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和超常规发展，一方面给转型期的人们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提高，另一方面也给人们精神生活造成了巨大的挤压。这其中除了发展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一般原因外，如市场经济本身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等弱点以及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强势发展等，中国自身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其主客观等因素，也是造成当今一部分人重视物质发展，忽视精神家园建设的特殊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早日实现共产主义目标，以及改变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相矛盾的局面是当时发展经济的动机。有人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国没有发展经济的动机，这种说法是违背历史事实的。20世纪50年代“超英赶美”的口号和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都反映着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但是这期间的经济发展没有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现象，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违背了物质决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脱离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表现的是企图依赖人们精神上的能动性快速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观唯心主义，给中国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二是计划经济淹没了个体的利益需求，因此没有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马克思提出发展计划经济必要前提是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在当时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绝大部分人须有物质利益的刺激才会勤奋工作，计划经济使得人们意识到干好和干坏一个样，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思想使经济发展失去了动力。同时政治宣传方面要求像白求恩大夫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要时时刻刻“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等思想强烈压抑着人们发财致富的愿望。这种无视个人利益的计划经济最终将中国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人们的利益是经济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7]正是注意到了人们有改善生活的迫切需要，以邓小平为领导的党中央果断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并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新中国发展的转折点，思想的解放将人们从对“人欲”的严格压抑到对“人欲”的疏导，在疏导中需要改变过去一直以来禁锢个体发展物质生产的禁令。这种思想观念的转化未免会出现局部的人欲泛滥的现象，但思想观念的疏导和解放为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运行开辟了道路，成为后来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人民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8]邓小平的这番话为人们通过劳动而获得的物质利益提供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辩护，并且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19]鼓励大家发财致富，使发财致富不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并且还被认为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受到广泛赞扬而大力提倡。从过去的耻于谈钱到致富光荣，这种价值观的突变让部分人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极端，陷入了物欲横流中，失却了对精神的追求。此外，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不管黑猫还是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前者是强调物质价值的发展在价值体系中的决定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只强调经济的发展，党中央历来都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平衡发展;后者强调的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其他国家的经验可照搬，只有靠自己在实践中去摸索，是一种实践理性的积累。但这些思想被一部分地区和人所误解，认为发展就是经济发展，只要发展了经济，不管什么手段都可以，形成了一种唯物质至上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污染了人们的精神，致使社会风气败坏、人们精神疾病增多、人际关系疏离、终极目标失落等现象开始出现，给社会和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改革开放让全国人民充分意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道理，充分体会到提高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变物质生活贫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是人们似乎忽视了相关的另一问题:中国同样存在精神贫困，这种贫困可能比物质贫困更严重地阻碍着我们民族精神的发展，也是改革开放中新的社会矛盾斗争的产物。正是看到物质和精神之间的辩证关系，国家先后提出精神文明建设、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文化强国等发展战略，都是为了加强精神的力量，只有人全面发展了，社会才会和谐、全面进步。
(二)认识原因: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着片面认识
1.对经济发展的目标认识不足
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政治转移到了经济建设发展上来。党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作了明确的概述，即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不仅包含了经济的增长来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还包括发展经济来提高人们的文化生活，即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人们不仅要吃、穿、住、行等方面的改善，同时还需要社会风气、道德水平、教育等方面的改进提高。生活质量的提高离不开文化来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改革开放40年，生产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大大提高。但是在改革过程中一些地区和一些人长期存在一种这样的看法，就是认为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目的。他们只看了发展经济要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却没想到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的目的是要真正改变过去忽视人的主体性，对人漠不关心的情况。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是讲求人们一律平等，但是这种平等是一种低水平的平等，人们都过着仅能维持基本需要的生活，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销售多少，怎么销售都不是由企业来决定，而是按照上级的规定。个体也无法按照自己的能力和需要来自由选择单位，而是被分配，一旦被分配到某工作单位后，大多数人就注定了其一生都将留在那个单位，人的能力和活动范围大受限制。此外，由于强调一元文化，文化的多样性被遏制，人们的精神生活更是单一、贫乏。这种方式仍然是过去小农经济生活方式的延续。人们的各种欲望受到压抑，思维方式也遭到禁锢，这与马克思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相悖的。人获得全面的发展是人将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不仅在物质经济上，而且也在精神上，展现自己的全面本质，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发挥人的积极性、主体性和能动性，激发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提高人们的竞争精神、创新精神、开放精神、敢闯精神等，使人不仅是生产的主人、消费的主人，而且是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一言以蔽之，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人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经济是实现人全面发展的手段。(www.xing528.com)
2.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义和利之间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
“义利之辨”是中国从古至今都存在的话题，前现代社会，重义轻利一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内容，它通过教化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习俗和思维方式与情感中。这种德性论传统，将道德看作衡量一切事物的最高标准，使得社会价值标准呈现泛道德倾向。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杀生成仁，舍生取义”等。不可否认，少数人可以抑制物质的基本需要甚至抛弃生命去追求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实现，这种高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则不可能普遍实现这种超越性的需要，否则这个道德就成了说教的道德，只具有形式上的作用，而无实质性的效果。利益是道德的基础，“一个忽视经济条件的道德体系只能是一个遥远空洞的道德体系。”[20]
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它实现了价值取向的实利化、世俗化转变。劳动致富肯定了老百姓实现物质利益的活动，人们创造世界、改造世界的生产活动被赋予了价值合理性。然而有部分人却将追求“利”提高到了终极目的，人的发展却成了手段，目的和手段的颠覆使人处于一种异化状态。为此，现代社会如何看待利和义的关系成了大家所共同关注的问题。学术界对此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各种观点莫衷一是，大致说来，主要有:“划界论”和“结合论”。“划界论”(又称“对立论”)认为，“以功利为目标的市场竞争和商业行为‘处在道德范围之外’，所以必须为它们严格划界，以便防止二者相互‘僭越’。讲道德就不能讲功利，讲功利就不配讲道德。坚决反对把功利问题纳入伦理道德领域。当你最大限度地追求功利目标时，就不可能同时充分地追求道德上的善。”[21]义利“结合论”则认为义和利不可分离，义就是利的实现，并将获取功利看成是判断道德的标准。客观地讲，义利“划界论”和义利“结合论”都有一定合理的成分，但也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义利“划界论”看到了义利的区别和矛盾，并反对将道德作为手段，把功利作为目的观点，这无疑是深刻的;但是它把道德和功利的对立绝对化，这无疑又会使道德失去根基，陷入无根的状态，从而成为一种说教。义利“结合论”看到了义和利之间的相关性，反对脱离功利去追求不切实际的道德“乌托邦”，这应该说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它没看到道德和功利之间的差异和矛盾，并将收益作为评判个人主观幸福的尺度，简单将功利与道德的德性等同起来，显然这是肤浅的。这两种关于义和利关系的观点，在中国发展进程中都曾出现过并给社会和个人带来灾难，“文革”时期的义利“对立论”将国民经济推向了灾难的边缘，人们生活贫困;而当今中国出现的一些道德滑坡、精神疾病的增多，精神生活物化等现象就是持义利“结合论”观点的后果。
我们进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既不能认为道德无所不能、重蹈精神万能论的覆辙;另一方面，更不应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道德既是个人主观的感受，利益的大小作为判断道德的标准，导致精神上的虚无主义。[22]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义和利的关系呢?恩格斯曾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23]而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因此利益关系体现为以集体为本位，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以追求集体功利为根本的价值目标。但这并不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超功利的，它的优越性在于它是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目标的，是超私利性、超狭隘的功利性。毛泽东曾经十分正确地指出:“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4]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具有功利性特点，但是市场经济行为并不“处在道德的范围之外”，相反倒可以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道德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这种关联实质上是以人为主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辩证统一关系。
3.对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认识也不够全面深刻
现代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这只是说明经济领域里是以市场为主导来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是社会资源实现最优最合理化的分配。市场经济在整个社会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但市场经济的完善离不开与之相匹配的上层建筑。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的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的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然而部分地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加大、快速发展经济，忽视了与其配套的政治、文化、道德等上层建筑的建设，因而出现了精神文明建设滞后经济建设的现象。他们对市场经济全面发展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没看到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它的良好运转离不开社会其他方面的有机配合，如完善的法律体制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民主公正是市场经济长久运行的政治保障，精神文明建设是引领市场经济实现广大人民利益的方向盘，健康积极向上的文化建设是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精神食粮。这些对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缺乏深刻认识的人，主要原因就是人的思想观念跟不上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也就是人的素质还没有现代化。恩格斯曾经说过:“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的生产的新发展，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将创造出这种新人来。”[25]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会逐渐变得规范化、文明化，而这个规范化、文明化的内在根据就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的理性学习。“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的规范化、文明化的过程，原来是人的自律之过程，这个自律过程是人为了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的自我调适过程。”[26]而这种自我调适的过程是塑造与现代化发展进程相匹配的新人的过程，即人的素质逐渐现代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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