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精神家园建设：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为中国改革扫清了道路，同时也为新时期精神家园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一)进行政治思想的拨乱反正，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推进思想解放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会议首先对思想领域进行了拨乱反正，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各方面拨乱反正的前提和先导。会议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解放思想的实质就是价值重估的过程，“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将被肢解、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理论来要求广大人民群众学习，造成了人们思想的逐渐僵化、混乱、压抑突出。同时“四人帮”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阴谋，将毛泽东神秘化，导致了“文革”期间人民对毛泽东产生一种狂热的崇拜，这种崇拜是一种非理性、盲目的崇拜。除此之外，全盘否定我们民族的优良历史传统，他们把历史遗产一概斥之为“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这些长久以来在民间起着规范人们社会生活的良好风俗、行为习惯等被作为封建残余思想给彻底扫荡、统加清除，致使祖国的历史遗产受到很大的损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遭到了极大破坏。“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灌输和改造思想来改变人们的态度，改变他们的客观属性，鼓吹“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20]“文革”所宣传的人们只要树立伟大的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就能过上理想的生活的主观唯心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结果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迷惑而导致其精神家园的迷失。正如费正清所言，“文化大革命”对现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后果就是导致中国的年轻人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这场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发动的文化革命，这个事实损害了那一代成长的年轻人对意识形态的信仰。^[21]“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些极左分子还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并将其作为思想和工作的指导方针。“两个凡是”提出后，尚未恢复职务的邓小平就以大无畏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提出了旗帜鲜明的反对意见。1977年他致信党中央，郑重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22]他说“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引发了全党范围内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讨论纠正了文革期间党的思想中存在的教条主义以及对毛泽东个人盲目崇拜的思想，抓住了我国当时社会改革发展的本质，在三中全会上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即“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23]。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地位，为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为新时期精神家园建设树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和对“文革”的反思为活跃精神家园打开通道

思想路线确立以后，接下来就是为“文革”中的冤家错案平反和调整政策，为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活跃精神家园打开通道。(www.xing528.com)

首先，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中冤案遍步全国。在全国干部中，被立案审查的占干部总数的17.5%，全国副部长、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5%。一些历史上的大案、积案、“铁案”不仅解决不了，而且数量增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经中央政治局批准，肯定1976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冤家错案的平反，使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重新回到党中央的领导岗位，这对结束“文革”后期出现的无政府状态，快速恢复政治的稳定以及推行经济的改革和文化的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费正清所言:“在‘文化大革命’的期间那么多老干部遭受如此沉重的折磨而仍然活下来，这个事实对新时期创建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领导层颇有帮助。红卫兵运动期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幻想的破灭，促进许多激进主张的诞生，这些主张日后转变成了具体的改革。”^[24]

其次，对毛泽东作出科学的评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毛泽东功过的正确评价，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功和过，使毛泽东那种神一般的形象非神秘化。“中共在对待毛的问题上比苏共对待斯大林问题显得更有勇气。”^[25]毛泽东之所以会犯错误，对此党作出了客观的评价:因为“没有把党内民主加以制度化;制定的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斯大林式的领导模式和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都有它们的影响”^[26]。党对所犯错误勇于承认并加以改正的态度和决心不仅增加了广大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信任的恢复，增加了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的重新认识，也加强了党对自身的反思以及完善党的组织制度建设。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党章，其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从中央到基层，一切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都不能同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相抵触。”党的权利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总之，三中全会以后“强调法治(——它是对这些精英们曾深受其害的“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状态的反作用)，并通过了各种法律法规，至少第一次使人们懂得党的无限权利最终会危及每个人”^[27]。

再次是放开有关政策。1978年中共中央批准统战部、公安部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指出不得歧视摘帽右派分子;对“右派分子”的家属子女，在入团、入党、参军、升学、招工等问题上都不应受到影响。1979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指出:地主、富农分子经过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今后，他们在入学、招生、参军、入团、入党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不得歧视。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1979年国家还落实了关于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的政策，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的政策，关于对去台人员在大陆亲属的政策，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劳动者区别出来的政策等。

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各方面政策，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放下了历史的包袱，轻装前进。全国到处都是一派解放思想、人心向上、欣欣向荣的气氛;人们思想活跃，轻松愉快，热情洋溢，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新生活，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