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13日，也就是“老三股”全线跌停的前一天，我来到德隆国际董事局高级经理刘晓雨的办公室。来刘晓雨的办公室不是为德隆旗下股票的事，提前约好的采访内容是间接了解云南红河光明股份有限公司涉嫌财务造假的问题。德隆国际一位高层说，他朋友手中有“红河光明”高层造假的证据。
在1周前，周刊的领导将由我负责的调查德隆国际的任务，转给了上海记者站，我只能在 北京调查最新动态。当然，我对“红河光明”这样的新闻同样很感兴趣。
大约上午10点钟，刘晓雨过来跟我说这几天忙惨了，对于“红河光明”的事情高层只是说了说，自己不是很清楚。
刘晓雨将我带到那个高层的办公室。该高层是德隆有名的博士专家，擅长资本运作，搞什么资产重组一类的很拿手。可是该高层的证据并不是很充分，没有谈多长时间，我就想离开。
该高层将我送回刘晓雨的办公室，刘晓雨说她忙完了,要送我到电梯口。
边走刘晓雨边问我：“你们媒体如何评价现在的德隆局势？”
我回头看看这位被媒体记者称为“萨哈夫”（伊拉克前新闻部长，萨哈夫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经常放出一些假消息，并因此而闻名天下。为萨达姆的被捕而倍感高兴的科威特人互相发送手机短信，模仿萨哈夫的口吻传递一些有趣的假新闻。有一条信息是这样的：“萨哈夫否认了萨达姆被捕的消息，并称被捕的是阿富汗塔利班的领导人。”而另外一条这样说道：“紧急消息：萨达姆宣布逮捕了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和联军的领导人。来源：萨哈夫。”——编者注）的新闻发言人，她的脸上已经没有往日的自信，我笑了笑：“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刘晓雨说想听我好好谈谈，立即一把拉住我：“臭小子（刘晓雨一贯这么叫我——作者注），走，到我办公室好好说说。”
刘晓雨关上门：“你现在可以说了。”
我的第一句话就让刘晓雨有点失望：“我想到上海调查你们德隆，我知道你们的资金链已经断了，现在是垂死挣扎。”
刘晓雨马上就问：“你说话的依据呢？”
我只是点了一下：“国债回购、银行逼债、券商反水等等问题已经将德隆击垮。”
良久，刘晓雨默默无语。
眼看到了中午12点钟，我站起来准备告辞，刘晓雨终于开口了：“你什么时候去上海跟我说一声。”
4月14日，周刊召开了星期三的编辑例会，除了往日一贯的选题报告外，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德隆的“崩塌”。我们的会议从9点15分开始，主编方泉还没有对上周的稿件全面点评，“老三股”一开盘就全线跌停了。
各大网站的头条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标题：“中国第一庄‘德隆系’全面崩塌”。由于唐万里曾经说过，德隆不是“庄家”，如果有长达5年的“庄家”，那一定是“傻庄”，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德隆是“善庄”。这个最大最牛最善的“庄”终于在牛市轰然倒下。
周刊领导决定派我到上海——德隆的资本运作总部所在地，彻底调查德隆。
4月15日，我给刘晓雨电话，说准备到上海去。
刘晓雨在电话里问我：“你一直跟踪德隆到底有什么目的？”
我对刘晓雨的问话感觉很不爽，几乎想都没有想：“我是一直跟踪德隆，但我只是出于一个记者的本能与职责，无论德隆的发展怎么样，我都应该去关注它的一举一动，更何况现在德隆已经全面崩盘!”
沉默了大约1分钟，刘晓雨说：“你现在就到国贸大厦，我们一起吃午饭。”在给刘晓雨电话之前，我听说德隆国际的总裁唐万新正跟美国的机构洽谈德隆国际股权问题，所以我决定和刘晓雨一起吃午饭。
到达北京国贸大厦时已经中午12点钟，刘晓雨本来想叫她的助手一起去，我当即提出：“刘姐，今天的午饭我想就我们两个人，也许这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单独吃饭了。”
刘晓雨拿起办公桌上的手机：“好吧，你说到哪里吃?”
我对国贸附近吃饭的地方压根儿就不熟悉：“刘姐，你不是难为我嘛，我对国贸一无所知。”
“听说有家越南菜馆不错，我们到那里吧。”刚出办公大楼，刘晓雨就问我：“你说德隆最后会怎么样？”
说实话，我对德隆并不看好，没怎么考虑就脱口而出：“只有死哟。”
刘晓雨倒也幽默：“那我就解脱了，不会再有你们这样的记者成天不断的电话，我到时候就找个人嫁了，在家好好带孩子。”
刘晓雨一直说找到个能过日子的人的话就不再工作，我并不惊讶于她的回答。但我突然想起了萨哈夫，在伊拉克战争最惨烈的时候，萨达姆已经逃跑，美英联军已经打到巴格达附近，萨哈夫还在与美国进行“口上战争”，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萨哈夫投降，现在被一家电视台高薪挖去做脱口秀栏目的主持人，该栏目因萨哈夫的名气而成为电视台的金牌栏目，收视率扶摇直上。
刘晓雨也告诉过我德隆的内部人士的确将她比作萨哈夫。(www.xing528.com)
我突然为刘晓雨想到一个失业后的发财机会：“刘姐，德隆垮了，你可以写一本书，书名就叫《德隆新闻发言人见证——德隆真相》，这书应该十分热销，那样的话你可以得到大笔稿费。”
刘晓雨笑起来了：“我才不写呢，再说我没有你写得那么精彩。”
“刘姐，这个你不用担心，到时候你口述我执笔，你分我稿费就可以了。”
刘晓雨哈哈大笑：“原来你鼓动我写，是这个目的呀。”
说实话，我并不喜欢越南菜，加上我们去的时候，湄公河越南菜馆已经爆满，只在过道旁有一张很小的桌子。可以说吃起来很没劲，刘晓雨倒是吃得很有滋味。
4月16日，星期五。
看着别的媒体不断爆出所谓的“德隆内幕”，我再也坐不住了，决定向领导提出立即动身去上海。
领导的回答给我很大的信心：“你赶紧呀。”
我什么资料也没有带，向财务借了出差费用，回家收拾了一件衬衣，拿上手提电脑，直奔机场，赶下午3点钟的飞机。
由于飞机晚点，直到晚上7点多才在虹桥机场降落。我并不觉得虹桥机场的出租车有北京的好,甚至觉得很糟糕。折腾了大约1个小时才赶到预订的宾馆，害得我差点没有享受到宾馆打折。但是让我觉得很兴奋的是，我刚从虹桥机场出来，我的上司朱军给我来了个电话。朱军说，4月17日，在德隆国际上海总部，德隆所有的职业经理人将汇聚上海汇报情况，并商讨下一步解决方案。
4月16日的晚上，我在宾馆几乎一夜没有合眼，一直在盘算：“明天怎么才能进入会议现场呢？”一整晚脑子里想的就是找一个德隆的内部人士。
17日上午8点，我打车到上海源深路1155号——德隆国际的总部所在地。
遗憾，前台小姐死活就是不让我进去，说只有联系上具体的人才能进去。
前台小姐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德隆国际的一个执行总裁虞涤新不就是很好的具体人士吗？马上找虞涤新的电话，可是虞涤新的电话无人接听。
前台小姐说：“那你等等吧。”
没有办法，只有等。
在大厅的报架旁，坐了一个戴眼镜、眉清目秀、看上去文质彬彬的男人，他正在看一份英文报纸，看到我坐到他身旁，习惯性地推了推眼镜：“你是做什么的？”
也许我太老实了：“我是《证券市场周刊》的记者，想采访德隆今天的会议。”
那个文雅男人抛出一句阴阳怪气的话：“你们记者怎么这么浮躁呀，值得你们这样写来写去的吗？我在法国大公司工作那么多年，就没有见过这样浮躁的外国媒体。”
这是哪儿跟哪儿？作为记者，采访是本职工作，怎么是浮躁呢？
这个让我有些讨厌的男人说他是德隆控股的上海中企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企东方”)的员工，是来参加会议的。他对我说，国外8小时外不再谈工作。17日是星期六，干吗还要从北京到上海来采访？
后来他还说了些什么整个中国经济都比较浮躁一类的话，好像他就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
我实在无法忍受他的话：“你觉得外国那么好，你为啥要回到一个你认为浮躁的地方来给别人打工呢？”
这个怪男人开始不高兴：“我不想大早上跟你吵架。”
我将一份报纸放回报架，怪男人还喋喋不休：“你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很正常？”
我实在不想跟他探讨这样无聊的话题。他吹嘘他有法国著名大学的博士头衔，有法国人的科学生活方式。我只是告诉他一句：“这是中国，如果你有能耐就到法国去发展，干吗到中国？到经常出重大经济问题的上海，还偏偏选择了颇受争议的德隆？”
怪男人无语。
虞涤新的电话就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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