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想的启示及与西方比较

虽然主要是由于世界银荒导致中国市场低迷不振，才造成19世纪前期中国发生全国性货币危机，但当时的中国学者官员并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中国学者官员探讨这场危机的知识，主要取材自汉族王朝本身的历史。只有王瑬、梁章巨、魏源三人稍有不同，王瑬曾简要提及日本使用纸币的情况，梁章巨指出新疆地区流通一种大钱，魏源则追溯西藏使用银元和新疆使用普尔钱的历史。除此之外，学者官员们在辩论当中用来支持其观点的论据均取材自中国历史上的相关例证或现实经验。不像之后的中国逐渐引进西方经济思想。19世纪前期的中国可说是最后一次只能凭借传统思想来应对银贵钱贱危机这项难以了解的货币问题。不同的学者官员对这场危机的回应，恰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素材，用以理解和考察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思想的多元面貌，并以之与西方类似思想进行比较。

以对《盐铁论》的传统看法为基础，学者通常都认为从汉朝开始，中国就一直由政府掌控着铜钱的铸造权，而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一直带有政府干预的色彩。可是19世纪前期的学者官员在争论过程中引以为据的历史素材，却展示出颇具弹性的政治经济思想传统。中国关于如何应对经济衰退、货币短缺之类问题的历史知识，甚至可与西方应对类似问题的理论媲美，西方论述在其对于17世纪英国货币短缺危机、20世纪30年代全球大萧条，以及今日的经济低迷期等现象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中历历可见。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长期以来反对财政搜刮的学术传统；中国与18世纪欧洲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有所不同的财富观及货币价值观；中国同时存在集权于中央的货币制度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中国对民众与政府双方互动深刻影响经济政策后果的高度关注。

在19世纪前期的中国，西方经济思想在当时鼎沸的货币危机争论当中发挥的作用几乎微不足道。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确有一批中国学者官员对西方国家充满好奇。以李兆洛为例，他就曾对在广州见到的欧洲人深感兴趣，并以记录中国水手描述西洋国家的《海录》一书为底本，撰写了《海国纪闻》一书。以上两书在19世纪40年代广为流传，成为中国官员了解西洋国家的主要信息来源。这两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都用来描述西洋地理概貌。虽然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郭实腊（Karl F.Gutzlaff,1803-1851）以及其他一些欧洲人出版了若干中文读物介绍西方思想，但以宗教、地理和历史相关的知识为主要内容。

当时只有一部探讨西洋经济和货币制度的著作——《贸易通志》，该书的主要内容被魏源摘录记入他的名著《海国图志》当中。《贸易通志》是依照郭实腊所著的《商业志》（Treatise of Commerce)(1840年刊行）一书改编而成，而《商业志》又是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麦克库洛赫（John Ramsey Mc Culloch）1832年于伦敦出版的商业词典改编而成。1841年，郭实腊改编而成的《商业志》一书经由林则徐转到魏源手里，但一直拖到1867年修订再版的《海国图志》当中，才将《商业志》的内容用中文刊载行世。魏源曾提到“银票如中国之楮币，国王出之”，这显然是他晚年的言论，而且具体时间很可能在1853年清政府开始发行纸币之后。魏源对中西贸易的观察，可能会影响到他对贸易的看法，但在1850年以前，魏源对货币问题的观念几乎未曾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就连魏源这样的“西洋通”都很少接触欧洲经济思想，由此可见西洋经济原理对19世纪前期中国喧嚣一时的货币争议鲜少影响。

王瑬的个案显示19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官员的知识背景大多源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素材。他的重要主张有三项：发行纸币，禁止使用铜器皿，铸造大额铜钱；并坦然宣称这是对历代先辈学者所提对策加以融会贯通后得出的结论。他所提到的先辈学者包括：以首倡纸币说而著称的宋代学者张泳（947-1015）、辛弃疾（1140-1207）、陈子龙（1608-1647）、钱秉镫（1612-1693）等先后提倡发行纸币者、开列禁止使用铜器皿的七大好处而享誉一时的汉代学者贾谊（公元前200-168）、遵循刘巴的计策决定开铸面值100文大钱的蜀汉开国之君刘备、主张铸造面值5文铜钱的韩愈（768-824）。从上面列举的这些人物来看，王瑬眼中的先辈学者囊括了汉、唐、宋、明的历代学者官员。

如下所示，由19世纪前期清朝学者引以为据的历史素材足以看出中国经济思想传统的灵活发展。

某些学者认为中国历史束缚了学者官员的经济思维。例如晚清时期所编的“经世文编”是依照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六部顺序分类的，而没有参考《尚书·周官》当中八政的原则将“食”与“货”摆在最优先的位置，这就束缚了学者们的经济思想，使他们应对19世纪发生的史无前例危机的能力受到限制。

可是在经世文编有关银贵钱贱危机的讨论中，历史是灵活多元的参考素材，而非僵化死板的限制框架。在19世纪前期开始陆续印行的经世文集当中，尽管大多数谈及货币问题的文章都被收录到户部项目之下，但这些文章经常征引《周官》中的八政。例如丁履恒收入《皇朝经世文续编》户政部分的《钱币论》，即引“八政”的食货两项来强调货币问题的重要性，他说：“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者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者，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吴嘉宾的《钱法议》也引述“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所谓货，即泉也”。魏源则引用《周官》批判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吏对富户特别是富裕农户的盘剥行为。魏源在大力提倡发行可兑现纸币这一制度时，也曾征引《周官》当中的“质剂”精神充当论据。

有趣的是，尽管学者们纷纷将“八政”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论据，但他们对于如何解决现实的经济难题却提出了不同的策略。例如丁履恒建议采用金、银、铜三种贵重金属来铸币；而魏源只主张用银充当铸币原料；缪梓建议用铜铸钱；吴嘉宾则鼓吹发行大额的铜钱。

中国灵活多样经济思想传统也可以从对周朝（公元前1134-256）单穆公（生卒年代不详，原名单旗）这位历史权威人物货币观的不同阐释来进行分析。《国语》一书里对单穆公的言论有如下记载：“民患轻则作重币以行之。”在19世纪前期，户部、梁章巨和丁履恒对这句话有着不同的解释。丁履恒将“轻币”解释为不值钱的货币，“重币”解释为比较值钱的货币，因此他建议采用贵重金属铸币。梁章巨则将“重币”解释为面额较大但内在价值含量未必与之对应的货币。户部以单穆公反对铸造大钱为由拒绝了梁章巨所提出类似周景王（公元前544-520）曾提过的建议。

单穆公是中国货币史上第一位主张“母子相权”（即协调主币与辅币的发行额）的政治领袖。王瑬本人在《钱币刍言》一书中却以不同于单穆公的观点对这条原则加以发挥。他曾提到“母子相权”指的是：纸币和铜钱两种货币自由兑换的制度。如果铜钱的供应量充足有保障，就可以充当“母”，纸币用来充当“子”。王瑬另外认为，面额较大的纸币被广泛用于大宗商业交易活动，而面值较小的铜钱只用来进行小额交易，在这种情况下纸币就成为“母”，铜钱就成为“子”。“相权”在第一种情况是“货币准备”的意思，在第二种情况是“相辅相成”的意思。

中国经世思想的灵活传统也可以从学者们自由择取法儒两家的言论来加以体现。中国经世思想的研究，常用截然的二分法来区分历史人物。法家人物多数被列入干预派行列，儒家人物则多持放任主义观点。然而从魏源的言论来看，他对法家思想兼采一种既赞成又反对的态度。一方面，他引述《管子》这本通常被视为法家著作的观点论证中国历史上曾长期使用黄金，另一方面，他大肆诋毁王瑬，认为王瑬比古时恶名昭著的商鞅（公元前？——338）和李斯（公元前？——208）这两位法家弟子更加残忍恶毒。尽管魏源将王瑬描述成比古代法家成员更强调干预措施的人，但王瑬本人是“好儒家言”。他曾就《论语》和《诗经》的相关篇章分别成书进行阐释。他还就“四书”当中涉及地理的内容有所著述。在乡塾教授儒学的成毅认为，以谷物和布匹纳税符合《管子》一书倡导的重农思想。包世臣开列过他精通的书籍目录，其中既有《诗经》、《礼记》、《孟子》、《荀子》等儒家著作，也有《韩非子》等法家著作。因此，不太适合用法儒两家来区别中华帝国晚期的学者，对于19世纪早期的学者而言，法儒两种学术内涵皆可作为知识的来源。

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思想的灵活多变从19世纪前期的学者，有关历史上各种货币政策利弊得失的对立观点也可看出。19世纪前期的学者倾向于宣扬那些同他们此时的主张相类似的观点在以前的朝代曾取得成功。以王瑬为例，他曾旁征博引纸币使用的漫长历史，以证明他所提方案的可行性。他回顾了中国历史上使用纸币的过程，一直追溯到郑玄（127-200）所记录周朝（公元前1134-256）曾采用布匹作为交易媒介这一先例。王瑬断言，假如能克服宋、金（1115-1234）、元、明四朝500年在使用纸币过程中发现的弊端，那么纸币制度一定会比明代中叶以来仅沿用了二三百年的白银货币制度更为可取。王瑬还将明朝的覆灭归结为废除纸币制度的结果。由于采用白银充当货币导致政府财政拮据，增加百姓的税赋负担，民众的财富被掏空，下情上达的制度遭到阻隔，导致了李自成（1606-1645）为首的运动爆发。

相对地，许楣认为王瑬的主张类似明朝初年推行的纸币制度，而明初的纸币制度比此前所有实行过的纸币制度可兑现率差。宋金两朝的纸币最初开始发行时，只能算是一种可用来兑换铜钱的汇票；但到了元朝，纸币就发展成为不能兑现的“孤钞”。许楣认为之所以会发生这种变化，乃是因为政府推行欺骗之道与民众愚昧无知所使然。但元朝发行的纸币毕竟还以丝绸作为发行货币的准备，可是到了明朝以后，政府发行纸币根本就没有以任何具体的实物作为准备，可见后者更具欺骗性。元在各“路”设立官库交换金银用以稳定钞币。而明朝前期政府发行不可兑现纸币，并同时使用铜钱的政策，与王瑬的主张非常相似。

许楣认为使用白银充当货币具有很大优越性，因为这样可以防止君王利用货币搜刮民财。他指出，从中国长期使用贵重金属充当货币的历史来看，白银充当货币的优越性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从周朝末年到汉朝，黄金的流通非常普遍。魏（220-265）晋（266-420）以降，黄金日渐稀少，但白银的流通开始扩大，可以弥补铜钱笨重不便的劣势。尽管白银使用直到明朝才渐增加，但在此前的很长时期里白银在货币制度中早就发挥着一定功能。顾炎武（1613-1682）曾指出早在南北朝时期的南梁政权（503-549）就开始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但许楣发现早在晋代就已经采用白银支付公共开支，在唐代，白银已被用来发拨军费；到了宋代，平民百姓已开始用白银来作交易货币。王瑬援引著名学者顾炎武的言论为依据，提议废除以白银充当货币。许楣则反唇相讥，称顾炎武虽然反对使用白银交税，但顾同时认为白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功能无可厚非。王瑬指出纸币的发行量应不低于30年政府开支的总额，他所引以为据的权威历史素材便是《礼记》卷12当中的原文。但这段原文提出应积储相当于国家9年消耗量的谷物备荒，也可见历史经典引述的高度选择性。

魏源找到历史教训反驳王瑬提倡的通货膨胀政策：①汉武帝（公元前140-88）一度曾以白银和鹿皮作为货币，结果引发通货膨胀，民众避之唯恐不及；②宋朝和明朝初年都曾在局部地区发行不可兑现的纸币，结果遭到民众的抵制；③对于水运比较便利的地区，如南宋统治区和19世纪前期的东南一带，社会并没有特别偏好较为方便的纸币。④金元两朝以丝织品和银箔加工而成纸币，同样无法避免不断贬值的现象；⑤明代在洪武（1368-1397）和永乐（1402-1424）两朝实行的税收政策大致失败，原因在于政府规定的比价大大低于百姓交税时市场通行的比价。

魏源引用的另外一条历史教训带有跨国色彩。1215年，金朝政府在发行纸币的同时，下令禁止继续使用铜钱进行交易。这样一来，那些家中囤积了巨额铜钱的富商大户叫苦连连，他们一方面苦于囤积的大笔钱财无处可用；另一方面又苦于政府发行纸币的市价频繁波动，最终他们被迫将囤积的大笔铜钱运往淮河以南地区出售，毫无疑问，这些铜钱将间接流入南宋统治区。魏源因此得出如下结论：假如政府采纳王瑬的建议发行纸币，废除金属货币的流通，那么国内所有的金属货币必将流往外洋。

从上述争论可以发现，学者们大多依据对历史素材的解析来论证某种货币政策是否具有合理性。奉行不同思想路线的人当然持有不同的主张，他们都声称自己对历史素材的解析在确凿可信度方面远远优于对手，有时为了“争一时之胜”，他们不惜歪曲历史事实的真相，以达到压服对手的目的。

如果我们将西方的经济思想，特别是那些阐释货币短缺问题及经济低迷问题的经济思想，同中国的思想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灵活多变的传统政治经济思想另外具有独到的特征。

洛克时期的经济学家认为，直到洛克对君主滥用货币权提出异议之前，一直没有人从理论角度对此类问题展开批驳。在17世纪晚期英国发生的硬币短缺危机当中，洛克坚决反对实行降低铸币含银量和控制信贷利率的政策。同样也是在洛克的推动下，英国开始实施延续了长达两到三个世纪的贵重金属货币政策。洛克坚持认为货币的面值不应高于原料贵重金属本身的价值，因为货币能够获得社会认可的前提，完全在于自然赋予原料金属黄金和白银的价值。洛克辩称，利息和硬币的价值都是自然形成的，绝非立法者和君主所能随意改变。

张嘉璈在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为何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问题时，曾指出中国具有通货膨胀的传统倾向。但是我们从19世纪前期政治经济学者之间的争论来看，可以发现中国历史上存在大量驳斥政府利用货币政策实现其财政目的的说法。这里只需略举两例，一例是魏源对蔡京（1047-1126）的猛烈批判，后者曾任户部尚书，一度厉行王安石（1021-1086）变法期间实施过的通货膨胀政策；另一例体现在对单穆公思想的各种不同阐释当中，有一种阐释强调其驳斥国家借着发行货币搜刮民财的主张。

使用贵重金属铸造货币当然也是一种限制国家利用货币控制权搜刮民财的方法。在中国历史上，采用贵重金属铸币的方案比较少见，而这恰恰是丁履恒、贺长龄、魏源和林则徐等人建议实施的货币政策。他们援引的例证仅有三个：汉武帝曾采用贵重金属铸币、金朝也曾用贵重金属铸币、西藏流通银币。当然，龚自珍曾提到南朝的齐（479-501）梁政权也曾铸造过饼形金属硬币；魏源也留意到周朝曾流通过金币；这些也可以被视为贵重金属货币在中国历史上流通过的例证。

19世纪前期的中国承继了历史上延续下来的货币传统，从整体来看似乎仍以政府不插手干预这一特征较为突出，相比之下，近代早期的英国所承继的封建传统带有相对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尽管王瑬曾大声疾呼推行纸币政策，但从主张国家较少干预货币制度的建议相对居于上风这种情况来看，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还是延续了下来。

从洛克的时代到18世纪，“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bullionist）的论调支配着欧洲的货币政策；“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力主国家大力发展出口贸易以赚取尽可能多的贵重金属货币，因为他们认为仅有贵重金属货币能够增加国家的财富。19世纪前期中国的学者强调使用贵重金属铸币的理由，是要防止君王利用货币控制权进行财政剥削，而与“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的动机不同。在世界的两端，人们对财富的概念和货币的价值也出现了不同的理解。

“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认定只有贵重金属才算财富，而中国社会则认为财富还包括开发自然资源所得到的产品。1844年一道上谕命令军机大臣解除开矿禁令，并允许平民自行开采。其基本理由为：“……是亦藏富于民之一道……亦不得抑勒从事。”王瑬曾将金元两朝末年发生的通货膨胀现象归结于物资缺乏，这足以表明在他看来物资也是一种财富。另外，这也反映出他已经认识到货物和货币都能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

19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在如何看待出口贸易这一问题上意见也不统一。有些人主张禁止和取缔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吴嘉宾在写给林则徐的一封信中，建议将查禁对外贸易的权力加以扩展，不仅沿海地区海关应当严禁，内陆地区的管理机构也该如此。相比之下，魏源则认为对外贸易可以给中国带来诸多好处，既可以借此来学习西洋的先进技术，还能增加国家的税收，也可使民众购买到有用的进口商品。他进而指出，假如鸦片贸易能够彻底根除，中国将会出现贸易盈余并累积巨额财富。对外贸易将有助于中国的“自足与自强”。英国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一致认为贵重金属是唯一的财富，贸易是获得财富的唯一途径；相比之下，魏源只将对外贸易看成是获得财富的一条途径，而非唯一的途径。与某些重商主义者奉行的损人利己型的贸易政策相比，魏源认为对外贸易有助于推动中国与其他贸易伙伴国结盟，以共同牵制英国。(www.xing528.com)

19世纪前期中国发生的银贵钱贱危机在当时的人看来具有如下特征：货币短缺导致没有钱可用来购买商品，各类资源闲置，失业者大量涌现；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全球经济大萧条同样也具有上述特征。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经济循环周期，既有货币面的原因，也有非货币面的原因，如私营部门的投资意愿等。没有哪一种经济体能够依靠自我调节来实现均衡发展。大多数凯恩斯主义者都认为，从货币政策面精心而且慎重地进行调整以刺激总体需求增长，能够起到稳定经济发展的作用；当然这一学派当中也有不少成员认为经济发展能够消弭或缓和经济中的难题。早期的凯恩斯主义者针对经济衰退现象提出的应对方案如下：发行政府公债来支持公共基础设施，这样就会刺激原先因货币供应减少而萎缩的总体需求。后期的凯恩斯主义者则强调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总体而言，凯恩斯主义者倾向于实行干预政策。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凯恩斯主义主导了西方的经济思想。

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40年间，经济学家哈耶克与凯恩斯主义者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当中。在哈耶克看来，市场机制有其自发的秩序，这种秩序“非常繁冗复杂，不能指望就凭‘精心且慎重地调整以实现个人活动间的协调’之类的话语来进行解释”。A时期的生产过剩可以被B时期的生产不足所抵消，这就是跨时段协调的典型例子，这种协调方式往往被用来调节经济繁荣期和低迷期的不同产能。但是采用总体经济政策对跨时段的短期经济不协调现象实施干预，只能造成一种经济表面繁荣的假象，随之而来的注定将是一次经济大崩盘。哈耶克不光反对政府强行干预经济发展的自然周期，而且不赞成将货币供应权收归国有。他质疑政府是否有意愿和能力为了公众的最大利益去调控货币供应。在他看来，发行货币的职能最好交由私营机构来承担。他同时也探讨了不同货币相互展开竞争的可能性。

哈耶克的追随者再三批判凯恩斯主义者解决经济衰退问题的对策当中存在的缺陷，以及他们无视中央集权货币体制的弊端。他们指出20世纪的民众已经逐渐认可了政府在制订法律、维持军备、提倡道德、统一语言等诸多方面无所不在的权力，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应当垄断货币发行权。实际上，这种现象乃是过去几个世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集权中央的货币体制的发展能够节省不同货币之间大笔的兑换费用，也有助于巩固政府的权威。但人类从未像在20世纪这样面临通货膨胀的严重威胁，特别是在金本位制度结束之后。当统一货币的目标实现之后，原先不同货币杂处时期币值特有的稳定性便消失了。更严重的是政府倾向于通过发行货币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这无疑等同于变相征税。尽管政府一再宣称货币的发行量仅限于满足公众的需要，但是政府最理想的货币发行量与民众实际需要的货币发行量间总是存有落差。

从上述观点出发，在使用贵重金属充当货币的时期，或者由多家相互竞争的银行发行纸币的时期，货币价值相对稳定。尽管也会有银行破产，但是自由竞争的体制能够保障最可靠的银行一定能够生存下来，只有一小部分人会因银行破产遭受损失。但是今日各国的中央银行在国内根本没有竞争对手，这样人人都可能蒙受损失。用意良好的官员当然会多为民众谋福祉，但他们推行的措施不一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甚至还可能付出意外的代价。

此外，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学派也各有自己的主张。在货币主义者看来，货币供应对于经济运作极端重要。他们认为民间经济有趋稳的特性，而政府货币政策失当往往会引发经济波动。政府的责任只要维持货币供给量的稳定成长即可。在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自古以来经济发展必然趋于均衡。经济发展周期通常是货币供应短缺、油价上涨、技术变革等大的震撼所造成。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无力扭转这种震撼，因为私营部门都有自身的理性预期。新古典学派因此支持不干预政策。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设想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制订政策时未涉及民间态度。但在新古典学派的理论框架当中，私营部门往往会和政府暗中较劲，双方都试图揣测对方的实际意图。这样一来，决策过程就有些类似一场比赛，民间的策略和看法能对政府政策的成效产生很大影响。

在中国发生银贵钱贱危机期间，学者们提出的一系列货币政策走向了两种极端。一部分学者建议政府更多地干预经济活动，而另一部分学者则主张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越少越好。许楣、许！兄弟对王瑬的责难非常类似20世纪上演的哈耶克学派对凯恩斯经济学派的批判。许楣和许！兄弟对下列观点的看法也与哈耶克学派如出一辙：①由政府出面集中发行货币，常常使发纸币的发行量超出社会的实际需求量；②相对于以纸币为基础的货币制度而言贵重金属货币制度更能够保护民众的私人财产；③允许多家相互竞争的钱庄共存比中央集权的货币制度好；④市场本身能够克服倒闭破产带来的危机。

相比之下，王瑬和凯恩斯学派都赞同将民众的钱财从用来满足个人消费转移到投资领域。凯恩斯大力倡导民众购买政府发行的公债，以便增加政府在电信业务、电力行业、土地排涝等领域的投资，这些领域将吸纳大量人口就业。王瑬则建议政府发行纸币用来修筑堤防、开垦土地、赈济水灾和凶荒，此外还可收到减少腐败及附加税的功效：

又思近年来每遇水旱，小民转于沟壑，散于四方。其流离颠沛之状，哀号痛哭之声，目不忍见，耳不忍闻，将何以赈之乎？州县办公之竭蹶，胥吏舞文之情伪，不加其俸厚其禄，何以舒其困止其奸乎？河工海塘之经费，何以无绌于度支乎？……又试思舍钞而别求理财之策，田赋可以加乎？关税可以增乎？开矿可以兴乎？捐例可以恃乎？行西北之水利可以不费工本乎？用东南之海运可以不为后虑乎？

王瑬和凯恩斯两人建议的建设公共工程这种策略具有掠夺民众财富的潜在风险，假如这些政府发行的公共债券或政府发行的货币日后不能用来购买有用的商品，那么这种潜在的风险就会变成现实。但是两人的建议都能缓解失业问题，也都没有干扰现有的产权制度。

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处于失业的状态，西方的民主制度受到严重威胁，意大利和德国转向了法西斯主义。面对此情此景，凯恩斯力图从消费倾向与诱导投资两者进行调节，以便缓解当时的严峻局势。在这类问题上，王瑬和凯恩斯都力主不触动现行建立在私人产权和广泛的自由交易基础上的产权制度。

需要指出的是，凯恩斯和王瑬分别处于两种截然不同的货币制度当中。王瑬的建议包含如下内容：对货币制度实行中央集权化的统一管理，根据社会的实际需求量发行不完全可兑现的纸币，在小额交易当中可以并用政府发行的铜钱，纸币透过钱庄发放，也可在交税以及公共支出时使用。这些设计在20世纪的国家看来都属司空见惯，包括凯恩斯所面临的货币制度也不外如此。但在王瑬身处的时代，要想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就得对原有的货币制度进行极为激进的改变，因为在当时的货币制度当中，钱庄掌控着主要货币的流通。

王瑬的建议当中提及政府应当将货币的供应量控制在不超出社会需要的限度之内，而晚近的货币主义者同样也非常关注政府投入到市场上的货币数量，两者的观点颇为相似。马克思辩称，货币的发行量同货币的价值之间的联系绝非一成不变，不同种类的货币分别对应于不同联系方式。象征性货币（纸币及面额高于实际价值含量的贵重金属货币）的价值受其实际流通数量的影响。足额贵重金属货币（面额等同于实际价值含量的贵重金属货币）的价值虽然也受其实际流通数量的影响，但这类货币具有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能够调整其相对于市场需求量的供应量或实际价值。由许楣指出市场机制最终一定能矫正当时的白银外流问题，后来的发展显示出他敏锐地把握住了足额贵重金属货币运行的内在机制。

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都认为政府对于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不需涉及民间反应，晚近的新古典学派则强调政府和民众间竞赛者的关系，而19世纪前期中国出现的经济论争倾向于承认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下列言论足以反映出19世纪前期中国的学者官员对民情的了解，他们很清楚民众对国家推行的货币政策抱有怎样的看法以及准备采取何种对策。

魏源：货币“必皆五行百产之精华，山川、阴阳所炉备，决非易朽易伪之物所能刑驱而势迫”。

许楣：“取民九倍、十九倍之银，而偿以丈尺之纸，国家利矣，其如民之不利何？民既不利，钞必不行。九倍十九倍之利，必不可得。”

穆彰阿：“小民至愚而难欺，恐不得以此为不可使知而可使由也。……今日任事者不及于古，而作奸者更甚于前。若谓古人不能行而今人独能行之，实未敢信。”

卓秉恬：“行止之权操之自上，而贵贱之价定之自民，非民之能自定之，因时势之低昂以为低昂，而民并不能以自主也。……用伪之人不必即造伪之人……其假冒于民间者，又孰从而追咎之。”

19世纪前期介绍到中国的西方知识主要集中在宗教、地理和历史等方面，鲜少涉及经济问题。19世纪前期的学者官员只好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素材当中寻找类似的先例，或者从古代的经典著作当中探求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方案。他们之间发生的诸多争议主要是围绕着各自的解决方案所依据的历史先例究竟有没有取得成效，或者是对类似于单穆公的“重币”概念等古代经典著作当中一些说法提出不同的阐释。

显而易见，19世纪前期学者的思想在处理经济问题上，不能用“六部”的思想架构或“八政”的思想架构，还是法儒两家来加以限定。学者们不仅可从特定时期的历史素材中自由择取所需要的内容，比如针对顾炎武对白银应当如何使用的看法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也可以从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的相关事件当中任意提取所需的依据，比如王瑬就从贾谊、刘备、辛弃疾以及诸多其他学者关于货币问题的讨论当中获得启示。诚如孔飞力1977年夏天在台湾的一次讲座中所指出的那样，“传统就像一个装满了各种物品的大篮子，后代人可以从中择取他们需要的任何东西”。

一般认为《盐铁论》一文留给后世一套铁板钉钉的政治经济思想。虽然19世纪前期的货币争议涉及政府在货币发行中的角色，但无人提及《盐铁论》这篇名作。下面的两个例子同样偏离了《盐铁论》一文垂训后世的那种货币控制权必须由政府掌管的老观点。在王瑬看来，汉文帝（公元前179-157年在位）和唐代著名诗人张九龄（673-740）两人均支持私人铸币，以便缓解货币短缺的局面。此外，魏源论及：从1133年以来，私营矿场与官营矿场是各居一半。

也有人指出中国传统学者倾向从货币供给数量的角度分析价格。实际上，中国货币思想史最常被提到的由货币供给数量的角度分析价格理论的《管子》，并没有出现在19世纪前期的货币争论当中。当然，白银外流的确对中国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造成很大影响，但是商业化进程的推进和白银使用的不断扩大，也被视为导致白银越来越贵的原因。

同17世纪英国发生的情况相仿，中国在19世纪前期也出现了货币短缺现象。从中国学者就此问题展开的争论，以及他们所引述的历史权威素材来看，恰好进一步显示中国具有反对君王利用货币控制权进行财政搜刮的鲜活传统；这一点同近古时期英国所承继的货币观念形成鲜明对照。

同西方关于类似问题的争论相比，中国19世纪前期发生的这场涉及货币问题的经世思想论争，还反映出中国的传统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19世纪前期中国发生的这场货币论争使放任派和干预派两种势力同时登场，与20世纪西方发生的情况非常相似。19世纪前期中国的王瑬及其追随者以及20世纪西方奉行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的经济学家，都认为政策制定不需涉及民间反应，凭政府本身就可以设法解决货币问题。虽然19世纪前期中国的学者官员对于贸易收支的平衡问题非常关注，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同18世纪欧洲的“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相近，但是中国的学者官员从未将贵重金属视为唯一的财富；他们也很看重普通民众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并非如学者王宏斌所指出的那样，19世纪前期中国的学者在思考货币的价值问题时，只从货币供应量的角度着眼来加以考察。他们同时还很重视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以及对其他商品的需求量和供应量。王瑬就像后期凯恩斯主义者一样，非常关注经济发展这一因素对货币问题产生的影响，这就与18世纪欧洲“重视金银的重商主义者”以及20世纪货币主义者的观点大异其趣。19世纪前期中国的放任派就像20世纪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一样，强调政府推行某种经济政策所能收到的效果取决于政府与民众在相关问题上的互动，也就是说政府的政策不能不考虑到民众的反应。在中外这些参与货币争论的学者当中，许楣和哈耶克两人的观点出奇地相似，他们两人一致认为由多家民营而相互竞争的银行并存的货币制度对社会最为有利。

19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缺乏精确的计量经济学推论，也没有设立20世纪学者所遭逢的中央银行体制的观念。在这方面，中国干预派的代表人物王瑬和西方自由经济学派的主要倡导者哈耶克，都在各自所处的时代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上文提到的那些20世纪的学者大多数都是专业的经济学家，中国传统学者却非如此，他们虽然也热烈地谈论货币问题，但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医生或者经学宗师。尽管19世纪前期的中国学者在思维领域并没有受到太多传统框架的约束，也没有获得多少可以激发灵感的西方思想，他们所提出的带有干预主义或者放任主义色彩的“药方”都有背后的思维模式，值得在下章进一步予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