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上网经济学根源：人与商业的文化比较

上面说的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我想探讨的，是一个理论问题：农业文明与信息文明的内在同质性是什么？这种同质性是否与工业文明异质？

如果这个想法成立，“农民比工人先上网”就不再是什么异类现象了。

两年前，我在郭良主编的“网络文化丛书”中，写了一本《21世纪网络生存术》，其中一个核心思想就是指出：“农业经济是直接经济，工业经济是相反的迂回经济，信息经济又相反是更高的直接经济。”农业经济与信息经济都是直接经济，这就是两种文明的内在同质性。埃瑟·戴森是我两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个与我持类似观点的知名人士，所以我要特别引用她的观点。

农民既然与知识分子，在生产方式上有同质性，农民接受知识分子的上网方式，自然就没有心理障碍了。有心理障碍的反倒是工人，因为工人的生产方式是迂回生产，与农业经济和信息经济都相反。

我们现在就从经济学的观点，剖析一下今年以来各种农民上网的故事和案例，说明这个问题。

案例一：抄市场近道就是直接经济

户均一个蔬菜大棚的山东省陵县丁庄乡薛庄村，如今已有60%的农户安装了电话。电话拉买卖，“网上”探行情，陵县农副产品进入市场有了“近道”。前几年，陵县一个林果专业村的农民听外地贩子说，东北市场苹果价格比当地每公斤贵1.2元，便雇车赶往哈尔滨，谁知那里的苹果与当地持平，后又拉到大庆市，没料到价格更低，只好赔本处理。这件事给全县一个教训。为建立准确、灵活的农情信息网络，让农民“抄近道”进市场，这个县首先实施了以村村通电话为主的基础信息工程。近两年，全县投资6000多万元，架光纤，装主机，进村入户。全县20处乡镇、988个行政村实现了电话交换程控化、传输数字化、计费微机化，平均每9户拥有一部程控电话。去年5月初，这个县主动与农业部联系，投资10万多元，加入“全国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批发市场信息网”。今年初，他们又上了互联网，将全县工农业资源概况、投资合作意向等搬上网，并通过互联网把本县各市场的蔬菜价格、成交量等准确、及时发送上网。自入网以来，这个县每天发出农产品信息20余条，接收外地供求信息200多条。今年6月，内蒙古、河北及东北三省等地1000多家出口商、加工商和蔬菜公司纷至沓来，组织收购，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00家。

人民日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用了一个很妙的说法——“抄市场近道”。抄市场近道，这是直接经济的形象化说法。那个林果专业村的农民在生产起点和消费终点之间，采用了迂回的方法，物理上兜了个大圈，他的失败正是迂回路径过长而又没有保障造成的。而入网后，这个迂回的中间过程就被拉直了，他们不必再兜着圈子外出卖东西，抄了市场的近道。

案例二：农业又要搞直接经济，又要实现社会化，又不上网，将会怎样？第一种替代方法是亲自直销：我到顺义尹家府乡做社会调查时发现，这里的菜在田头比城里便宜一半，开始农民想搞直销，肥水不流外人田，但搞着搞着就发觉还是让中间贩子赚这一半钱划算。因为农民要整天泡在直销上，他就没时间生产了。这说明，农业生产这种直接经济，与社会化的矛盾，不可能通过物理上的直销解决。按传统方式，它要社会化，必须把利益的一部分，分割给迂回的中间环节（中间商）去分享。拿北京蔬菜来说，这笔迂回费用正好是菜价的一半。

而信息经济这种直接经济，与社会化就没有矛盾。因为在信息经济中，不必为了直销而在物理上跑腿，盖分销店等等，用在迂回上的耗费几乎可忽略不计。换句话来说，信息经济中的社会化成本接近于零。

第二种替代方法是道听途说获得信息：有些人针对边远贫困地区的农民，以帮助脱贫致富为名，大量发布稀有动物养殖、名贵植物种植的虚假信息，诸如珍珠熊、蝎子等，并许诺重金回收，致使成千上万的人血本无归。这说明手工式的信息传播方法，成本极高。河北省永年县的农民刘言林搞蔬菜运销，由于信息不灵，两年下来，不但没赚到钱，还赔进8000多元。他所在的批发市场与中国农业信息网联通后，他常先打电话问行情，有目的地发菜，不出一年半时间，就赚到3万多元。这说明上网获得信息的优势。(www.xing528.com)

案例三：网络化的直接经济，直接性表现在消除时空距离在网上，农民有两种途径拉直生产与消费的路径，一是时间上的快捷，一是空间上的直贴，也就是消除时空距离。中山市农民染全福最近购入电脑，加入全国农业信息网。他的贩鱼生意如鱼得水：敲敲鼠标去拿货，拿货之后快出手，异地卖个好价钱。尝到甜头的他逢人就说：“太方便了，真是太方便了。”染全福是中山市第一个上网的农民。今年36岁的染全福，是中山市三角镇地地道道的农民，以贩销生鱼为主业，其客户分布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年运销生鱼400吨、销售额为800万元，成为流通大户。

两年贩运，使染全福最为头痛的是市场多变，以往通过电话了解外地行情，既费时又容易出错，生意有赚有赔，大起大落。今年5月，染全福将购入的电脑与中山市农业信息网相连接，眼界一下子开阔了，可以从网上获得全国各地最新市场行情。上网两个月来，他每天坐在家里敲敲鼠标，就知道各地生鱼的市场价，哪里的价钱好往哪里跑，结果是生意做得得心应手、红红火火。据中山市农业信息网的工作人员介绍，继染全福入网后，中山市又有50多位农民提出入网申请。

我们看到农民上网的经济学根源。一方面，他习惯于农业传统的直接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他又想通过生产社会化提高收入。如果他不想把他菜价的一半给别人，而留给自己，最经济的方法就是上网。而工人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在城市工业中，迂回的各种中间环节是建立好了的。

农业经济作为直接经济，长于自产自消，短于社会化生产。一旦它想从直接经济里走出来，就处处遇到问题。因为迂回的中间环节没有充分社会化，或者建立中间环节成本过高。信息经济也是直接经济，但它的社会化过程，是低成本、高性能的互联网络。有了网络，人们不必在物理地兜圈子上费时费力。因此它是一种比农业经济更高的直接经济。由于农民根本还没受到迂回经济的熏陶，接受起网络来就十分顺当。如果你让他选择，是按工业的方式，迂回地建立生产销售中间环节，还是按信息的方式，直接让产消见面，如果他需要花同样的成本去学，他就可能选择信息的方式。

说农业经济与信息经济有内在同质性，只是说农民上网有经济上的合理性。但并不等于说中国农民就真的有比工人更好的上网条件。

在现有的有线通信的技术体系中，中国的农民上网要普及实际是很难的。缺乏ISP的服务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文化素质也是一个重大障碍。

美国就不同了。

美国俄亥俄州的维特尔独自经营着6000英亩土地，连一个帮工都不雇。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的是一套完整的高级电脑设备。登上收割机的驾驶室，主人津津有味地向人民日报记者介绍了一个叫“卫星定点系统”的特别装置。其技术性很强，听起来很费解。但简单来说，它可通过卫星接收和显示各种有用信息。当收割机在大田里作业的时候，收割的时间、面积、产量和粮食的水分等数据都能准确地显示出来，并储存在一个小小的智能卡上。取出智能卡后，通过电脑系统的处理，即可彩色打印在纸上。例如，各地段收成的好坏，以不同的颜色显示。这样，主人就可据此信息找出某地段为什么产量低的原因，然后再“对症下药”。电脑也成了维特尔必不可少的工具。农场的经营管理靠它，了解市场行情和及时获取各种农业信息也靠它。他入了互联网，过去需要跑路才能干的事情，现在只需敲几下键盘了，如期货交易、采购和销售等等。如今的农业，需要知识，而且得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科技。维特尔最后说，“要让儿子继承家业，我必须送他上大学，否则他干不了”。

在人民日报记者的这则报道中，可以看出，美国农民上网，是在工业化发达，通信基础设施完善，教育程度较高的条件下实现的。有了这些条件，上面说的那种建立在网络基础上的直接经济才能真正实现。

话说回来，其实“农民比工人先上网”本身，并不需要太看重，因为那毕竟是个别农民的行为。说明农业经济与信息经济的一致方面，说明农民上网的经济合理性，并不等于说农民真能在现有高成本的有线通信技术条件下，大规模先于城市工人上网。光是缺乏ISP本地服务和文化素质低这两项，就是农民上网难以愈越的门槛。“农民比工人更容易适应网络时代”，更多是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说的。当然，信息文化取代工业文化这种总的趋势，终将改变许多当前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