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领导帕夫雷什中学，提高学校整体教育水平和师生活动效果

要把学校领导好，意味着要精通教育的科学，并使这门科学成为科学地指导教育以及组织全校师生活动的基础；意味着要成为教育教学的能手，掌握影响儿童和青少年的艺术。要知道，广义上的教育就是精神不断丰富、不断更新的过程，不论对教育者还是对受教育者来说都是如此。而且，该过程具有高度的个性化特点：不管哪一条教育真理，在一种情况下是正确的，在另一种情况下是中性的，而在第三种情况下则变为荒谬的。

学校领导人只有不断完善自己既作为教师又作为领导者的技巧，才能充当师生的优秀而有威信的教导者。不仅对上自己课的学生而且对全校师生来说，一个好校长首先应当成为一名好组织者、好教育者和好教师。

校长肩负的重大责任对他的精神世界——道德情操、智力素养、意志品质，均提出了许多要求。首先，一个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品质（不具备这个品质，就无法成为一名校长，就像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教师一样）就是深深热爱着孩子，有着跟孩子们在一起的内心需求，有着深刻的人道精神和深入到儿童精神世界中了解和察觉每个学生的个性和个人特点的能力。

这种能力，从某方面讲，是教育水平高度发达的结果，但它首先取决于一个人用心灵去认识世界，即善于理解和体察他人喜忧并乐于相助的特性。

热爱孩子是不可能在任何学府中或任何课本里学到的。这种能力是一个人参与社会生活，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发展起来的。但就其本质来说，经常与孩子们交往的教育工作本身就是在不断加深对人的热爱和信任。献身教育工作的志向是在学校里、在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发展的。

这本书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写成，在某种程度上是我在帕夫雷什中学任教33年，其中包括26年担任校长的工作总结。从事学校工作和教育孩子已经成为我的志向。在进师范学院之前，我曾做过两年的小学教师和少先队辅导员。进师范学院学习时（我曾经有过3年函授和1年住校学习的经验），那时我就确信，学校的工作是最有趣、最吸引人的工作。

每逢回忆起母校波尔塔瓦师范学院，回忆起教育学、文学和历史学科的老师，我总是备感亲切。老师们传授的教育学不是枯燥无味的结论，而是关于教育的艺术，关于如何影响孩子的认知和情感的生动而清晰的阐述。在那里，老师们教我爱上了语言。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在师范学院写作文的情景：瑰丽的晚霞和严冬的暴风雪在我们笔下展现出来。

语言文学系毕业后，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踏入了中学校门。我教的是高年级学生，却总是感到离不开低年级学生。于是我当上了一个中队的辅导员，还帮助少先队总辅导员做工作，常和孩子们一起去远足旅行。

如今，当我思考教师工作时，得出一个结论：孩子们所喜欢的是那种喜欢孩子，离开孩子就不行，并且能从和孩子们的交往中得到幸福和快乐的人。我在教师工作的头几年里并没有思考这一规律，只是孩子们使我感到愉快而已。每当学年一结束，我就和孩子们一道去远足旅行，去田野、森林、河边旅行。跟孩子们一起在南方晴朗的星空下宿营，架锅煮饭，讲述书中的内容，讲传说和童话故事。这些对我来说是一种幸福。或许正因为如此，孩子们才兴致勃勃地在炽热的阳光下背着沉重的行囊跋涉。

到了夏天，许多幼儿无人看管（当时农村还没有托儿所和幼儿园），我就把大家召集起来，跟他们一起玩，在池塘边上为他们举办类似现在自办的少先队夏令营。

少年们夏天想进行“水上旅行”——乘船经过池塘到河流，然后在某个荒岛登陆……只是现在我才意识到，正是我自己使他们产生了这个想法；而当时我觉得，他们产生这个念头与我给他们讲故事无关。但是我们没有船，于是我从新学年伊始就开始攒钱，到了春天我就从渔民那里买来两条船，家长们又买了一条船，于是我们的船队便出航了。可能有人认为我想借这些事例炫耀自己特别关心孩子，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买船是因为我想给孩子们带来快乐，而对我来说，孩子们的快乐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每个孩子都能引起我的兴趣；我想知道，他的主要精力倾注在什么上面，他最关心和最感兴趣的是什么，他所快乐和忧伤的是什么，等等。我的小朋友圈子一天天扩大，后来我才意识到，连我不曾教过的学生也成了我的朋友和受我教育的人。

我是语文老师，组织课外文学小组的任务就交给了我。学校给了我一本教学方法指南，但是一开始，我就没有按照指南上的方法来做。我开始给孩子们朗读自己的诗。当然，我并没有打算激发孩子们的诗歌创作才能，但不知怎么的，我周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年轻诗人和文艺爱好者的圈子。

在春天宁静的夜晚，在阳光明媚的假日，我们去田野间、池塘边、树林里找一片草地坐下来，将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想编写成诗歌或进行诗意的描述。这些诗文和故事汇集成册，我们将其称为文学杂志。

有些孩子显现出真正的诗文才华。我记得阿廖沙的诗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他的诗总是描绘出整幅整幅的画面。当我得知阿廖沙语文成绩不及格，在算术课上不愿做习题等情况时，这种现象就显得十分荒诞了。我对阿廖沙了解得越清楚，就越发确信正常的孩子不可能成绩不好。每个孩子都有某方面的才能，我认为不存在无才能、无天赋、生来懒惰的孩子的信念也就越坚定了。我没有一个成绩不及格的学生；可是在我工作的头几年，有个别教师教的学生不愿做功课，考试得2分（差），以至于留级，这些现象都使我十分惊讶。当时我觉得，促使儿童学习的最主要动力应当是对老师的尊敬，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对知识的兴趣和对求知的渴望。

我希望尽可能充分地满足孩子们多种多样的兴趣和志向。换句话说，我希望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可以有趣。

在那些岁月里，苏联飞行员最初的几次远程飞行、北极考察探险、原始森林区新城市的建设等事件引起了全国关注。我和孩子们不仅写诗歌颂英雄，而且玩考察队和新土地开拓者的游戏。村边有一座被废弃的半坍塌的旧农舍，我们把它布置成一间类似轮船船舱的舱室，并把我们想象中的这艘船命名为“北方鲁滨孙号”。我们在这里阅读关于著名探险家的书籍，绘制我们想象中的新发现的地图。

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些秋天的夜晚：窗外大风呼啸，雨点敲击着我们的“舷窗”玻璃，而我们聚在熊熊燃烧的炉火旁，屏住气息经历阿蒙森和米克鲁霍-马克莱的奇遇——跟他们一道在北极的冰山中和赤道的原始森林里艰难地跋涉。冬天我们堆砌雪屋和冰山——玩“契留斯金号”探险队游戏。

而今，25年过去后，还是在那个半坍塌的（稍做了修缮但依然特地保留了半坍塌状态的）农舍里，我的第一批学生的孩子们又在玩宇航员游戏了。这里仍然充斥着浪漫主义气息，在漫长的秋日夜晚，“舱室”的火炉里依然有木柴烧得噼啪作响。我坚信，没有浪漫主义精神，没有家庭式的友爱气氛，没有在像我们的“北方鲁滨孙号”那样的角落里使孩子和老师待在一起，是无法培养孩子的。

在学校工作的最初几年，即我被任命为校长之前的那几年，对我来说是幸福的、尽管往往也是痛苦而艰难地发现儿童心灵中那些隐秘角落的几年。在那些角落里隐藏着快乐，隐藏着对成年人的无限信任和向他们敞开心扉的愿望，但也有另外一些相反的特性——戒心、不信任、痛苦、委屈、怨恨、有意地执拗和固执。儿童的心灵有时竟遭受着多方位的伤痛乃至存在恶意，这令我震惊。我相信，人生中最可怕的因而最需要用爱、温柔、关怀、关注和善意去抚慰的，就是遭受伤害和毁坏的心灵。我遇到过几个那样的孩子，其中每个人的生活遭遇都能写一本书：科利亚目睹过杀人事件；奥科萨娜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在远房亲戚家长大，这个亲戚不仅恣意虐待她，而且给她灌输了一些非人道的生活观；维佳出身于富农家庭，养成了仇视人类的道德恶习；娜佳不知道是谁的女儿，是一个弃婴，她以凶狠和极不信任的方式自卫，回应他人的嘲笑；等等。

人类的恻隐之心促使我像亲近其他遭遇同样不幸的孩子一样去亲近这些孩子。因此我在工作的头两年就已经与这类孩子中的许多人成了好朋友。

总之，我在被任命为校长前就坚信，教育只有建立在相信孩子的基础上，它才会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如果对孩子缺乏信心和信任，那么所有的教育智慧、一切教学方法都将像纸牌搭小房子一样定然倒塌。此外，要使孩子相信自己的力量，从不向困难低头，他应当相信自己的老师，不仅把老师当作自己的榜样，还从老师那里获得支持和帮助。

教师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交流只是教育工作的一部分。孩子的教养、他的精神发展和道德面貌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那些在课余时间和课表之外开展的教育工作。对于一个教师来说，只有当他进入孩子们的精神生活，建立彼此间的道德关系，成为这些集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时，他才能被称为教育者。早在那些年，生活就使我确信，少先队和共青团集体是培养公民战士的强有力的手段。

我担任班主任的班级共青团组织于1938年提出一个指标：培植出比当时集体农庄每公顷产量高两倍的小麦。我们的这种劳动具有鲜明的公民意义。我们不只在劳动，也在用劳动树立一个信念：科学能够帮助人们提高劳动生产力。共青团员们种植出每公顷单产38公担的小麦，这份胜利使我们得到了自我认同，我们感受到自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者。

每个孩子的思想、观点、情感、感受、快乐、不安、悲伤和忧虑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教师应当看到和了解自己学生的精神世界。但是他不能把他们当作研究对象来对待。教师要忘记自己教师的身份，成为孩子的朋友，深入到他的兴趣中，与他共欢乐，同忧伤。这样，孩子才会向教师敞开他的心灵。只有当学校成为孩子们度过愉快和有趣的生活的园地，并号召孩子们走向知识和科学时，学校才能成为教育的家园。

当我被任命为校长时，我十分高兴，我将有机会和全体教师一道实现我的教育信念，每位学生都将接受我的教育。当时正值卫国战争前夕，我已经拥有5年的教学经验，但我无法想象今后没有孩子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战前时期苏联学校创造的精神财富在决定祖国命运的时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种精神财富表现为：青年一代热爱祖国，愿为祖国而献身，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热爱劳动，崇尚知识。优秀教师们一向把组织得当的劳动视为有力的教育手段。战前我们每个班级就有各自培育果树苗木的地块，少年技师和设计师们在教学工厂和工作间里进行劳动，暑期期间，高年级学生则去从事拖拉机手和联合收割机手的工作。

苏联学校培养的青年一代的道德潜力在卫国战争期间得到了充分发挥。战前我校六届毕业生共计147名青年男女，其中有42名在前线为祖国的自由独立献出了生命。留在法西斯占领区的女青年们参加了地下反法西斯组织。其中一个叫维拉·波夫莎的姑娘领导了一个青年小组，该小组编写并向居民散发传单。她被捕后遭到惨无人道的虐杀。维拉在鲜血涌流、生命将息的最后时刻依然顽强地高呼：“祖国万岁！”

我在战争一开始就上了前线，先后参加了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市郊和加里宁格勒前线的战斗，1942年我在勒热夫市郊受了重伤，在乌瓦和乌德穆尔特的镇医院住了几个月。出院后，我作为残废军人复员，担任了乌瓦中学的校长。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段艰苦的时期，但是一年半的工作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师生集体都很团结友爱，我们关心每一位孩子。

我们的村庄刚从占领中解放，我就回到了原来的学校。29个月的法西斯侵占不仅在经济上，也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上留下了可怕的印迹。我们在战前怀着那份热爱建立起来的一切——办公室、图书馆、树木繁茂的果园等，都被毁坏殆尽，连课桌椅也尽遭焚毁。我们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一道，通过艰苦的劳动修复了教室和备课办公室，登记了全部学龄孩子。

战争给孩子们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孤儿生活。如果没有师生之间的真正友爱，学校教学没有高尚的道德做基础，就无法想象让孩子们来学校上学。许多孩子的精神世界变得畸形，这不仅是由于沦陷区的残酷遭遇，而且是某些家庭形成的冷漠无情和对命运麻木不仁的气氛所致。村里出现一些来历不明的孩子，他们凄惨得无处栖身，当时国家还无法把所有无人看管的孩子都收容到孤儿院去。

每一位教师都应当把同情、友爱、集体主义融入学校的精神生活。我认为，当时最主要的任务应该是使所有老师认同我的教育理念。在教学开始前和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竭力使他们相信：只有依靠真正的人道精神，我们才能克服面临的许多困难。要知道来到我们身边的许多孩子没有享受到温暖和关怀。他们怀有戒心，不信任他人，有些孩子还有怨恨情绪。教师要相信这些孩子实质上都是好孩子，只要给予他们帮助，他们心中美好的一面终将展现。只有抱有这样的信念的教师才能成为一名好教师。我告诫我的同事们，切不可由于自己对孩子的不信任，由于怀疑他们的诚实和善良动机而使孩子不敢接近自己，不要向孩子们探问他们的过去，以免刺痛他们心灵的创伤，但又必须尽可能详细地弄清每个孩子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很早就遭遇不幸的孩子的情况。要弄清造成这种不幸的根源，但又要做得使孩子们察觉不到我们的探询之意。

这些建议过去是，今后也将永远成为我的坚定信念。对我来说，相信他人是最珍贵的东西。过去和现在我都竭力维护它免遭怀疑和冷漠的玷污。

在困难的时刻，教师的真实、诚实和直率尤为重要。我曾向教师们建议：如果你怀疑某件事情，你就直说，不要把疑问，特别是对孩子的不信任放在心里，这对教师来说是危险的负担。我一旦发觉教师的某种行为或言谈表现出对他人和对教育力量的怀疑，我总是想方设法（现在仍是这样）证明他的错误，说服他确信自己错了。而我正是通过说服，而不是采用强迫的行政手段与教师沟通的。(www.xing528.com)

校长对教师做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进行个别的、亲切友好的、推心置腹的谈话。要知道，教育是一种细致的精神活动。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影响可以与音乐对人的影响相比拟。列夫·托尔斯泰写道：“对精神活动施加作用，无异于捕捉阳光：无论用什么去遮盖，它还是会表现出来。”我仍然记得上千次与教师们的谈话，其中有一些在我心中留下了愉快的印象，有一些则相反。我不止一次地不得不为教师的一句话，甚至一个微笑或愤怒的眼神而与他进行一小时、两小时甚至三小时的谈话。有一次，在五年级的一个班上，一位教文学课的女教师在检查家庭作业，她叫起来一名成绩比较差的同学。女教师不满意他造的句子。她一句话也没说，挥了一下手，而小男孩却为此哭了一晚上。随后我只好花很长时间与这位女教师谈话，向她证明她的错误所在，向她说明，她这一挥手反映了她的教育观念——漠视学生，不相信这位学生可以做出什么好事，默认坏学生永远是坏学生这一错误观点。

只有成功说服了教师，而且他开始用实际工作证明他已心悦诚服的时候（当然，这不是通过一次谈话，也不仅仅是通过谈话就能做到的），我才能认为自己完成了作为领导者的使命。我从未草拟过一道涉及教育进程的指令，这对于校长的工作是毫无意义的。同样，我也从不把与某个教师的任何一次最复杂的争论拿到校务委员会上讨论。

尽可能深入地了解每位孩子的精神世界是教师和校长不容违背的第一行为准则。每当一名新生来到学校，我总是仔细地观察他，寻找与他进行精神交流的方法，从而唤起他的积极活动，让他明确表露他的愿望和兴趣。孩子应当用他的行动自我表明我所要了解的有关他的情况，这是对儿童集体开展教育领导的原则之一。

全校有几十个教学和课余活动集体，每个集体都在开展促进学生的精神生活多样化的活动；校长是这些集体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首先是学生们的朋友、同志。通向儿童心灵的道路需要友谊和共同的兴趣、爱好、情感和感受的指引。我能举出几十个真实的事例，来说明那些看似最难接近和最内向的孩子只是由于我和他因同一项活动、同一本书、同一场游戏和同一次旅行而感到愉悦，就向我敞开了心扉。

我还记得有一个执拗的、精神上深受折磨的、因为某些原因内心充满怨恨的孩子来到了我校五年级。他事事与老师作对。我便建议教师要找到与孩子的共同兴趣，那样他才会向我们敞开他的心怀，我们才能了解到需要了解的东西。于是，探寻他兴趣的行动开始了。整个集体都行动起来了。我相信我们必定会在某个场合与这名执拗的五年级学生相遇：或者是在文学创作小组里，或者是在考察故乡自然资源少年小组里，或者是在少年探险家俱乐部里（我们有时在“北方鲁滨孙号”聚会），或者是在绿色实验室里，或者是在少年电工技师小组、无线电技师小组、少年摩托手之家、少年生物化学家小组、少年畜牧业专家小组里。

我与他相遇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少年自然考察家小组里，第二次是在科学幻想爱好者协会里（我们学校有这样一个协会）。当时我们很久都没能成功使南方的珍贵果树——桃树适应我们这里的气候。最终，我们尝试把这种喜温树木的几棵幼苗嫁接在耐寒性强的杏树上。春天来了。性急的孩子们每天都要跑到园地去看杏树的芽苞是不是开放了。我总是一大早就到园里去。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孩子蹲在杏树旁。我觉得他好像屏住了气息，生怕损伤了在阳光明媚的清晨刚刚冒出的闪亮的嫩绿叶芽。我同样为这第一枚叶芽而兴奋激动，以至于没来得及思考是谁比我先来的。我随即抬起头来，或许是为了同这位朋友分享喜悦。他也举目相迎，显然，他也想同我分享喜悦。我们的目光相遇了——原来在这里的就是他，沃洛佳。我们互相拥抱，从此我们成了好朋友。展现在我面前的不仅是一个聪明、极端敏锐而又真挚的孩童的心灵，还有曾经伤害他心灵导致他不信任他人的那些可怕的过去。

这一切我不再多阐述，我提及这次和沃洛佳真正的人性相遇是为了证明我的信念：要以人对人的方式对待孩子，善于发现他心中能响应我们召唤的那一隅，这样你才会容易克服阻碍教育的不利因素。我总是努力使教师们相信：如果你只限于从讲台上看到学生，如果他来找你只是因为你叫他来，如果他跟你的交谈只是回答你的问题，那么任何心理学知识都帮不了你的忙。应当像跟朋友和志同道合者见面一样和孩子见面，与他分享胜利的喜悦，共担失败的忧伤。

如同一个医生为预防和治疗疾病，必须十分清楚哪些因素能增强体质，哪些因素会削弱体质一样，一个校长作为一所学校的首要教育者，也应当分析和研究儿童入学前的生活环境。从这方面来讲，我最关注的仍是那些最难教育的孩子（因为如果他们不在学校里朝好的方向转变，那么好孩子也会朝坏处发展，会从难教的孩子身上染上坏习气和不良习惯）。每周我都会走访这些困难孩子的家庭，深入了解他们道德形成的最初环境，与家长们、家长的邻居们、原先教过这些孩子的老师们进行交谈。每个“困难孩子”的思想、情感和愿望等诸方面都以一个独特的世界呈现在大家面前，而这一切的和谐遭到了冷酷无情和自私自利的人们的毁坏。

例如，11岁的科利亚来到了我们学校，他的孤僻和凶狠使我们感到震惊。他认为老师的真心善意和温柔不过是一种诡计和圈套。他总是喜欢一个人独自待着，不愿和同学们交流，不愿意劳动。我造访了科利亚父母生活的村庄，了解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情况。原来，科利亚居住在一个偏僻的、与世隔绝的小地方，那里充斥着虚伪、欺骗和犯罪行为。科利亚原先上学的那个单班制学校的女教师灌输给学生的那些道德概念，完全是说给某种抽象的学生听的，而孩子们却把这些当作需要记忆的材料来接受。科利亚本来是一个肯钻好问、求知欲很强的男孩子，按照老师的说法，他经常提一些“奇怪”的问题。

女教师对这些问题总是不予理睬，孩子内心却困惑不解：一方面，书中的故事讲到，一个人应当成为怎样的人等；另一方面，继父却教导他不欺骗就无法生存，工作喜欢傻瓜，而傻瓜赞美工作等，尽是一些人们低声讲的恶意。孩子对光明、纯洁和正义的事物失去了信心。他产生了怀疑，认为巴夫利克·莫罗佐夫和卓娅·科斯莫捷米扬斯卡娅的英雄形象只有在神话里才出现，就像美丽绝伦的公主、起死回生的神水、英勇无比的壮士一样。科利亚凶狠起来了，变得不听话、易动怒，冲着女教师和母亲说粗鲁的话语。

我又到那个村庄去过两次，了解那里的人们和那个小劳动团体，力图弄清孩子周围那些人们的精神需求所在。老师们就科利亚的精神生活进行了多次讨论。我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在我们国家还有一些死角，那里包围孩子的是一种追逐私利、贪图财富的小私有者的腐朽习气。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好好开展学校的工作，那么渴求光明、善良和正义而又敏感的孩子则无法得到精神上的支持，就会在情感上惶惑不安。年幼的孩子不愿向不公正现象妥协，从而产生抵触情绪，但这种情绪与自觉地以善抗恶还相距甚远。孩子对一切人和事物都怀有怨恨。对这个学生的教育是一个十分复杂和艰难的过程。要让他相信，在我们的社会真善美会取得胜利，一个人不是命运旋风中的一粒尘沙，而是为真善美而战的积极斗士。

对“困难学生”的教育及关于他们的道德根源问题的讨论，增强了我们教师的同情心、专注度、教育的敏锐性和观察力。

我们在帕夫雷什中学研究并了解每位学生家庭的精神生活，但这只是家庭-学校教育的开始。我坚信，教育学应当成为众人的科学，不论对教师还是对家长来说都是如此。我们竭力给每个家长传授最起码应当掌握的教育学知识。为此我们学校设有家长学校，家长们可以在自己的孩子上学前两年就进入家长学校，一直学习到孩子从学校毕业为止。家长学校开设的心理学课和教育学课共计250个课时（顺便说一句，这远远超出了任何一个师范学院或大学的课时数）。家长学校的学员分为5个班（按照孩子的年龄划分）：1学前班（5～7岁孩子的家长）；2.一、二年级班；3.三、四年级班；4.五至七年级班；5.八至十年级班。每班每月授课两次。教学的主要形式是由校长、教导主任和最具经验的教师做讲座和谈话。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知识与家庭教育的实际紧密相连。

教学大纲涵盖师范学院相应课程的全部章节，但我们着重关注年龄心理、个性心理和德智体美教育理论。我们力求使每一位父母能将在家长学校所学的理论知识与自己孩子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这要求我们教师掌握严格的分寸，具备高度的敏感性。我们从不“抖搂”儿童的内心世界，从不公开谈论家庭关系中的尖锐痛处。我们只会在个别谈话中涉及这些问题。

没有家长学校的存在，真正的家庭-学校教育就无从谈起。

校长也经常关注孩子的健康状况。成功的教育离不开我们对增强学生体魄的持续关心。患有疾病和身感不适的孩子有时仅仅因此而无法接受教育。

为了尽量清楚地了解孩子身体的健康状况，我攻读了专门的医学著作，从而日益确信：对教师来说，了解学生身上的内在的生理、心理、年龄、性机能发展等过程有多么重要。许多事情都有赖于这些知识。孩子在学习上开始落后往往是由于他身体不适，而他却不自知。教师无权不去了解孩子身上发生了什么情况：他为什么身体不适，他的健康状况如何影响他的智力发展。

在我国，整个社会生活制度营造了爱科学、爱知识、爱学习、爱教育的氛围，而教师在教育孩子热爱学习方面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知识的掌握应当给孩子带来愉快和充实的精神生活。培养孩子热爱知识的源泉是教师的，首先是校长的高度知识素养。缺乏对教学大纲中各门学科的知识掌握就无法指导学校的教学教育进程。我从担任校长的最初那些日子起，就开始研读物理、数学、化学、地理、生物、历史，3年内自学完成了所有学科的教科书和主要教学法参考书。我在数学方面下了更大的功夫：解完了数学习题集里的所有习题和补充习题集中的许多习题。我逐渐按照章节和专题在笔记本里把习题划分开，每年我都会在笔记本里补充新的习题。

但这仅仅是个开头。密切关注教学大纲中各学科的最新成就和成果已经成为我的准则。了解数学、物理、生物、生物化学、电子学等学科的最新成就尤为重要。在我的实验室里（我这样称呼我的办公室）摆放了一摞笔记本（每门学科或学科问题都各有一个单独的本子），笔记本里有成千上万条期刊摘录和剪报。我的兴趣和爱好直接地，特别是通过教师们间接地传递给学生们。

例如，我对研究土壤的生化过程深感兴趣。国内外在该领域的经验为提高农作物产量开辟了极为广阔的前景。我同热爱植物栽培学和园艺学的老师们谈论这个有趣的话题。生物学老师和几位低年级教师逐渐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他们给孩子们讲述土壤生命活动的引人入胜的情景，讲述帮助土壤创造营养物质的种种奇妙微生物。这个问题也引起孩子们的极大兴趣，他们在生物专用教室、绿色实验室、教学实验园地、温室里做起实验来。对校长来说，这既是同学生进行精神交流的一个领域，也是接近较难教育的孩子心灵的一条道路。

我抱着极大的兴趣阅读遗传学、自动化技术、电子学、天文学等领域的科学著作。物理教师们都知道，我们不会错过任何一件新事物。我与物理教师的每一次交谈，都会产生一个新设想、一个新计划。自动化技术和无线电电子学少年爱好者小组、少年无线电技师和少年电工技师小组、少年天文学家小组开展活动的工作室和教室深深吸引着我。我和孩子们一样兴致勃勃地装设语音教室的仪器和模型；和学生们一起架设气象站和儿童天文学观察台，观测星体和星系，幻想遥远的世界，并为此感到激动万分。

我焦急地等待大地回春，等待树木汁液流动，等待第一批嫩叶和花蕾萌发。我们在学校的果园和教学实验园地里开展了许多实验，培植着数十种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果木。几批少年植物爱好者考察队在春、夏、秋三季赴田野考察。我们挑选耐旱的麦穗和其他禾本植物的穗以备育种，收集土壤标本，寻找新的（可能是科学上至今未发现的）、能够增加土壤肥力的有益微生物品种。冬季，在我们的温室和柠檬苗圃里，花朵散发着芳香，金色的柠檬正在成熟。这些盛开着花朵和成长着果实的角落吸引着那些应当对劳动美产生兴趣的学生。

我是文学教师，我承认我热爱自己的学科。我的教学体系的基础是善于阅读、理解和欣赏原著的能力。我校教师认为，对语言的热爱和语言美感是成功地开展文学课教学的决定性条件。我校教师均在不断提升自己的语言修养水平。在我校看来，文理不通、说话含糊、口齿不清等同于无知。“说话力求正确：每个词语都有自己的含义，不善于选用恰当的词，无异于美术课上不用削好的铅笔，而用钉子去绘画。”——这些话挂在教师办公室的陈列橱里，陈列橱里还展示了言语表达课程的各类材料（优秀课堂的叙述、报刊文摘）。

我拥有丰富的藏书，我一般只是挑选那些具有重大艺术价值的书籍。我希望我的藏书可以成为审美修养的标准。师生和家长都会向我借书。跟读者的每一次交谈都给我带来极大的愉悦：我们总是自然地攀谈起来，我从中了解到种种有趣的生活经历，开阔了我的教育视野。

照料结满果实的葡萄藤和朗读描写自然和人的抒情诗，都能给我带来极大的享受。我写东西并不是为了发表，而是为了自己，为了教会自己的学生抱着爱惜的态度使用语言。我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岁月里写下了上千篇短文，每篇短文都描写了自然现象、感受和体会。下面便是一些短文的标题：

《日出前的露珠》《阳光照射在鲜花怒放的桃树枝上》《桃园》《绽放的向日葵》《亚麻开花》《苜蓿遍野》《蜜蜂出箱》《秋日大自然的枯萎》《林间簌簌声》《霞光下的河流》《雨前的日落》《林间雷雨》《夏日酷暑》《夏日蓝天中的云雀》《第聂伯河边浅蓝色的远方》《春汛》《小麦将熟》《与列维坦的〈桦树林〉的几次相遇》《秋日艳阳天》《林中早秋征兆》《草原夜静》《蝈蝈的音乐》《夜莺歌唱》《草原暴风雪》《秋日的阴天》《夏日的阴天》《积雪覆盖下的生命》《朝霞下森林的苏醒》《林中道路》《铃兰》《第聂伯河边的夏天》《基辅的栗树》《塔拉斯·谢甫琴科的陵墓》《一束野花》《少年植物爱好者》《星夜》《晚秋初寒》《柳枝上的霜》《池边垂柳》《篝火旁的夜晚》《小男孩如何救出了小狗》《温室里的一串串葡萄》《清晨严寒》《乌克兰土地上的白俄罗斯花楸树》《洋槐花开》《苹果树花开》《八月之夜》《入秋初雨》《第聂伯河边的幼松》《西徐亚人古墓上的阵亡将士纪念碑》《与英雄母亲的见面》《谷中丁香林》《沟壑——土地的伤痕》《孩子迈出的第一步——母亲的喜悦》《我的孩子们如何在林中找到一只雏鸟》《好人无处不在》《我如何无意间委屈了小男孩》《毕业晚会上的悲喜交集》《和过去的学生见面》《书——我的朋友》《书架旁的遐想》《栽下自己的一棵树》《身后给世界留下一些美好》《什么是真正的友谊》。

我有时把自己的短文和诗读给大家听。和他们谈心，分享有关周围世界——大自然和人类的感想，能给我带来一种愉悦感。我发现，孩子们每当听到他们感同身受的短文和诗时，会格外激动。一旦我的文章和诗触动了孩子们的心灵，他们便自己动起笔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我觉得，对语言的感受，用语言去表达人类内心世界最细腻的活动的愿望，是真正的人类文明素养的重要源泉之一。

我无法想象，不去故乡旅行游览，不观察自然景色，不用语言抒发情感，将如何传授语言。在河岸上，在田野里，在夜晚的篝火旁，在外面有秋雨沙沙作响的窝棚里，我教孩子们表达他们对周围事物的感受。我对语言的热爱也传递给他们，触动着他们的思想和情感，这令我深感欣慰。他们感受着语言的美好、词语的芳香和细微的词语色彩，创作描写大自然的小作文和诗。对词语美的敏感性是推动孩子精神世界更加高尚的一股巨大力量，这种敏感性是人类文明素养的一个源泉所在。

我竭力把教育问题，而不是事务性问题放在校长工作的首位。每天清早上课前，我与总务主任交谈10～15分钟，之后这一天内便不再过问事务性问题。我把事务性工作中我感兴趣的一切问题都记在笔记本里（以备下一次谈话时跟教师们共议——我们学校的很大一部分事务性问题都是在教育框架下依靠师生队伍的集体力量解决的。教育工作优先于事务性工作）。

指导教育进程，参与学生集体的生活，深入孩子们的精神世界——这一切都要求校长高度重视脑力劳动的素养问题。应当善于把教育理念融入各式各样的千百件事情中，同时看到集体的发展前景。学校的生活中有成千上万种教育现象，越发深入地思考每种现象，思考个别同学的境遇和行为时，就越能发现需由集体解决的实际问题。对教育进程的逻辑分析要在一天工作结束后进行，要在和某位教师、家长、教导主任及学生的谈话中进行，这样效果更佳。下面是谈话的主题和需要思考的问题：

如何做到让儿童热爱集体？哪些内心的精神联系——思想、情感、感受，可以成为增强集体、友谊和同志关系的牢固基础？如何做到使每个孩子个人的幸福、快乐与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和谐地结合起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产生个人主义的不良习惯，如何预防此种现象的发生？为了使师生因共同的思想、兴趣和意愿而联系在一起，我们做了哪些，正在做哪些事情？通过何种方式为孩子们传授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如何培养孩子们的诚实、正直和原则性，以及对邪恶、不公正和欺骗的不妥协精神？如何从小培养孩子因享受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幸福的童年而感受到自己对祖国和老一辈负有的义务？如何将劳动转化为内在需要？如何做到德智体美的全面和谐发展？如何使道德因素在受教育者身上贯彻终生？每个受教育者能否在自己为社会所做、所贡献的东西中感受到幸福和个人的满足？人能否在从长辈处获得的东西与贡献给祖国和社会的东西或将来准备做出的贡献两者间寻求一种和谐？孩子们的前途引起我们的特别关注和焦虑，他们生活的中心是什么？集体的智力生活丰富到何种程度？为发展学生的智力兴趣，教师是否做了应做的一切？学生们在阅读什么书籍？高年级同学关注的科学技术问题有哪些？知识在实践中运用得如何？学生的个人需求和兴趣能否得到满足？我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如何？

深入思考以上问题，是实际地规划明天以及一月或一年之后应做之事和确定集体力争达到什么目标的最重要的基础。上述每个问题不时地成为教师们讨论的焦点。我们力求做到使学校全体工作人员——从校长至保安，均能关注和实践这些教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