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楼继伟（2013）总结了与之适应的外部性、信息处理复杂性和激励相容三个划分原则。第一，对于某一项具体的事权，要从其影响其他地区的外部性的大小进行分类处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共同承担外部性大、影响波及多个地区的事权，如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而外部性小的、影响范围局限于某一地区的事权，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第二，地方政府在该地区内拥有信息优势，便于处理信息复杂程度高的地区性事权，而涉及全局事权往往可以忽略错综复杂的细节，信息复杂程度较低，适合由中央政府处理。 第三，事权的划分需要实现各个层级政府的激励相容，这样各个层级的政府才会尽心履行事权，尽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才能最大化社会总体福利。在其基础上，段炳德（2017）提出了央地政府事权划分的四原则，即受益范围原则、外部性原则、信息对称性原则和规模效益原则。此外，刘尚希等（2018）则从公共风险视角出发，提出了我国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划分应遵循三个原则：一是风险决策原则，公共事务的决策权限划分，取决于哪一级政府的决策更有利于实现公共风险最小化目标；二是风险分担原则，即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共风险，应由不同层级的政府来分担，以实现风险-权力-责任三者的统一；三是风险匹配原则，从风险识别、风险防范到风险处置，不同层级政府有着不同的能力，应当据此进行有效的风险匹配。
在原则的具体应用上，白景明等（2015）指出外部性高的事权应该归属高一级政府，信息处理复杂的事权应该归属低一级政府。当外部性和信息处理复杂度同高或者同低的情况下，则需要考虑激励相容原则。如外部性高并且信息处理复杂的事权应该采取委托事权的方式处理，通俗地说即为中央出钱委托地方办事；外部性低并且信息处理不太复杂的事权，应该归属低一级政府。李俊生等（2014）进一步提出，在实操层面，激励相容原则应该被放置于优先地位。因为激励相容与否和政府间事权的划分有着直接关系，只有划分的方案满足激励相容条件，才会改进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而且在满足激励相容的条件下，再应用其余两个原则来划分事权，将会简化各个层级的政府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建立可以问责的政府职能制度。事实上，激励相容原则转化为实践语言，即“调动或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已经在我国国家治理实践中应用久远。刘尚希等（2018）则提出，首先应当充分识别基本公共服务财政事权中的风险，然后，根据风险决策原则，适度强化中央财政事权；根据风险分担原则，适当减少并规范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根据风险匹配原则，赋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自主权。(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