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人文矛盾原因分析及解决探讨

(一)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

关于科技对人类造成的危害一直以来都被人文主义者加以指责和批判。统治者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加以遏制，如科学技术在中国近代以前被视为“奇技淫巧”而长期遭到排斥和抑制。无独有偶，在西方漫长的中世纪，科技都被视为宗教的对立面遭到贬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科学技术的作用日益凸显，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人文主义学者对科技的评价也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悖论之中，科学在人类历史的行进过程中不可或缺，自近代以来却又是引发人异化的根源，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情境下，人们对此愈来愈困惑不解。许多学者对此都进行了分析，虽然观点各异，但都认为科学本身并无过错，造成科技与人文矛盾的原因是受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科学主义”主要有三种涵义:“科学主义Ⅰ: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典范，它不仅是必然正确的，而且可以推广用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科学主义Ⅱ: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应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被用来追求知识。这种理解正是韦氏词典着重强调的。科学主义Ⅲ:科学精神是一切研究领域都应遵循的。”^[54]表面看来，学界对科学主义内涵阐述是各异的，但其本质上是一致的，即科学主义就是唯科学主义，即科技决定论。这种科技决定论滥觞于19世纪的欧洲，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中国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中，科学不知不觉地上升为主导性的理论话语。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和“科教兴国”。^[55]

尽管科学主义包含着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的根本决定作用，具有合理性，但过分夸大了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的作用(这里的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认为科学知识和方法适用于一切领域，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即科学万能，这是不恰当的。正是因为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得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应用于一切领域，造成了科技与人文的分离，科技非人性化。

马斯洛指出当今科学主义病症的重要问题就是方法中心论。首先，这种科学观把科学与科学方法等同起来，科学由手段置换为目的。科学本是人类对真理问题的探求、疑难问题的解答，目的是为人类文明更好地服务。但在以科学方法为中心的科学观中，科学方法置于问题之上，科学的本质转变为仪器、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这样的结果是人们将技师、设备操纵者，而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推到科学的统治地位，使自己的问题适用于自己的技术。其次，科学方法论的两大基础还原主义和客观主义导致科学非人性化。英国物理化学家波兰尼在《个人知识》一书中深刻地批判了科学方法论中的还原主义。还原主义指的是用运动中的原子式认知代替一切科学的认知。波兰尼称之为机械式的“化约主义”。这种机械的还原主义是把任何现象复杂的结构简化为可以实证的要素，用失去整体机制的构件来说明系统的性质，从根本上歪曲了科学研究的真实性。而人被化简为一架没有知觉、没有情性的机器，或干脆被变成了一堆支离破碎的欲望和仇恨。由于属人的个人因素的情感和追求被排除在科学认知过程之外，科学中也就不再有人作为主体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主体的人从科学中消失了，人变成了物，科学变成了反人的理论。客观主义是唯科学观的第二块基石。“客观主义”是指把可以用实证证实的经验事实作为科学的标准，不能证实的都被排斥在科学以外。科学本身并无善恶，是中性的，它为人类造福还是带来灾难，取决于使用科学技术的人的态度。态度关乎人的价值判断，属于人的主观范畴。科学的“客观主义”排除了科学中人的道德、情感、价值判断和评价性认知，造成了主体与客体、事实与价值、知识与人的存在的对立，从而导致科学对人的否定以及科学非人化，造成了人的本质异化。

乔治·萨顿对科学方法中心论提出质疑，他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如果能很好地被应用，那它是至高无上的，然而它的使用范围是有限度的，像对于艺术、宗教、道德这些思想领域，自然科学的方法也许永远不适合于这些领域”^[56]，并指出“真理无论多么宝贵，它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而必须用美和仁爱来使生活完美。”^[57]即科技必须与人文相结合才能实现科技的目的——为人类服务。波兰尼对此表示认同，他对科学批判就是要向自然科学本身索要人性。他认为理智只是人性中的一部分，对人的理解不能仅靠经验的因果关系，还要靠来自人心灵内部的精神进行理解。

(二)高科技与高人文的失衡

培根当年希望建立一个“人的王国”，以代替“上帝的王国”，他绝对想象不到三百年后，人并没有生活在人的王国里，而是生活在一个“技术王国”里，正遭受技术的奴役，陷入无力回天的命运。培根另外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他也绝对没有想到，在知识力量的重压下，受到打击最大的，就是人类自己。科学知识一再打击着人类原有的尊严，人类之所以感到尊严受到打击，在于旧自我无法适应科技形成的新世界。至于技术社会对人类自我的改变，心理学家费洛姆说，“自18世纪、19世纪以来，自我概念的公式已不复是‘我认为我自己怎么样，我就是怎么样’而变成‘我有什么，我便是什么。’近年来，由于市场的变化，自我概念又转变为‘你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58]这种转变，正说明人的自信心逐渐被削弱，人把自己变作一件“商品”。人之所以把自己变成一个商品，是因为旧自我在新世界里失去了他的功能，他的能力和素质不能胜任新世界的要求，而与高科技相匹配的高素质和高情感在新的自我中还未形成。因此所谓科学打击人类尊严，真正的意义不是反科技，而是将科技看作是人类需要应对的一种挑战，警告人类也需要和科技一样不断更新自己，以便使人类和科学世界获得一种平衡及和谐的关系，否则人类只能陷入物化的境遇。

无论是东西方，在前工业社会以前，圣哲们曾做过长期的自我重塑的努力，他们曾创下了一个一个完美的典型。只是以往圣哲们因受到“匮乏经济”的限制，他们重塑自己的过程只限于从自我出发最终仍归于自我。就社会、文化的意义来说，它是凝缩的，不是展开的，他们创建了一种圣化的社会，使人生活在信仰中。这种社会不但不能使人生活丰裕，而且人们为了维护圣化的社会，甚至不得不排斥人性的欲求。随着近代以来恢复了人的主体性，人的理性精神得到了张扬，自然科学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一切把人类引致另外一个趋向:尽量满足对生活丰裕的欲求，排斥一切神圣化的事物。然而脱离人文精神指引的科技，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已经被人们所认知。因此我们要正确处理好科技和人文的关系，不要将科技与人文对立起来，要改变过去二元对立的思想，以一种新的、开放的、发展的眼光重塑自己，把“抵制科技”与“科技决定一切”的思想偏向改正过来，因为前者将会把我们带回物质匮乏、精神贫瘠的生存境遇中，后者将会使人类只把满足欲求当作最大的目标，人的“物化”现象就在所难免。现代的生活方式必须加以改变，现代人必须革新自己，但也不是恢复圣化的社会，经过几百年的科学洗礼之后再妄想恢复文化社会是永不可能的。回头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将使我们的问题恶化，延误拯救的时间。

因此将人文主义与科学融合起来的理论意向是当今新人文主义发展进程中一条新的逻辑线索。并展现出新的特征:科技与人性的相互融合。当代新的人文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基础上，将科学置于以人为本的框架中。如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在他的生命哲学中抨击自然科学的非人性时，不自觉地使科学研究方法本身映透出人的主体性来。当代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人类学和生态学中的人本主义使人性从科学中生长起来。如果说上述的科学人性化的学说还是无意识的，那么波兰尼和马斯洛则是自觉地建构以人为本的科学人本主义框架。将当代人类总体思想中的科学与价值、理性与情感、理想与现实规定在人本主义基础重新缝合起的现实的、整体的科学人本主义中。这种新的人文主义必将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即建立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指引下，我们人类必须重塑自己，革新自己的观念，建立人类新的自我形象，使人不但能适应新世界，而且能做新世界的主人，和往昔圣哲们能做自己的主人一样。

【注释】

[1]马克斯·舍勒著，罗悌伦等译:《价值的颠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

[2]马克斯·舍勒著，罗悌伦等译:《价值的颠覆》，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4—145页。

[3]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4]高兆明:《社会失范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7页。

[5]王晓朝:《裂变的烦虑》，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6]王晓朝:《裂变的烦虑》，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7]王晓朝:《裂变的烦虑》，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

[8]韦政通:《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5页。

[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人的精神生活质量与规律研究”(07JJD720047)主持人:郑永廷。

[10]齐格蒙特·鲍曼著，郇建立译:《被围困的社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页。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7页。

[12]郭宏安译:《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485页。

[13]陈戎女:《西美尔与现代性》，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14]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0页。

[15]［德］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

[16]［德］鲁道夫·奥伊肯:《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6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2页。

[20]周辅成:《西方伦理学民著选辑》(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17页。

[21]何中华:《试论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哲学研究》1994年第4期。

[2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编:《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31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02页。

[2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www.xing528.com)

[26]高兆明:《社会变革中的伦理秩序——当代中国伦理剖视》，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8页。

[27]江潜:《数字家园网络传播与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28]叶汝贤、王征国:《中国改革的价值选择》，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4页。

[29]叶汝贤、王征国:《中国改革的价值选择》，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5页。

[30]转引自高克力:《历史与价值的张力》，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31]衣俊卿:《现代化与文化阻滞力》，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260页。

[32]衣俊卿:《文化哲学——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交汇处的文化批判》，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6—299页。

[33]童世骏:《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209页。

[34]罗姗:《当代中国社会人的精神生活研究》，中山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

[35]［美］罗伯特·贝拉等著，张来举译:《美国透视——个人主义的困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

[36]［美］罗伯特·贝拉等著，张来举译:《美国透视——个人主义的困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

[37]［美］列奥·施特劳斯著，彭刚译:《自然权利与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38]郑永廷:《高校德育主导性与多样性发展的失衡与成因》，《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08年第1期。

[39]卢家瑞:《“‘消费主义’浅析”》，《光明日报》2005年7月12日。

[40]黄平文:《生活方式与消费文化》，见陈昕:《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41]［古巴］卡斯特罗:《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0页。

[42]余闻:《警惕消费主义侵蚀京沪家庭整体负债率高于欧美》，《国际金融报》2005年5月12日。

[43]转引自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

[44]《论语·里仁》。

[45]［德］鲁道夫·奥伊肯著，万以译:《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上海译文出版1997年版，第1页。

[46]［美］乔治·萨顿著，江晓原、刘兵译:《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47]［美］乔治·萨顿著，江晓原、刘兵译:《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页。

[48]［美］乔治·萨顿著，江晓原、刘兵译:《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49]转引自张一兵:《西方人学第五代》，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127页。

[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52]［美］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68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3页。

[54]李正风:《科学主义辨析》，《哲学研究》1993年第1期。

[55]所谓“科技兴国”和“科教兴国”中的“科”字，指的都是自然科学。在大学里，“重理轻文”的倾向长期以来得不到纠正。此外，理工科设院士，而人文社会科学不设院士的现象也蕴含着“学科歧视”的错误倾向。总之，自然科学始终处于“唯我独尊”的位置上。

[56]［美］乔治·萨顿著，江晓原、刘兵译:《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91页。

[57]［美］乔治·萨顿著，江晓原、刘兵译:《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2页。

[58]转引自韦政通:《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