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精神家园建设呈现出全球性与民族性共存的特点。在1795年,德国哲学家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以其非凡的睿智预言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一个星球生存的前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现象,论证了它的价值和趋势:“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59]我国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正是利用了全球化的高科技以及全球化市场等优势,以较快的速度进入了现代化的历程。经济全球化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并被大家所认可,但是文化全球化的提法目前还有很大的争议。事实上每个国家的经济全球化都伴随着文化的参与。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明确地指出:全球化背景下“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学。”[60]他们所说的世界文学中“文学”包括了艺术、哲学、科技等精神文化的所有方面。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他那个年代就已察觉到了全球化渐近的足音,并且深刻地意识到全球化现象不仅仅出现在物质生产领域,同样也会降临在与精神生产相联系的社会文化领域。因此,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出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然而人类共有精神家园是由许多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共同组成的,正如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由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组成。因此,面对全球化的趋势,我国新时期精神家园建设须要立足世界,这是新时期精神家园建设一个不同以往的特点。尤其是当今网络技术所构成的互联网世界,它打破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原有的隔阂,在这样一个几乎任何人只要有一台可以联网的电脑就可以进入互联网世界的时代,互联网为人类精神家园的实现提供了一个便捷的途径。正如美国传播学家萨姆瓦所描述的:“现代化的电讯技术的发展,似乎在迅速地打破不同文化间的时空关系。由于偶然的和人为的原因,某些曾经显得遥远的,与世隔绝的文化,一下子与我们的关系密切起来。”[61]任何作品、信息、思想都可以被广泛地流传,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直接通过网络了解它、掌握它。现在知识、信息的权利不再是少部分人的特权,人们只要识字、掌握电脑的基本操作,就能及时掌握最新的信息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例如,佛教和道教等宗教,过去的寺庙都是建立在深山老林,人们要想信奉宗教,需去寺庙听法师或道长的传教,如今各宗教派别都在网络中建立了各自的网站,设立了法师讲坛、讲义精解、诵经坛、信徒交流区等专块,信奉者可以不出门便可在家里听法师和道长们的讲经,与信徒们互相交流等。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地选择加入与自己思想相符合的精神领域。总之,人们的精神家园随着全球化的交流,也日益丰富多彩。各国文化为之添砖加瓦,共享人类精神文明成果,同时也繁荣了人类精神文化成果。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人类共同的精神家园建设将会实现,但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它必须经历很漫长的时间。它需要各个国家的精神家园相互融合,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和冲突,才能繁荣和充实人类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到:“文明生长的活力在于挑战—应战,其过程是挑战—应战—平衡—新挑战—新应战……文明正是在这种胜利的应战过程中进步的。”[62]
但是世界性并不意味着同一性和一致性,正如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并不意味着中国56个民族都是同一个文化,而是尊重各民族的文化并鼓励其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人们处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指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作为人类精神家园建设的一份子,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既要站在世界性的视域,体现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共性——世界性,同时也要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个性——民族性,从而一如既往地为人类的文明作出贡献。信息通讯的普及化、高速化和全球化,使人类不出门便可知晓外面的世界所发生的事情。随着交往的密切我们会发现不同民族在日常生活、建筑、食物等方面表现出差异。如2011年发生在佛山的小悦悦事件,由于网络的便捷引起了国内外的共同关注,国内对18名路人漠不关心的冷漠态度给予了严厉地斥责,由此引起了“中国人道德怎么啦?”这样一个话题的一场全民大讨论。而当问及外国人怎么看待这个事件时,他们认为这18个路人并没有做错什么,这样的事情如发生在美国,第一反应是孩子的监护人失责并马上会受到法律的起诉。而国内对小悦悦父母有失监管这一事实却在网络上少有人提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和思考方式体现了两国的文化差异,产生这种差异主要在于文化的深层——价值观的不同。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内核,它深深地影响着生活在这个民族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并形成这个民族独有的性格。这种民族性格体现为一个民族的精神,而它的形成是这个民族的人们进行长期生产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民族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内核,它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精神家园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来探讨民族文化,则可发现民族精神就代表着无意识,我们知道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是永恒的、无时间的,儿童时代所遭受的各种创伤和欲望都会在今后的生活中以不同途径和形式体现出来。中华民族从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与原始氏族中的注重血缘关系这一脐带并未剪断,并在孔子的思想下得到提炼并形成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文化,这一文化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提供了一套完备的价值体系。另外,先秦时期(童年)所遭遇的分裂和战乱而渴望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以及中华民族自诞生至今的以家为核心注重伦理的道德精神都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成为每一个中华民族儿女基因中的DNA,她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如果按照弗洛伊德同心圆的说法,那么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同心圆的作用。人们的思想方式、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是深受这个同心圆的最核心的民族精神影响。
然而民族性格间的种种差异是如何产生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家园的过程”[63],而一个国家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又包含了这个国家以前各种、各阶段生产方式的踪迹。因此每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建设也包含了这个民族或国家以前各种、各阶段的精神家园的踪迹。黑格尔曾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人类的精神文化,无不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这种民族精神传统是不断流变、生生不息的。这种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的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的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的愈大”[64]。比如美国民族精神一定来自美国以前的生产方式,它是由英国一些新教徒来到美国后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英国新教徒,虽然环境变了,但是他们宗教信仰的改变却很慢,因为宗教已经影响到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他们的语言。由此宗教信仰一直是当代美国精神家园建设的核心。同样的道理,新时期中国精神家园建设也是如此,它不能脱离以前几千年的精神文化而凭空发展,它必须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根基和土壤,以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65]正是每个国家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了每个国家精神家园建设所带有的本民族特征。(www.xing528.com)
因此新时期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必须站在世界性的视域中,但同时也要立足于民族性的视野,从而保持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独立性和民族性。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碰撞和冲突中,“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与另一不同类型的文化相遇,前途有三种可能:一是孤芳自赏,拒绝交流,其结果是自我封闭,必将陷于衰亡。二是接受同化,放弃自己原有的,专以模仿外邦文化为事,其结果是丧失民族的独立性,将沦为强国的附庸。三是主动吸取外来文化的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民族文化更加壮大。”[66]全球化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流动,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交流、交融。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动参与全球化的文化交流中,自主吸取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成果,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最近党中央不断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建设,既注重文化进口,同时也注重文化出口,新时期精神家园建设出现了繁荣的景象。正如张岱年所说:“对于任何一个民族而言,拥有文化输出与文化接受的健全机制,方能获得文化补偿,赢得空间上的拓展和时间上的延展。”[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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