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林，你今天能回来吗？”于颖再次确定我能不能在22日回到北京。
“能回来，今儿晚上大概10点钟就可以回到北京。”我在早上采访前就订好了机票，但是我不知道于颖为什么这么急招我回北京。
“回北京另有安排，明天上午10点钟唐万里要见我们。”于颖曾经跟刘晓雨开玩笑：“
什么时候德隆确实不行了，我希望唐万里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
难道德隆真的回天乏术？
李强叫沈巍过来：“你把他们带到食堂吃饭，有些问题边吃饭边聊。”
沈巍的话实在太多：“你们能不能帮我澄清一下《中国证券报》那句话？”
老郝看了看我，故意问了句：“德林，你们杂志，能不能给沈总澄清一下？”
“呵呵，澄清的话，我们就得罪了《中国证券报》，别人以为我们故意搞他们，我觉得还是让沈总在电视上说两句，那样双方都比较体面。”我决定将“球”回传给老郝。
沈巍在一旁不停地点头：“那是那是，电视上观众多，郝记者，你就帮我一次，到北京我请客。”
“看我干吗？沈总还在等你回话呢？”看着老郝简直没有表情的脸，我突然想笑。
“我这样给你说，我不可能在整个节目中，突然冒出一句你的话吧？”老郝将问题再次抛给了沈巍。
沈巍觉得很没有面子，关掉了笔记本电脑，将采访机的录音带取出来交给黄江：“你把这个拿去叫他们整理出来，要原封不动地整理。”
在整个饭桌上，李强依然是没完没了地诉说民营企业的环境如何如何苦。沈巍也不断地求老郝给个镜头，而老郝却置若罔闻：“黄江，今天还是没有新疆拉皮儿？”
黄江埋头吃饭，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
回到东海宾馆，老郝躺在床上：“我期望回到北京唐万里不再嚣张，他以前说没有人找他要账，现在不但有人要，而且是这样不清不楚的钱，给他报出来，看他咋收场。”
“你娃没有吃到新疆拉皮儿不要心态不好哟。”我想逗逗有点可爱的老郝。
“德隆迟早要完蛋的，刚开始崩盘的时候，京城那个所谓的‘著名财经评论家’还在报纸上大肆吹嘘德隆能度过难关，你看现在怎么样？这就是企业的‘御用文人’，没有一点自己的思想，现在德隆崩盘了，看他还吹什么？”老郝突然想到了我们21日晚上聊天时提到的那个人。
“不跟你瞎吹了，我回去洗个澡，上海这个鬼天气，搞得满身油汗。”我关上了老郝的房门。
大约晚上6点，我们往机场赶。无论是高架路还是隧道，堵车堵得要死，都说北京堵得厉害，上海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嘟嘟”，手机来短信息了，是朱军的：“你回来后给于颖电话，有些细节，尤其是明天采访的提问，今天晚上统一一下。”
我给于颖发了一个短信，约定23日早上7点半到单位商量采访唐万里的提纲。
这是我跟于颖第二次专访唐万里。
说实话，我还不知道这次专访唐万里有什么意义。
到家的时候已经10点多钟，倒在床上就睡着了。正在梦的边缘，电话突然响了：“你们明天几点钟采访唐万里?我约的上午11点钟。”老郝还在单位，听声音很兴奋，我看了看表，晚上12点45分。
23日，星期五。早上7点钟一出门，就看见一群孩子在父母的带领下跑操，小家伙们个个精神十足。我决定步行到办公室，好久都没有走路到办公室了，反正家离单位只有10分钟的路程，走路能锻炼身体，免得像德隆那样，经不住风雨考验，如果早注意“锻炼”，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7点半钟，刚到办公室，朱军就来了：“今天情况可能会有变化，德隆的生死要开始以小时计算了。”
“不会吧，到底北京方面出什么事情了？”我觉得很奇怪，短短几天，唐万里怎么会就要崩溃了呢？昨天不是还在接受媒体采访吗？难道我们还有更生猛的证据，唐万里接受不了？
“德隆的好戏才刚刚开始，一会儿于老师自然会告诉你。”朱军的话我还是没有弄明白，德隆的好戏才刚刚开始？
我准备好了录音采访带子。于颖推开了办公室的门：“昨晚上我一直在考虑问题，睡不着，今天早上又堵车，来迟了。”于颖一向幽默乐观。
“于老师，听说有猛料？”我想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改变唐万里。
于颖开始了回忆：
4月22日早上7点，北京城的居民还在睡梦中。“嘟嘟嘟嘟……”于颖的手机响个不停。
“喂，你好。”从梦中惊醒的于颖条件反射般接听了对方的电话。
“你是于颖吗？”对方是一个听上去有一定年纪的男人，声音很低沉。
“我是，你是哪位？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周刊帮忙吗？”作为周刊的副主编，于颖第一个想到这是不是股民的电话。
“我是德隆的债权人，我想见见你们周刊的领导。”对方的声音开始变得悲伤起来。
“什么时候？”于颖意识到老男人有难言之隐。除非万不得已，德隆的债权人是不会跳出来找媒体的。
于颖在脑子里拼命地搜索：“到底是谁？怎么突然就找到我？”
“我现在就在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老男人说：“我希望现在就能见到你们。”说完他就哭了起来。
匆匆洗漱，于颖就往泛利大厦赶。在车上，她给主编方泉打了个电话：“我今天早上接
到一个电话，是德隆的债权人，电话里也没有说清楚，那个人就哭起来了，估计问题有点大，我现在正往单位赶，他已经到单位的楼下了，你如果有时间就到单位来一下。”
这个债权人到底是谁？于颖挂断电话后还是想不起来。
于颖赶到单位的时候，方泉也赶到了办公室。一个身高将近1.8米的男子，手提一个大皮包，看上去很憔悴，两眼红肿，要么缺觉，要么就是哭过。(www.xing528.com)
于颖努力地回忆：他到底是谁呢？
“我们曾经见过，在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客车”)的董事会上。”老男人先自我介绍：“我是亚星客车原董事长李学勤，格林柯尔收购亚星客车股权后，我就担任亚星客车集团董事长，兼任亚星客车副董事长。”（1995年11月16日“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其前身江苏省扬州客车制造总厂是国家生产公路客车的大型骨干企业。以下简称“亚星客车集团”——编者注）
于颖恍然大悟，她在亚星客车的董事会上见过李学勤一面，但是当时连名片都没有交换过，根本不知道李学勤的职务和名字。在参加亚星客车董事会的时候，于颖就听说亚星客车有笔资金出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公司的还是集团的，一路访问，就是没有人愿意说，而扬州市政府的官员一直不肯透露，只有一个司机曾提起过，是委托给德隆关联公司的。（1998年9月，以江苏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为主发起人，设立了扬州亚星客车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8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了6000万A股股票。是我国客车行业少数几家上市公司之一。2003年12月具有国际背景的格林柯尔集团公司收购亚星客车60.67％的国有股份，成为其第一大股东。——编者注）
“对，我们见过，难道你把亚星客车的资金与德隆扯上关系了？”于颖问。
“是投资国债，哪知道会这样呀。”李学勤开始拍打自己的胸脯。
“千万别着急，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刊物，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地帮你解决问题。”方泉处理事务的时候比较果断，看到李学勤话还没有说完就开始哭，方泉担心有大问题，忙一把抓住李学勤的手。
2002年初，德隆的人找到亚星客车，说能不能拿出点资金，进行国债投资。李学勤回忆说，金新信托答应每年给很高的投资回报，由于亚星客车的效益不断下滑，从上市公司拿出钱投资国债对股民不好交待，所以就从亚星客车集团拿出一笔钱投资国债。
“当时亚奔（指亚星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是亚星客车集团有限公司与德国戴姆勒—奔驰股份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合资公司。——编者注）的效益根本就没有预期的好，上市公司的效益也逐年下降，我当时也觉得，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也可以为公司增加部分投资收益。”李学勤说。
方泉感觉到有点迷糊：“你到底是将钱委托给德隆的什么公司啦？”
李学勤拉开皮包的拉链，在里面翻出厚厚一摞材料：“这就是委托合同。”
《合同》显示，亚星客车集团以自有资金7000万元，委托金新信托在德恒证券上海周家嘴营业部买进上交所挂牌交易的记账式国债，并委托德恒证券的周家嘴营业部进行为期12个月的托管。
“是委托购买国债的合同，你怎么将这么大一笔钱给金新信托呀！”于颖看到后很惊讶。
“不会吧!金新信托是德隆旗下的融资公司呀，这是市场公认的。”方泉从于颖手中接过合同。
没有错，7000万元自有资金，全部委托给金新信托，而购买国债的席位就在同为德隆融资公司的德恒证券。
方泉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亚星客车集团与金新信托7000万元国债投资的担保方居然也是德恒证券。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是一家，认为有人担保，而且合同中已经写了，违约的话，德恒证券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李学勤强调自己根本不明白金新信托、德恒证券的底细，只听说公司是德隆的，做得很大，不会有什么风险。
2002年8月26日签的合同，12个月的期限。可是到了2003年8月26日，李学勤并没有收到金新信托7000万资金的投资收益，而是延展续签的要求，道理很简单，金新信托无法按时归还亚星客车集团的7000万元。无奈之下，李学勤只有被牵着鼻子走。
2003年8月28日，双方签订了延展合同：托管在德恒证券周家嘴营业部的记账式国债被继续托管在该营业部，托管期限为两个月，到2003年10月28日，金新信托必须将亚星客车集团所拥有的国债进行变现。金新信托为了取得亚星客车的信任，找到南京国投与德恒证券联合担保，南京国投与德恒证券一起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南京国投到底是何方神圣？
在市场上，有一只基金叫兴科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兴科”），基金兴科由原陕信基金、长安基金、南京基金、通信基金、常信基金5只基金合并而成。其中南京基金原名南京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信托投资受益债券，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市分行于1992年5月6日批准发行的，发行规模为3000万元人民币，期限为9年，本金到期后一次返还。基金管理人为南京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基金管理部，托管人为南京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基金主要从事房地产及股权投资。南京基金于1994年6月在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挂牌交易。
也许人们已经淡忘了基金兴科的前世今生，忘记了它与南京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血脉渊源，但是1996年古井贡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时候，遭到机构投资者疯狂抢购，最终中国证监会处罚了24家机构，这24家机构中就有南京国投。
1996年12月5日，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证监查字［1996］18号《关于对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二十四家机构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中称：我会经调查发现，在1996年9月2日
至9月11日“古井贡酒”股票发行过程中，南京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拆借4亿元巨额资金申购股票，干扰了证券市场秩序，损害了广大投资者利益，构成了《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七十四条第十项所述“其他非法从事股票发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的行为。为严肃证券法纪、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依据《股票条例》第七十四条的规定，决定对南京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处以警告并处以罚款人民币20万元。
南京国投的胆子大，李学勤根本不了解这个“坏孩子”的前世今生，更弄不明白它与德隆的关系。
“那个时候钱也收不回来，亚星客车集团忙于亚星客车股份公司的重组、亚奔的处理，根本没有时间管这7000万元，金新信托说现在还不了，另外追加了一个连带责任担保主体，时间只有两个月，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差错，所以我就稀里糊涂地续签了。”2003年8月28日，李学勤在延展合同上签了字，一直延展到2003年10月28日。
让李学勤想不到的是，到了2003年11月，金新信托还没有还钱的意思，马上派人打探，不打探不要紧，一问李学勤半天没有回过神来：“怎么？南京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是德隆的？”
“是的，德隆控制了绝大部分股权，已经达到70％，只是现在等待银监会的批复。”打探人的话让李学勤久久无语。
“我开始哪知道它们是一家的呀。”李学勤怎么也不敢相信，自己干了几十年的企业，在即将退休的时候，被德隆的“子孙”公司给耍了一把。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派人追讨？”方泉突然问还在回忆中的李学勤。
“我当时也派人追讨过，可是它们什么都没有，要钱没有，我请的律师也没有发现资产。”李学勤说。随着顾雏军（格林柯尔董事长）收购亚星客车的的进程加快，亚星客车集团的委托投资国债事件再也无法隐瞒。
李学勤说，亚星客车集团的经营出现困难，亚奔也无法正常运转，亚星客车也出现了亏损，整个集团目前的6000多职工还需要生存，所以在2002年决定通过投资获取更大的投资收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金新信托延展后仍然还不了钱。
2004年4月14日，“德隆系”股票崩盘后，李学勤觉得讨债无望，不得已于4月19日向江苏省扬州市政府详细汇报了委托投资情况，扬州市公安部门立即立案调查。
“你合同上不是清清楚楚，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吗？”于颖疑惑李学勤为什么没有起诉。
难道他从中得到什么利益？这是方泉于颖同时想到的问题。
“你们的怀疑正是我找你们的目的，我知道《证券市场周刊》是一本主持正义的刊物，现在政府怀疑我从中得到好处，我4月19日向政府汇报，公安机关马上就给我立案，怀疑我有问题。”李学勤话还没有说完，又开始拍打自己的胸脯：“这下钱没有了，我怎么说清楚呀！”
一直哭泣的李学勤不断地重复：“这下拿不回钱我怎么说清楚呀，谁相信我呀？我找不到德隆的高层人员，如果要不回来7000万元的委托理财资金，也不可能回去蹲监狱，我就只有一死以谢亚星客车6000多名职工，证明自己的清白。”
看到李学勤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诗人出身的方泉，泪水夺目欲出。
“可能这是我一生中最后的几天，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见上唐万里一面。”李学勤绝望地说。
方泉和于颖决定找一个餐厅，请李学勤吃一顿饭：“我们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帮你约见唐万里，但是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
在点菜的时候，于颖点了10多个菜。李学勤除了那句“钱收不回来我就不活了”，饭菜根本就没有动。
于颖给刘晓雨电话：“晓雨，我们不能再等了，你帮我们约见唐万里，我们有很多问题想与唐万里沟通。”
我在上海的调查不是很顺利，尤其是天利高新涉嫌将巨额国有资产转手到德隆手中这件事。我们还无法准确地摸准德隆的资本运作链条。亚星客车的出现，我们觉得应该是主动找到唐万里的时候了。
22日中午，于颖一直在办公室等待刘晓雨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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