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国货币政策争论与王瑬的方案

中国知识分子究竟是如何回应银贵钱贱危机对19世纪前期中国人民财富、价值与国家权威所造成的威胁？他们倡议国家插手消除危机？如果是的，要采用哪些方法？或则，任市场自行运转？

从1814年开始，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建议有：①国家发行纸币或铸造面值大于或等于实际价值的铜钱；②鼓励多使用铜钱而少使用银币；③政府用贵重金属铸造硬币，补充私商所持有银元、银两之不足；④维持现状。在不同的提议中，国家干预市场的程度有所不同。发行不能兑银的纸币或铸造面值大于实值的铜钱，是最强烈的干预主义者的建议，因为政府如此一来会以纸币或面值膨胀的铜钱兑换老百姓的商品或服务。维持私商提供银元或银两的现状，是最放任的提议，因为如此一来政府将继续以大部分的货币权力让给商人。发行可以兑银的纸币，或者以贵重金属铸造硬币，或者使用铜钱替代白银，或者铸造面值等于实值的铜钱，所有这些提议都将扩展国家的权力，但政府还提供一些有实在价值的物品交换民众的商品与服务。除了一些使用谷物、布匹、玉石、贝壳作为货币的建议之外，当时人处理这一危机的想法大抵可以归结为以上四种。

有生员资格的王瑬可以视为理解这些提议的一个焦点。他倡议政府发行不可兑银的纸币。王的理念见于所著《钞币刍言》一书，该书1828年撰写、1831年刊印，1837年以《钱币刍言》为改名再版。在乾隆末年就倡议政府发行纸币的父亲的指导下，王瑬用了近30年的时间撰写此书。王父长久以来相信纸币的可行性，1814年翰林院编修蔡之定因为提议政府发行纸币而被处罚，王父即曾就此事阐述己见。王父评论道，尽管蔡讨论纸币发行在引用明代先例，而不是顺治时期（1644-1661）先例方面举例失当，但他认为如果能够去除弊端，纸币其实可行。

王瑬刊印《钱币刍言》献给垂死的父亲。他同时将该书副本呈送高官与知名的学者，引发了无数的回应。包世臣大约于1837年、魏源于1831-1837年间、许楣于1846年（1797-1870）严厉批评王瑬试图为国家掠取民财。很多这些批评刊印于《钱币刍言》正文，或者是其附录《续刻》中，而王瑬则在后续的《再续》中，引用历史中类似的建议，并以更多的注释进行回应。只是，其中并没有王瑬对许楣与魏源批评的回应。

伴随着这些争论，有关王瑬及其批评者的这些货币提议，在宫廷内外继续进行讨论。因此这场发端于王瑬著书的争论，代表了19世纪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银贵钱贱危机的回应。

现在大部分国家都有中央银行贷款给商业银行，而商业银行则在中央银行存款。中央银行也是政府的银行，政府透过中央银行买卖公债。中央银行也根据政府的货币政策管控国家的货币供给。

19世纪前期的中国没有这样的中央银行，王瑬也不知道这一概念。但是，王曾经建议政府管控货币供给，并以户部负责发行纸币且回收其所发行的旧币。王所关心的是强化国家的货币主权（图4.1）。王建议发行纸币，并以之换取当时社会流通的所有银币，藉此解决用银所产生的问题。此外，王建议铸造大小面值的铜钱。政府可以用所发行的纸币高价购买民众所用的铜以铸造铜钱。国家所发行的可靠纸币将取代富家发行的纸币。这些较轻便与形式一致的纸币也将用来取代外国银元。

图4.1 王瑬《壑舟园初稿》上的文字

说明：王瑬《壑舟园初稿》的这段文字，写下了他为所处时代缺乏国家货币主权的哀叹。资料来源：北京图书馆。

正如今日的中央银行，在王的计划中，国家的货币主权将藉由排除其他国内外的经济势力并植基在民众的信赖之上而清楚界定。现存的票号钱庄将代理国家流通货币，而它们将获得所流通的纸币面值的10%作为回报。民众透过支付面值2%的佣金，可以在钱庄以各种面值的铜钱兑换纸币。

王认为清政府有必要采取几个行动以获取货币主权。政府需要没收白银，并在第一次发行纸币后的5年或10年，仅仅归还原有者该白银一半的价值。10-20年后，允许商人使用纸币以一半的价格从政府购买白银用于制造银器。所有的国外贸易将以物易物，白银也将被禁止充当货币。中、大面值的纸币将代替钱庄中、大额的纸币。为了控制铜的使用，民间的铜店将被关闭，取而代之的是用铜制造器物、锁具、钮扣等的官方铜店。

王还建议增进信任国家所发行货币的办法。要用最好的纸制造纸币，这种纸不得在市面出售。使用精致的容器来存放纸币。铸造铜钱的成本大约是面值的90%-100%。各省的布政使、县官、钱庄对于经手的纸币都将加盖官印。在不同的地方，有官方支薪的人员为公众核对纸币是否真实。伪造者将被斩首，举发者可获得高额奖励。负责的官员在神前发誓：纸币的价值将不会变动。

政府税收与官员薪金以纸币支付以表明纸币的可信赖度。除了1,000文以下的税收将用铜钱收取，所有其他的税收都以将纸币升值10%的基础来上税，也就是说，100文的纸币能用来支付110文的税。在支付税收时旧纸币将被回收。当纸币首次发行时，官员的薪金将倍增。原来的薪金将继续用白银支付，增加的部分则付纸币。当纸币流通以后，薪水全用纸币支付，薪水的数量将大大增加。

关于纸币的数量，王说：“造钞约已足天下之用，即当停止。”王强调：“国家行一小钞，可得九倍之利；行一大钞，可得十九倍之利。”对于新创造的财富，国家将用于改善银贵钱贱危机所导致的问题，如建设灌溉工程、开垦新地、减轻自然灾害导致的不幸、消除管理河道、盐政、漕运方面的不法行为，停止卖官鬻爵，减轻各种税收。

王瑬的建议缺少现代中央银行体系的要素，例如将中央银行与负责公共财政的部门分开、区别中央银行与其他银行的活动。王的方案是通过钱庄兑换新旧纸币，以白银兑换国家纸币，并透过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回收和发放纸币。但是，现代中央银行是通过调节利率、管理商业银行或者买卖中央银行发行的公债，来控制货币供给。

王瑬的书曾分送给在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的一些学者官员，包括翰林院编纂顾纯（1765-1832）、户部尚书何凌汉（1772-1840）、总督林则徐，县官包世臣、李兆洛（1769-1841），以及一位侍郎、一位道台、一位生员、一位学政。由各种资料看来，王瑬的家境富裕。王是江苏吴县人，是明朝一位内阁大学士的后代。王的祖父是位狱卒，父亲是国子监生，也是书院的教习。王瑬在参加科考失败以后，购买了生员教职资格，专心阅读写作。他说自己很幸运，父母鼓励他从事学术工作。他也提到他运气很好，能够周游全国结识智者，在北京熟识几位学者官员。王不仅自己刊印了几百份《钱币刍言》与他的其他书籍，还协助刊印朋友的书籍。

王书获得正反两面的评价。王给林则徐的信显示出是林要求阅读其著作。但是，王给顾纯的信则记录了当时的人们质疑他的想法。王请求顾利用他的高位支持王的观点，王也对其他高官作出同样的请求。在给何凌汉的信中，王甚至提到，即使何氏答应帮助他，但他知道请求何氏写信给官员来支持自己的观点，是有困难的。王的密友张履（1792-1851）总结对该书的主要反应：“何公（凌汉）深讳之，而不克用。林公（则徐）欲用之，以粤行而止。其余名人达士，如同县顾通政纯、武进李进士兆洛、泾县包大令世臣咸许为可行，自顷英夷扰边，帑藏告匮，中朝言事之臣颇采用君书以进，而外省大吏或执以为不可，故君说之行不行，迄今未有定也。”其中，有关包世臣对王的观点，其实是有保留的。

陈鳣（1753-1817），字扶雅，最早起而猛烈批评王著。陈特别批判王建议发行空前大额的价值1,000贯纸币，及由国家吸纳民众白银，接着以半价卖出限制用于制作银器的白银。王的回答是大多数民众可以分享发行纸币价值20%的好处，包含以白银兑换纸币时获10%的收益，以及以纸币支付税款时得10%的折扣。

王瑬的《钞币刍言》曾通过王与包世臣共同的朋友张履在北京送给包。王瑬的《钱币刍言》出版时，再寄给在安徽的包世臣。包给张回信一封，给王回信两封。包世臣表示，他同意由政府发行纸币这一观点。他也说，自己支持发行纸币已有30年，其原因与王一样：透过观察钱庄发行纸币的运作，认为没有理由纸币不能由政府发行，不过包与王的观点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是不同：

1.纸币仅用来替代铜钱。对包而言，纸币只用于替代用于长距离运输的笨重铜钱。

2.纸币应该透过政府机构流通。包建议由户部发行的纸币，应该通过布政使、各州县，而不是通过钱庄流通各地。每个州县应该建立流通纸币的办公处。

3.白银应该保留作为货币。包强烈反对王废除白银的建议：“轻重相权不相废，为古今之至言。行钞则以虚实相权者也。银钱实而钞虚。”

4.政府应该示范使用更多的纸币。除了如王瑬建议的以纸币征收田赋，包提议在要求百姓接受纸币之前，政府以纸币征收关税及科名与官职的捐纳。

5.只发行小面值的纸币。在包的意见中，纸币仅仅用于替代铜钱便利流通而不是用以储藏财富；因此，没有必要发行像1,000贯（即1百万文）这样大额面值的纸币。包建议纸币面值等级在一串（1,000文）到50串（50,000文）之间即可。

6.应该发行更小数量的纸币。包认为，王建议的无限数量的纸币发行，在过去的朝代中屡次失败。包建议第一次发行的数量应该等于每年田赋法定收入的一半。其后总发行数量可以增加到等同于每年田赋收入的两倍数额。

7.如果国内不再使用白银作为货币，更多的白银将会流到海外。包认为王的建议非常可能导致以更多的白银购买外国鸦片，因为无法用自己发行的中国纸币购买外国鸦片。

8.不要禁止民众铸造铜器。包也反对王建议禁止民众铸造铜器，而以铜去铸造大面值的铜钱。

9.银钱比价应该接近市场比价。包建议最大的比价为1,300文兑换1两。士兵的薪金应该按1,300文的比价计算，而不是1,000文；官员的薪水与支出应该按1两兑1,200文的比价支付。

王瑬对包世臣的回应包括以下几点：

1.纸币没必要是可兑现的。王不同意包认为纸币是“虚”而白银是“实”的说法。对王来说，“至为钞虚而银实，则甚不然。言乎银有形质，则钞亦有形质。言乎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则银钞皆同”。他感觉政府的权威可以支持其所发行的纸币：“今之银票钱票，以取银取钱，谓之票虚，而银钱实可也。若行钞则竟以之代银代钱矣，尚得谓之虚乎？”以政府出售官位的权力为例，包阐明了他的“虚”、“实”概念，以说明他支持可兑现纸币的立场：“来书云驭贵之易者，以其有实也，无论拜实官，统计捐班得缺者不过什之二三，然有此实际，则能以实驭虚，而捐生奔走恐后而无怨。行钞能求实，何不行之有。实！至则能驭虚，“实必损上而能驭虚，则上之受益无穷而下亦不受损，此其所以为妙用也。”

王的回应是说，包的陈述事实上点出了使用纸币的微妙好处。对王来说，这个了解更说明了纸币可以不用有金属货币的支撑。只要纸币能够被用于纳税，它们将赢得民众的信赖。王可以被视为别有洞见，我们今天使用的纸币就是不可兑现的，不与“实体”的贵重金属相互连结。正如王觉察到的，使用这些纸币纳税或者购物的可能性可支撑这些纸币的可信度。通过刺激商品与服务在全社会的生产与流通，不可兑现的纸币能够创造财富。为了实现这一功能，货币不一定需要与贵重金属联结。19世纪前期中国的货币危机，透露了贵重金属货币体系的局限，即贵重金属的存量可能不够满足经济交易的需求。

即使以当前我们的知识水平与管理货币的技能，仍然很难评估社会的产出水平与消费需求，而计算出不会带来通货膨胀或紧缩的货币数量。王瑬只能够提出一些模糊的原则。法偿货币的概念是基于对政府的信任。很多王瑬的反对者质疑这一信任的存在，像包世臣这样的学者提出使用可兑现纸币作为构建纸币信心的手段。

2.应该发行足够使用的纸币数量。“钞虽取之不尽，而国家制钞，但求足用而止，自可为之限量。譬之水火，取之无尽，然民间日用，自有定数也。”但什么是合理的数量呢？在与包世臣其他的信函中，王瑬给出一个精确的数字：“按造钞之数，当使足以尽易天下百性家之银而止，为可悬拟。若论国用。则当如王制（《周官》中的一个篇章），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国家常有三十年之蓄可也。”如王的提议，发行纸币必须足够帝国30年支出所需，与包所建议的两年田赋岁收额度有显著区别。这也与现在的管理货币体系所发行的纸币数量必须符合经济发展所需有所差异。

3.纸币代替银币储藏财富。王认为银贵问题，将随着白银废除作为货币而告消失。之后，纸币将成为储存财富的手段，而不是如包所建议的只为交易媒介。因此，王相信为储存财富应发行大额的纸币。

4.钱庄将扮演不同的角色。在回答包关于发行纸币将剥夺钱庄财富的看法时，王认为发行纸币的收益将是在天地之间另外创造的一种新财富；它不是从钱庄，也不是从富豪剥夺财富。关于包建议设立官方钞局，而不是采用钱庄去流通纸币这一建议，王回答当官员与百姓兑钱时，胥吏与衙役贪污在所难免。因此，通过钱庄发行纸币比设立官方的钞局更能取信于民。

另外，如在神像面前发誓去赢得民众信任纸币、在纸币上印朱伯庐治家格言等议题的一连串讨论之外，王对包退让一步：纸币不再分不同的省份发行。

除了《钱币刍言》书中所收入的他人批评，魏源与许楣、许槤（1878-1862）兄弟，也在其他出版物中攻击王的观点。魏源“军储篇”的第三部分提到王瑬的《钞币刍言》。相对王瑬将货币权集中于政府的建议，魏源提议铸造银元，或使用玉石、贝壳作为货币。魏源认为，货币必须有内在价值，不能以政府力量强加在没有价值的物品上而以之充当货币，所有货币“必皆五行百产之精华，山川、阴阳所炉备，决非易朽易伪之物所能刑驱而势迫”。

许楣的《钞币论》，逐条讨论王的提议，是一本更严厉更详细批评王瑬观点的书。每一条之后，许楣的长兄许槤加上眉批。许槤为弟弟的书写了序言。他评论当白银流出中国时，不少人急着要“点石成金”，王瑬的主张正是如此。许槤认为很多官员与学者重视王的著作，他害怕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能够点“石”成“金，”馈赠“石头”给官员，逐出“金子”给外国。许槤写道，他自己正在思考指出其中的错误。尽管因事耽搁，刚于家中病愈的弟弟许楣寄给他刚刚写成的《钞币论》。由于许槤同意许楣的大部分意见，因此许槤认为该书可以代表许家的观点。

当时，许楣从户部主事退休，在浙江海昌的家中，许槤在江苏镇江任职。许楣、许槤同样有进士资格、同样精于语源、语音、书法、法律，同有兴趣研究经学。另外，许槤的医药知识丰富，曾出版了咽喉疾病、产科、外科方面的书籍。他们家的古均（韵）阁印刷了《钞币论》（见图4.2）。

不像魏源，除了批评王瑬的书，还有自己改变货币体系的提议，许氏兄弟除了建议白银不能用于购买外国鸦片之外，并不建议改变货币体系，而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攻击王：

1.货币权集中于国家不如开放民间银行竞争。许楣不同意王瑬的观点：由政府发行的纸币，将优于外国银元以及钱庄发行的纸币。

图4.2 许楣《钞币论》封面

注：许楣《钞币论》于1846年7月由许楣家的古均阁印刷出版。此时学者乐于印刷自己的著作或者委托朋友印刷以流通观点。

钱庄发行的纸币可兑换成白银与铜钱，然而在王的建议下由国家发行的纸币将不可兑换成白银。的确，一些钱庄盗用客户的资金，但是，许楣问道：“国家取百姓百千万亿之银，而起始即化为纸，独非亏空也？”

2.贵重金属是较为优越的币材。在许槤看来，王瑬论点最基本的弱点是他认定在作为货币使用上，金、银、铜无法与纸竞争，而提议使用纸币作为货币以替代白银：“夫天生五金各有定品，银且不可以代金，而为纸可以代钱乎，弗思耳矣？”许槤补充道：“凡以他物为币，皆有轻重变异，为金银独否。”他解释贵重金属的内在价值与它们的稀缺是有关的。“多出数百万之钞于天下，则天下轻也。亦可见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而非人所能颠倒矣。”许槤指出：“今江浙盛行洋钱之处，即不用钱票。则以票虚而洋钱实也。”(www.xing528.com)

3.纸币具有通胀的倾向。王瑬认为纸币的数量将仅敷所需。但是，许楣却警告要预防纸币发行会不断增加的倾向。对许楣来说，王瑬的建议发行数量足够整个社会所用的纸币以及所有的税以纸币来征收，将仅能运作于国家正常时期：“使国家而无意外之费则已，有则安所取之？取之于添造，必矣。”在许楣看来，王瑬所提到，当使用的货币是贵重金属而非纸币时，因商品缺乏而通胀的例子，合乎实情。但使用纸币本身就倾向于过度发行而导致通胀。如包世臣一样，许楣认为纸币制度不断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特性。

4.纸币的发行将导致经济损失与政治滋扰。在王瑬的计划中，政府用纸币收取税赋，再用纸币与民众交换白银。换言之，民众只不过是从向税务机构交银，转变为向纸币机构缴纳而已。许楣怀疑王瑬计划的可行性。“取民九倍、十九倍之银，而偿以丈尺之纸。国家利矣。其如民之不利何？民既不利，钞必不行。九倍十九倍之利，必不可得。”许楣相信人民不会接受政府蛮横发行的纸币，这一行动甚至可能激发动乱。若以纸币发放官员薪金、军事饷费、政府员工工资，当他们将这些纸币带到市场时仍会遭到拒绝。较强有力的省府官员将强迫富家，用官方纸币交换他们的商品、铜钱甚至白银。如果富家拒绝，他们将被指控杯葛新的货币。纸币的发行不仅会导致民众经济损失，而且会带给民众诸多政治滋扰。

像包世臣一样，许楣指出王瑬所建议各省发行不同的纸币将会导致省际旅行的不便。任何人从浙江旅行到北京，必须在江苏、山东、直隶兑换纸币。此外，如王瑬所说的，既然只有大城市将设立钞局，旅行者将只能走通过大城市的干道。

许氏兄弟还担心纸币的伪造可能相当有利可图，而使政府无力监控。技工将生产同一种类型的纸张，复制纸币上的印章，并且可以在纸币上书写、更改文字。

此外，像包世臣、魏源一样，许楣认为禁止使用白银作为货币，将会导致更多的白银流向国外，白银流失更多，银价将更上涨。

关于王瑬提到通过强化经济事务的主权提升政府的威严这一最终目的，许楣写道：“绝天下之利源而垄断于上，何体统之有？”许不仅怀疑政府吸收民众财富的能力，还怀疑如此做的依据。关于带来极大威胁的白银外流这一当前的问题，该有何作为呢？根据许楣，“银不为币，但当虑其易鸦片耳，其它货物，何为不许以银”？仍以银易货，也可能以中国更高值的货易取其他国家更多的银，由此可见许楣对市场机制的深刻信心，而这也确实发生于1856年后的中国。

在王瑬为一方，许楣、陈鳣、包世臣、魏源为另一方的论争中，四位学者担心王瑬的提议将支持君主利用货币获取财政收入。官僚体系内外的其他学者官员对类似于王或王的反对者的货币建议的广泛讨论，呈现了这场论争的巨大影响。

学者杨象济（1825-1878）、彭翊（生卒不详）、周悦让（生卒不详）攻击类似王瑬的纸币提议，或是批评其具有财政剥削的本质，或是批评其浪费发行纸币的费用。

在所有官员中，江苏一位候补道台胡调元大约在1849-1853年，户部侍郎王茂荫（1798-1865）则在1850年，提出较王瑬温和的纸币提议。而前户部侍郎、现任都察使花沙纳，在1852年曾经提出一项激进程度与王瑬相近的议案。这些提议在细节方面有些不同。

胡调元是第一位提议发行以白银而非同王瑬所提议以铜钱作为纸币面额单位的学者官员。而对所建议仅仅1两的面额，他相信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胡认为在当时白银短缺的时期，应该发行替代白银使用的纸币。像胡调元一样，王茂荫与花沙纳也提议以白银为面额的纸币。王茂荫提议面值10、50两。花沙纳建议仿照布政使署小锭、中锭、元宝之分5、10、50两的面值。所有这些面值都小于王瑬提议的高达1,000贯（依照官定银钱比价，等于1,000两）的纸币面值。

关于所要发行的纸币数量，王茂荫强调一个原则，纸币发行的数量越多，纸币就越不值钱。最初发行10万两，一两年后每年发行的数量将要倍增，直到最大达到1千万两纸币。这一数量等于中央政府每年田赋定额的三分之一，远远少于包世臣与王瑬的建议（分别是每年田赋的2倍或支出的30倍）。比较王茂荫的逐步发行到1千万两，花沙纳则建议在几年的一个时段内流通1亿两纸币。

胡调元认为纸币应该可以兑现。王茂荫建议用帝国财政收入的4两支持1两纸币，作为建立纸币信用的手段。花沙纳反对纸币可兑换成白银：“至钞行，则钞即可为工本矣。”不像王瑬用纸币替代白银的所有货币用途的建议，这三位倡议者建议使用以银作为准备的纸币去补充白银。不过，如王瑬一样，王茂荫建议，支付给钱庄少量的佣金，让每个店铺负责在纸币上加盖该店的印章，通过它们将纸币发行给大众。北京将首先使用纸币，吸纳所发行的10%的纸币，其它的90%分发给各省会的钱庄。

胡调元、王茂荫、花沙纳的建议都比王瑬温和。在王瑬与包世臣的对话中，包认为发行纸币不过是“救弊之善术”，而王视之为“理财之大经”。对王茂荫来说，就跟包世臣一样，使用纸币是对当前问题的一种权宜之计，而非管理国家财富的长久大策。胡调元的观点是使用纸币作为另一种货币工具，去对付散布各处的流民与不负责任的管理。花沙纳的观点最接近王瑬，他也视纸币为财政工具。对花沙纳而言，纸币能够将民众的财富，尤其是钱庄的财富，转为政府的财富。不同于王茂荫每笔交易给予钱庄少量佣金的建议，花沙纳倡议惩罚那些不接受纸币铜钱兑换的钱庄。

王瑬建议发行面额大于一文的大额铜钱，这项建议比他关于纸币的建议获得更广泛的讨论。来自官员与学者的反对者，例如胡调元、王茂荫、冯桂芬的理由是：虽然被政府发现的非法纸币将毫无价值，但非法铸造的铜钱仍然可以熔铸为铜，而这一事实将会鼓励更多的伪币。

支持王瑬提议的人在细节的执行上与他有所不同。1838年获得进士资格，后来担任湖南地方学政的成毅，大约在1850年提出铸造一种面值大于其价值的大额铜钱。丁履恒、吴嘉宾、孙鼎臣（1819-1859）支持面值等于实值的大额铜钱。吴嘉宾、孙鼎臣预想大额铜钱可以部分替代白银，丁履恒认为纸币只是辅助白银之用。意即这些学者都不支持王瑬废除白银的建议。

在官员中，梁章巨（1775-1849）最早支持发行大额铜钱。梁是1826-1832年江苏的布政使，1841年为江苏巡抚。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梁已经阅读了王瑬的书，但两人的建议非常相似。

支持大额铜钱的其他官员提出一些修正建议。他们包括了御史雷以諴在1842年、御史张修育在1843年、安徽巡抚王植在1846年、御史江鸿升在1848年、四川学政何绍基在1852年，都提出了发行大额铜钱的建议。现存的一文铜钱重1钱2分，每个标准铜钱内含6.48分铜、5.52分锌与铅。因此，100文铜钱含有648两的铜。雷以諴建议使用1两铜铸造一枚面值100文的铜钱。张修育建议采用新疆穆斯林的例子，铸造重仅1钱5分、面值10文的铜钱。王植建议新铜钱从3文至50文，以5种面额呈现，并且铜的含量少于现存铜钱。江的建议与所有这些大额铜钱建议的不同，在于江希望大额铜钱的面值等于其实在价值。江也反对禁用铜器，因为这对民众很不方便。大额铜钱的铜来自每个铸局已经确立的铜配额。尽管大额铜钱没有增加国家的收入，它们可以弥补白银供给的不足，强化国家的货币主权。王庆云接受了江的大部分建议，但是不同意他在所有公共支出中用大额铜钱代替白银。

包世臣的观点也激起了很多反响。

除了质疑王瑬的论点，包世臣也极支持在公共支出、省内财政上，以铜钱代替银币。包建议在比其他省有着更多水路联系的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六省，征收、运送赋税尽可能地采用铜钱。他也建议用铜钱代替白银支付地方费用。正式的地方支出包括祭祀、文武官员的薪金、兵饷、衙役的膳食费。非正式的支出包括私人幕僚的薪金、捐献、规费、漕运管理费。

以白银为收入者，在日常使用中必须兑换为铜钱。政府用铜钱购买白银，以及随后接受者卖出白银，使得钱庄得获两重利润。按照市场上的银钱比价，以铜钱支付将不会减少他们的实际收入。包计算出采用这一改变，将节省近1,000万两白银，有利于降低银价。但是，这一替代方案仅能实施于局部地方。需要长距离运输的项目，例如各省上缴户部的税项，资助甘肃、贵州的协饷，仍然需用白银拨送。1844年江西总督吴文镕（1792-1854）、1845年御史刘良驹、1840与1846年私塾教师成毅、1846年朱嶟（1792-1862）、大约1849年王庆云、1849年前夕缪梓、1850年曾国藩、1852年冯桂芬等人，都提出类似包世臣的建议。

缪梓建议在一般交易时，用铜钱替代白银，但其他人建议仅仅税项用铜钱替代。冯桂芬赞成所有的税项都替代，但吴文镕、刘良驹、曾国藩等人建议在税项或者政府支出中只是部分替代。吴文镕还建议省级以下的地方行政单位，采用铜钱支出。新铸造的铜钱将用于支付官方津贴而不是兵饷。刘良驹建议只以铜钱征收盐税、国内关税与捐输，田赋征收则部分采用铜钱，至于支付黄河管理费、地方政府的费用，都使用铜钱。曾国藩认为支付京师八旗与各省绿营的兵饷使用铜钱，但驻防八旗将领则继续支付白银。此外，不需要协济其他省的省份，将用铜钱征收所有的税，并支付所有的支出。

缪梓与刘良驹觉得银钱比价，可以设定在户部建议的1:1,500.成毅建议根据最初官方的1:1,000的银钱比价，将白银转化成铜钱支付税收。王庆云相信采用市场的银钱比价将不会对士兵造成伤害或损失。如同包世臣、王庆云一样，冯桂芬、吴文镕建议遵从市场比价。曾国藩则建议银钱比价改为1:2,000，并由户部每年调整一次。

在铜钱替代白银上，大多数学者官员建议铸造更多的铜钱；仅仅朱嶟希望全部停止铸造。为了解决铜钱的重量问题，包世臣、缪梓、冯桂芬建议以纸币或者山西票号的汇票替代长距离交易中的铜钱。王庆云建议士兵直接由军营所在州县的地方官员，而不是由布政使发放兵饷。

尽管在与王瑬的论战中，许楣倡议使用贵重金属作为货币，但却是魏源在1831-1837年间建议使用贵重金属铸币。使用贵重金属铸币也是其他一些官员学者的建议。例如丁履恒在1818年左右、林则徐、陶澍在1833年、贺长龄在1838年、龚自珍在鸦片战争前，都提出类似的看法。1846年郑祖琛（1787-1851）也曾建议铸造金币。丁履恒甚至建议政府铸造金元、银元，以及大小面额的铜钱，他认为铸造贵重金属铸币，将阻止商人为市场设定银钱比价。

1833年江苏巡抚林则徐提到，一些商人相信抵制外国银元的唯一办法，是官方造币厂铸造银元，而非铸造铜钱。费用将比铸造铜钱少10倍。新的银元将优先用于支付士兵，并将因此流通于广大民间。于此将使用市场的比价。如同魏源与林则徐，龚自珍也建议铸造银元替代外国银币。来自江苏阳湖的学者周腾虎，1854年建议铸造与西方同一纯度、重量的银币。贵州巡抚贺长龄认为，使用黄铜、锌、铅所铸造的铜钱是粗糙、低等的，不能被视为国家的财富。相反地，白铜具有良好的品质与高贵的等级。尽管迄今为止白铜仅用于娱乐与装饰，在白银缺乏的时候可以用来替代白银。

1846年福建巡抚郑祖琛建议，拥有黄金的民众可以在钱庄熔化为大小正方形的金片，与白银一起使用。1两黄金将等值于16两白银。在郑的眼中，铜钱笨重不利于使用，而黄金珍贵更适合于补充白银之不足。金片能被用于支付税项与兵饷。

为了获得铸造钱币的贵重金属，丁履恒、贺长龄建议以高价格向民众那里购买，并禁止手工艺者使用白铜制作器物，或官员、士兵、民众私用白铜。龚自珍也建议将贵重金属集中由政府管控，相反地，魏源与林则徐则倡议私商开发新矿。对于郑祖琛来说，除了私商所拥有的黄金饰品，另一种黄金的来源是已经在开采的民营矿场。

1853年以前，因为银贵钱贱危机带来的官僚腐败与市场力量澎湃，所有发行纸币及（或）大额钱币的建议都被拒绝，当胡调元的建议被送到两江（江苏、安徽、江西）总督时，回复如下：

钞本古法，何不可行？今各省市肆钱票非钞而何？然能行于下而不能行于上者，非民之不信钞，而民之不信官也。亦非民之不信官，而官之不先自信也。

此外，军机大臣穆彰阿及其他人否决王植铸造大钱的建议时指出：“小民至愚而难欺，恐不得以此为不可使知而可使由也。……今日任事者不及于古，而作奸者更甚于前。若谓古人不能行而今人独能行之，实未敢信。”

发行面值远大于实值的钱币极可能刺激制造伪币，也成为内阁学士卓秉恬（1782-1855）不再进一步考虑发行纸币提议的原因。曾主张发行大钱的塾师成毅最后承认“然事涉更张，法愈繁密，其事为难”。他甚而下结论说：“大抵讲求利市，宜以商人为师。”在拒绝监察御史雷以諴铸造大额钱币的建议时，户部认为既然市场不接受官方铸造比实在价值低一半价值的钱币，那么以更小的价值所铸造的钱币也不可能被接受。

市场力量也证明包世臣用铜钱替代白银的想法不可行。以钱代银还涉及要用市价或官价折换银两与铜钱的问题，如参与签署《南京条约》的黄恩彤（1801-1881）所指出的，政府无法控制市价，如果遵循官订的银钱比价，由于官订比价较市价为低，政府收入有所亏损，以铜钱搭放的兵饷将“未免暗有减削”。如果按照市价，因其“长落无常”，则政府岁入和岁出将极难计算：“出入两有窒碍。”此外，如此做“乃仍听命于银价之长落，以为银价之低昂，则利权在市而不在官。于立法本意，更觉刺缪。”除了市场比价难以跟随，安徽巡抚王植也指出，以低于市价折收铜钱及运解铜钱的困难：“且银价每两约二千，以一千五百收纳计少四分之一，愚民乐于交钱，必惮于交银，串数日增混淆，尤易滑吏奸民弊端将不可穷诘，此收钱之难也。至如解钱领钱每银两计钱一千五百文重，一百八十两较银重百八十倍，即水运费省，所省已不能与此相当。如遇风涛，更虞疏失。陆运费重又不待言。”

相对于发行纸币或大额钱币及以铜钱替代白银的建议之全被拒绝，贵重金属铸币的建议则部分被执行。即使皇帝拒绝林则徐用银铸币，当林任江苏巡抚时仍然铸造了银元。如丁履恒一样，林则徐为钱庄尤其是当税收将要上缴时有关银价的盘剥感到气愤。这或许是他铸造银币的背景。但是因为所铸银元品质较差，这一努力并不持久。

政府最明显实行的政策是减少或停止铸造铜钱。在1824-1850年的大多数时间，除了云南、广东、四川，其他铸局均曾停止或减少铸钱（见表4.1）。从18世纪早中期政府强化铸局以来，19世纪前期的停铸或减铸现象极为突然。

表4.1 中国各省铜钱铸局之减铸或停铸（1822-1847）

无数的官方报告声称，停铸的原因是银贵钱贱，增加了铸造铜钱的成本。该成本通常以白银支付，此时该成本已经高于铸造出来的铜钱所能兑换的白银数量。例如，1842年福建铸局每生产1,000文铜钱，从云南与湖北运来的铜、铅或锌就需花费2.64两白银，而当时的1两白银可兑换1,590文铜钱。1843年来自湖北的报告指出，如果铸造铜钱按照官方的比价1,000文钱对1两银，将无人购买铜钱。然而，如果他们按照市价卖出，则每生产1,000文铜钱，铸局将损失0.33两白银。依定额铸造铜钱，全省将损失2.84万两的白银。无利可得也是私铸减少的原因。

士兵减少对铜钱的需求，更是铜钱停铸或减铸的关键。1822年当山西巡抚首次建议中止铸币时，他曾指出“核计市价以银易钱之数，每两少得钱二百余文，穷苦兵丁未免局枯”。停止铸造铜钱的类似建议遍及全国。不过，由于户部的陈请，皇帝经常命令重新开始铸币，以致铜钱体系不会彻底崩溃。但各省继续报告：重开铸局将导致士兵贫困及其他困难。

清朝政府于1853年开始发行不可兑现的纸币与大额钱币，是以上政府抽退趋势的急速转变，而这一新的政策前后大约延续10年。太平天国运动引发的财政困难（见图4.3）导致类似王瑬的想法被采用了。曾经提议发行可兑现纸币的户部官员王茂荫被撤职；一些亲王们介入并施行纸币以及大额钱币政策。但是，大额钱币继续贬值，纸币越来越缺乏支持。结局是这一政策没有走出京城，在1860-1861年间彻底失败。

图4.3 咸丰皇帝与枯竭的国库

说明：这份取自《大清历朝实录》的咸丰3年（1853）6月的谕令有两部分。第二部分指出，来自田赋、盐税、关税、捐输的296.3万两正式收入，已被用在军费上，或者预留作为抗击太平天国运动之用，国库中仅存略多于22.7万两的白银。谕令的第一部分命令日行500里的快马，去通知各省官员分担皇帝关于国库枯竭的焦虑。这些省份被期望施行已经在北京某种程度上实践过的纸币制度。商人应该建立钱庄，以户部发行的纸币兑换铜钱。更多的铜将被用于铸造更多铜钱及大额的铜钱以支持纸币。

19世纪前期具有经世思想的学者，常常被描述为一个同质的流派。但是这个时代的货币论争揭示了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意见光谱上，许氏兄弟强烈反对干预，王瑬建议通过发行纸币将货币权力从私人部门转移到政府，这是高度的干预主义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是魏源的想法，建议使用新开矿产铸造银元。魏源与包世臣建议发行有限数量的可以兑现的纸币，包世臣另外又建议在地方上用铜钱替代白银。

书籍、信件、旅行、学者官员的个人关系、官方报告，都联系着这些不同的想法，并激发全国范围的讨论。有些建议甚至一再修正，试图舒缓迫在眉睫的危机。但是在1853年之前，由于银贵钱贱危机以来政府自身的腐败而对政府失去信心，任何卷入政府干预的政策都没采用。用铜钱替代白银的想法也中止了，因为铜钱比银笨重，而且相对于白银，铜钱不断贬值，市场比价的波动使得政府难以跟随。1853年以前政府唯一采取的行动是停止或放慢许多官方铸局的铜钱铸造，政府不仅没有介入，反而更进一步让市场自行运作。直到1853年，当国库真的受到了威胁，那些像王瑬的想法才成为政策。但是，正如许楣、包世臣、魏源所警告的，普通民众并不接受面值与实值不一致的纸币与大额铜钱。政府请求商人贡献白银来支持这些货币，但是商人自己也日趋贫困化而不可能拿出白银。正如怀疑王瑬的论者所预言，官员盗用了这些新发行的纸币，而一个信用体系所需要的信用是完全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