动的复兴始于安徽桐城人方苞（1668-1749）。因此，他所提倡的散文体就被称为桐城古文。方苞曾于清初提倡古文。其1733年出版的《古文约选》是为准备科考的人编的。透过这本文选，他希望将来要经世的考生一则可以了解圣人义理，二则可以增进写作能力。

除了熟悉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揣摩写作技巧之外，古文学者必读的文章还包括涉及古代经世问题的“三礼”。方苞曾编撰《三礼义疏》——《周官》、《仪礼》、《礼记》的注解。曾国藩为孙鼎臣的《畚塘刍论》所写序文，也曾明显指出“礼”与“经世”的关联：

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巳。周官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巿、巫卜、缮！、夭鸟、蠱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吾读杜元凯晢秋释例，叹丘明之发凡，仲尼之权衡万变，大率东周之旧典。故曰：周官尽在鲁矣。自司马氏作史，猥以礼书与封禅平准并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礼者居其泰半，始先王经世之遗意。

。

当王瑬曾经提到阅读清代《通典》、《通志》、《通考》的重要时，他说：“昔人之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本朝掌故，犹之律令也。”王瑬的传记指出他是一个“志在经世”的人，阅读过去朝代典章制度方面的书籍及相关文章是经世致用的准备工作。

然而，撰写官文书会引起特殊的写作问题。正如桐城文派的门生沈垚所指出的那样，在晋、刘宋（421-81年）和北魏（386-527年）时期，有关朝政讨论、法律、制度、食货和财政问题的文章用语都是文雅、简洁和庄重的。他建议他那个时代的官文书要遵照这种精神，参考韩愈的为文风格。不应该使它们成为断烂朝报，正如那些庸俗之人曾经做过的那样，因为这种做法总体上无助于政事，甚至会加害于文学。无论如何，古文派学者们将文体作为学习的对象，因为如果文体不精炼的话，那么关于政事的文章也不会精彩。与汉学家们轻视写作不同，方苞曾经说自己将致力于早已丢失700年之久的行文“小术”。

尽管桐城派学者希望撰写简洁易懂的文章以协助治理社会，但桐城古文学派还是出现了两大支派——安徽桐城派和江苏阳湖派——这是根据两个支派创始人的籍贯而命名的（见图7.9）。

(a)桐城派主系

(b)阳湖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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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今文学派系谱

图7.9 桐城古文派系谱

阳湖学派的创始人张惠言（1781-1802年）和恽敬（1757-1817年）的文风是从钱鲁思和王悔生那里习得的。钱曾与刘大櫆（1698-1780年）一起学习，后者又曾向方苞学习。桐城支派的创始人姚鼐（图7.10）曾跟随刘大櫆学习，但他的风格与方苞更为接近。阳湖学派的代表刘和桐城学派的代表姚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方苞“义法”概念的不同强调。

对方苞来说，义、法既可视为两个分立的单词，也可作为一个连缀的骈词。当用做分立的单词时，义就是道，即“内容”和“道，”法就是文，即“写作技巧”。当义、法合起来作为一个词语来用时，意味着“撰文方式”。对方苞来说，义或道是二程和朱熹的哲学体系，法是韩愈和欧阳修（1007-1072年）所提倡的写作方法。义和法是作为一个连缀的骈词来用，还是作为两个分立的单词来用，要根据文章的类别而定。例如，在撰写辩论方面的文章时，应该分开来用；在描述性的文章中则应该连缀起来了解。同时，方苞指出义法应当随文章的内容而改变其意涵，即：“法随文变。”

刘大櫆注重文法、神气、音节和字句。因为古人为文不用标点符号，又不能分段分行，于是只能在文章中间注意音节和字句以彰显文章的脉络和神气。相反，姚鼐则强调内容（义），不过于看重音节和字句。在写作方法方面，桐城文派更加注重章法和篇法。在学习写作方法时，桐城文派强调背诵的重要性。桐城文派的古文家们深受诸如韩愈和欧阳修等前辈大师的影响，而较不能自造胜境。

阳湖学派将骈体文、考据学及各种古代哲学体系和古文体结合起来的尝试，与桐城学派专注于古文和宋学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姚鼐试图将考据学和古文体加以整合，但无论汉学者或是他自己的学生都认为他做得并不成功。姚在汉学方面的水平低到汉学大师戴震（1724-1777年）拒不收其为弟子。在张惠言和恽敬学习古文之前，张已是考据学和骈体文方面的行家了，而恽也早已精读了古代哲学家的各种著作。

另一位阳湖学派古文家李兆洛更为看重骈体文，他曾经跟随张惠言和恽敬学习过古文。李曾编《骈体文钞》而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互相抗衡。李反对只写骈体文，或只写古文。他更批评桐城派主系的古文，“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两汉”。

阳湖学派对考据学和学习古代哲学的兴趣与其对今文经学的研究有所关连。阳湖是常州府的府治和常州今文经学派的渊源地。庄存与（1719-1788年）所强调《公羊春秋》的重要性奠定了这个学派的学术基础。庄的外孙兼门生刘逢禄（1776-1829年）是第一个宣称刘歆（公元前53-23年）误读了《左传》的学者。他将《左传》和《谷梁传》与《公羊传》作了比较，最后极力推崇《公羊传》。

龚自珍和刘逢禄曾共同研究过《公羊春秋》。1838年，龚自珍撰写了《春秋决事比》一书，以发展刘逢禄的思想。魏源也曾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他的《诗古微》和《书古微》指出了古文《诗》、《书》中的某些作伪之处。魏源和龚自珍都曾向李兆洛和张惠言学习过阳湖文体。因而，今文经学派和阳湖文派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今、古文经学派均研究经典著作，尤其是先秦儒家经典。秦始皇曾经下令将这些经典焚毁殆尽，但部分用秦以前的古文字撰写的作品幸免于难，后来将其称之为古文经。其他那些凭借儒生的回忆并用汉代文字记录写成的经典则被称为今文经。

因为鲁国是孔子的故国，因此在儒家著作中，被视为鲁国编年史的《春秋纪年》（后称《春秋》）十分重要。由于《春秋》的记载简单且前后割裂而显得有些支离破碎，因此后人又撰写了三种传以释其义。《公羊传》是由传说中的作者公羊高用今文体写成，并采用一种颇为神密的手法详细阐述了《春秋》的微言大义。《左传》提供了更多的史实，据说是由与孔子同时代的左丘明用古文体写成的；在今文经学派看来，这项文本是西汉末年为王莽（公元前45年——公元23年）篡汉作准备而编造的。某些人认为，《谷梁传》是用古文字写成来增补《左传》，而另一些人则说其是用新文体写成以增补《公羊传》。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谷梁传》无论在史料价值还是在阐述春秋大义上都不如其他两种重要。

除了《春秋》以外，还有《诗》、《书》、《礼》、《乐》、《易》等其他五部儒家经典。这些经典的某些部分是古文版本，某些部分是今文版本。这些版本内容的不同，尤其是对其解释的不同，是今、古文经学派的区别所在。今文经学派认为孔子撰写了六经，而古文经学派则认为孔子只不过是将当时现存的历史资料编纂成六部著作而已。因此，今文经学派认为孔子作为一个素王，其思想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古文学派认为孔子只是史料编纂者，并未对政治产生任何影响。此外，今文经学派敬天而古文经学派法祖。再者，今文经学派认为皇帝必须对上天负责。在对今文经的解释中，君子注重自我表现。今文经学派还认为变化是自然的历史现象。岛田虔次对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差异的总结是：古文经学倾向于强调种族民族主义、革命与上层建筑的优先性，今文经学则倾向于强调世界主义、进化、自由主义与经济发展的优先性。今文经学派在前汉时期的学术界占支配地位，但在郑玄将其融入以古文经学为基础的综合体后便衰微了。

虽然有些学者认为19世纪初叶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对立，但是阮元的弟子蒋湘南即曾用到“古文”与“今文”两个名词。蒋湘南指出，在时人当中，最为尊敬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因为他们深通“今文”家法及本朝典章制度。其《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书》中有称：“其当吾世而获从捧手者，有刘礼部申甫、龚礼部定庵、魏刺史默深。三君精西汉今文之家法，而又通本朝之掌故。”魏源所撰《书古微》自序更明显地将“今文”与“古文”并称：“书古微何为而作也？发明西汉尚书今古文之微言大义，而辟东汉马郑古文之凿空无师传。”

除了前引李兆洛与姚鼐的对立之外，蒋湘南与名地理学家沈垚更透露出桐城派和阳湖派之间的对立。蒋湘南认为刘、龚、魏“自能以真古文示天下”，并且进而指出桐城派学者所写的古文并非“真古文”。蒋的弟子宣称蒋志在矫除自归有光、方苞所引进的“伪八家”流弊。论及桐城派古文家并非如其所声称的“载道”，蒋湘南的弟子指出当其师论及道时，必顾及人情、时势及天地之变，而非如理学家之谈性与命。

沈垚在一封寄乡间友人的书信中严厉地批评龚自珍的文章：“都下言古文皆推龚定庵。闲亭（沈云）不求人知，人亦无知闲亭者。垚窃谓定庵画鬼，闲亭画人。人见鬼则惊，见人则了无可异。都下言古文者不数人，然其文皆未能过于愈愚（孙燮之号），渊甫（张际亮之号）或反不如焉则甚矣。吾乡于哗世取宠之事不能与通都大邑争，而学术文章窃恐通都大邑之逊于吾里也多矣。”

从姚鼐时代到曾国藩时代，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对抗变得更加激烈。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收了16篇刘大櫆的文章，还多于苏轼的15篇。曾国藩与吴敏树两人都抱怨姚鼐对刘大櫆的宽松。曾国藩虽然声称要揉合骈体文、考据与桐城古文，但他也曾说：“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曾国藩并将姚鼐与周公、孔子并列。曾国藩所希望发扬光大的桐城文派主要是姚鼐所属的桐城主系。

当蒋湘南的一位弟子谈到何以桐城古文派未能达到文以载道的目的时，他指出了这两个文派在哲学义理上的不同：“先生之谓道乃以人情、时事与天地消息参验而出之，非理学家空谈性、命之道也。”对今、古文经学的不同支持，反映了桐城和阳湖派在哲学取向上的不同。

假如我们追溯在货币危机中有过论述的经世学者的文学或经学依归，可以发现这些学者经济主张所蕴涵的社会理论与其所依归的文学或经学派别有其精神上的一贯之处（参见表6.1和图7.9）。许多干预主义者与桐城古文派或古文经学派有所关连。鼓励安贫、反对追求经济利润的方东树（1772-1851年），反对贸易与私人企业的管同，与梅曾亮（1786-1856年）合为姚鼐的三大弟子。提倡重农抑商并主张以布帛、谷物取代银两作为交易手段的孙鼎臣曾由梅曾亮研习古文。孙鼎臣与曾国藩同乡，孙的文集曾由曾国藩总校。主张严禁贸易及认为政府处理货币问题有无比力量的吴嘉宾也是梅曾亮弟子。吴嘉宾的古文还被认为可以比美姚鼐。反对富人的豪奢并主张废银的徐鼒，与孙鼎臣为同科进士，两人也同为梅曾亮的密友。

极力鼓吹膨胀性货币政策并认为农业是主要财富来源的王瑬曾经从其族兄王芑孙（1755-1817年）这位方苞的重要弟子学习古文。他本人也曾选取清代许多古文作品临摩撰写。他20年以上的密友张履是桐城派主系古文的名家，另一位密友张际亮（1797-1842）自称自幼即好学桐城古文。张际亮极为亲密的老师沈维！乃为王瑬多年的幕主。张际亮与另一桐城派文人，亦为姚鼐侄孙的姚莹，关系更甚于他人。姚莹在鸦片战争期间因为在台湾误捕英人而被判刑，张为姚奔波平反，直到往生。

某些声浪较小的干预主义者也与桐城古文学派有所联系。支持发行大钱的杨象济是姚桩的弟子。江苏人姚桩则是姚鼐的弟子，他过去曾经孜孜以求经世之道，并在晚年不遗余力地传播朱熹及其弟子的著作。主张严禁移民及商人奢侈的谢阶树，擅长于“古文辞”。其模仿古人之作有时还优于前人。1838年左右支持铸造大钱的成毅是曾国藩的同乡，并在出版其著作时得过曾的帮助。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桐城文派的创始人方苞在乾隆早期曾经为了保证谷物供给而主张禁酒。

相反，放任主义者更多地与阳湖学派和今文经学派有关（表6.1和图7.9）。首先鼓吹铸造金币、银币的丁履恒，祖籍常州。曾由庄存与之姪庄述祖（1750-1816年）学《春秋公羊传》。他本人也写了《春秋公羊例》。张惠言、恽敬、李兆洛等均与之密切交往。通过丁履恒的介绍，李兆洛曾由刘逢禄学《公羊传》。通过李兆洛的介绍，丁履恒向包世臣学经世之学。因李兆洛和刘逢禄的字中均有“申”，故被称为“常州二申”。龚自珍的外祖父段玉裁（1735-1815）是丁的朋友兼老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今文经学者龚自珍对私有财产的基本观点与洛克相似，并在多数情况下反对政治干预经济秩序。

魏源曾同龚自珍互相切磋过《公羊春秋》和阳湖散文，他主张政府铸造银元和发行可兑换的纸币，发展对外贸易作为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一种手段，提倡民营矿业，改行票盐以及海运南漕。包世臣作为李兆洛的好友之一，主张由私商海运南漕，改行票盐以及发行可兑现纸币。包世臣是在李兆洛那存有五万卷藏书的藏书楼里写出自己的著作。包的女儿还嫁给了阳湖学派创始人张惠言的侄子。

在林则徐于1823-1836年担任江苏按察使和江苏巡抚期间，包世臣和魏源与其成为好友。除了陶澍以外，林则徐也认同包的思想。林提倡并铸造出银元在当地流通，并积极筹划海运南漕。他还鼓励中国商人出国从事对外贸易，并意识到在开采银矿时，市场的力量有助于发现好的矿点。据其传记作者说，当林则徐于1837和1838年为官湖南时，还与姚桩和张际亮成了朋友。姚和张同属桐城学派；包和魏与常州或阳湖学派的关系则较为密切。林与阳湖学人的关系远较与桐城学派密切和长久，这种关系也反映在他与常州学人的经济思想间有着更多的相似性上。

贺长龄主张开展区间贸易，用贵重金属作为货币，由钱庄发行纸币，由私商海运南漕以及增开新矿。他还曾资助魏源于1826出版了其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贺、魏两家的关系密切到贺的岳父虽然身在湖南却向身在江苏的魏源写信询问有关投资的建议。贺长龄的一位密友户部侍！王庆云，十分清楚银贵钱贱问题的外因，并反对发行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大钱。而同样反对将大钱和纸币作为货币流通的冯桂芬则是林则徐的幕僚并曾向李兆洛学习。

图7.10 姚鼐

图7.11 许！

图7.12 阮元

图7.13 陈用光

第一位批评王瑬的陈鳣是阳湖学派集大成者张惠言的学生。严厉地批评王瑬的许楣、许！兄弟（图7.11）和陈鳣同乡并曾经一起研习碑铭和词源学。许氏兄弟都是乾隆朝进士、两广和云贵总督阮元（1764-1849年）（图7.12）的学生。曾经发起过许多经典著作研究的阮元曾在李道南（1712-1787年）门下学习，而此人又是庄存与的门生。阮元在其于1829年编纂而成的《皇清经解》一书中搜集了许多今文经学著作。是刘逢禄建议阮元出版了《十三经注疏》和《皇清经解》这两大部的经典研究文集。或许因为许楣也是常州学人中的一员，所以他的作品也被收录在由常州人盛康（1814-1902年）编辑并于1898年出版的“经世文编”中。

还有一些学者游离于前述两个学派之间，他们的政治经济思想也是如此。例如，汤鹏（1801-1844年）反对商人的消费水平逾越官员。他主张企业由民间经营，金融由国家控制以及开放食盐专卖体制。汤也是梅曾亮密友，后者还为汤撰写墓志铭；而姚莹则为汤撰写传记。汤鹏、魏源、龚自珍和张际亮在北京都曾是名噪一时的年轻学者官员，他们一起成立了“宣南诗社”以赋诗、饮酒并议论时政。汤鹏与反对使用大钱的李星沅关系密切，在李星沅的诗集中，有好几首汤鹏为李父、母所吟的诗词。

对经世致用和古文体的共同兴趣使两派学者官员有所合作。在姚鼐的20位著名的嫡传弟子或再传弟子中，有11人的文章被魏源《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的各种续编收录在“户政”一门中。许多来自这两个对立学派阵营中的成员都加入了北京的“宣南诗社”，其中包括程恩泽（1785-1837年）、陶澍、林则徐、梁章巨、黄爵滋、龚自珍、魏源、姚莹、张际亮、汤鹏、陈用光（图7.13）、何绍基、吴嘉宾、梅曾亮和谢阶树。两个学派成员之间的通信也十分频繁：吴嘉宾写信给林则徐讨论有关限制贸易的问题，王瑬的那位对龚自珍文章颇有微词的密友沈垚，也曾与龚自珍通信讨论军事史的问题。

尽管这两个对立阵营中的成员有交流活动，但他们有时显然还是界限分明。例如，常州人陆黼恩（生卒年不详）注意到当王瑬的《钱币刍言》出版时，江苏巡抚林则徐极想拜会他。然而，林的藩司陈銮（1786-1839）和臬司怡良（1791-1867）却劝阻他不要这么做。当林任两广总督时，他想征召王瑬入幕。王瑬的“府主”和张际亮的座师工部侍郎沈维！将这一消息写信告知了王，尽管王非常原意接受，但却从来没有获得这个职位。谢阶树在任职翰林院期间，交游很少，龚自珍是他少数几个朋友之一，但于1844年，谢阶树曾出版了一本书批评龚自珍的意见。

经世学者间的联合和分化在因王瑬的著作而引发的论战中反映得最为明显。王的著作遭到包世臣和陈鳣、魏源、许楣和许！的严厉批评。参与这场经济论战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也出身于不同的文学或经学流派。

然而，在19世纪前期表述其经济观点的学者们，并非全都对某文学或经学派别有强烈的认同感。例如，至少我们还不知道缪梓是否属于某个学派。然而，我们也知道，没有明显学术关系的那些学者中的观点与那些明显属于某一学派的学者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例如，缪梓的建议与朱嶟和刘良驹的观点大同小异，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包世臣的思想。

尽管每个学派内部略有差异，但仍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宗旨将其与其他学派区别开来。例如尽管贺长龄主张使用白铜，魏源主张使用白银，丁履恒主张使用金、银，但他们都强调使用贵重金属作为货币。

以前学者认为经世学派的产生是由于当时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此不同的是，波拉切克（James M.Polachek）认为今文学派根本就不存在。在他看来，19世纪前期江苏地区经世学者的成员，并不是作为一种学术运动的成员而存在，而是“主要在一种官僚和政治的关系框架中运作——换言之，这种关系是通过官僚阶层体系内的契约关系构建起来，为促进这些人自身和生涯利益的特殊群体”。

许多经世学者是波拉切克所描述的宣南诗社的成员。这个诗社的成员提出各种不同的经世思想。例如，龚自珍支持移民政策而谢阶树则强烈反对。他们都主张强化宗族关系以应付流民问题。龚主张在宗族问题上，国家应当尽量少介入其中，而谢则强调要加强国家对宗族的监控。梁章巨对奢侈性消费大加贬斥，而魏源则认为富人的消费可以为穷人提供就业机会。在发行大钱问题上，梁章巨和何绍基的主张与王瑬相近，而魏源则严厉批评。魏源、陶澍和林则徐建议让商人在经济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吴嘉宾和梅曾亮的好友徐鼒则要求国家限制商业活动。

经世学者们政治经济立场的不同还表明，其间并不存在因年龄、阶层、族群或官位来划分的特殊群体利益。相反，今文学派或来自阳湖古文派的学者趋向于提出放任主义式的政治经济主张，古文学派或来自桐城古文派的学者则倾向于提出干预主义式的政治经济主张。通过考察这两个学派学术旨趣中不同的核心观念，可以进一步诠释这种关系。

由于阳湖和桐城古文派都继承了方苞的义法观念——其中法可随义变而变，所以二者均承认变化的可能性。但是，因为桐城古文派的法集中在章法和篇法，而阳湖文派则强调音节和字句，因此，桐城学派更认可结构性变化，而阳湖文派则倾向于技术性变化。这种不同也与今、古文学派在有关革命和发展的不同主张相呼应。发展是基于技术进步的发展，而在革命的过程中，通过教育以实现社会的根本变化至关重要。古文学派对上层建筑的强调近似于桐城派所强调的以义、圣人的“道”或“真理”作为变化的基础。考虑到这种学术背景，我们就能够理解王瑬对纸币上刊印《程子四箴》或《朱伯庐治家格言》何以如此热心了。王瑬主张对货币体制进行整体性的变革，而魏源等人则主张通过将贵重金属加到现行的货币体系而达到渐变，这也表明双方所建议的变化程度是不同的。

当丁履恒、魏源、林则徐和贺长龄主张使用贵重金属或可兑现的纸币，以减少皇帝对人民财富无休止的攫取时，他们都求助于圣贤、上天甚至五行的权威。这正与今文经学派的主张耦合：即应该由如孔子那样的素王或上天来对世俗统治者的权力加以约束。林则徐、许楣、魏源和包世臣声称市场力量是存在的，并能够对政治力量加以限制，这一点也符合今文学派的认识：即在世俗政治权力之外，还存在着某些超越其上的力量。今文学派强调儒家君子的自持之道，这与放任主义所强调的个人主动性是相符的。古文学派强调忠诚，这既与干预主义者认为国家拥有无限权力的观点相符，也与桐城文派所强调的拟古主张相互吻合。阳湖学派的鼓励个人创造词句，与今文学派所强调的个人主动性以及放任主义所主张的私人企业、自由贸易和自由移居的观点也是旨趣相近。

事实上，不同经世群体的学术基础表明，思想观念对不同群体的形成至关重要。在此同时，观念也在诠释着社会现实，这是下章将要讨论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