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民：湖广填四川，重建故乡记忆

四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大的移民区域，古往今来人口迁移活动频仍不断。由于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人为因素的交相作用，在四川历史上曾经多次上演过人口几近绝灭、社会陷入坍塌的局面，从而引发了多次迁外省人口“填川”的大规模移民事件。与本课题研究对象“麻城孝感乡”问题有关的“移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就分别是由宋末元初、元末明初、明末清初三次大动乱所引起的。其中，尤以清初的湖广移民潮规模、声势与影响最为重大突出。因此，以清初湖广移民填川作为背景，来勾画移民时代精神家园建设的情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意义。

精神家园是一个古老而难解的命题，学界将精神家园作为对象来研究则是比较晚近的事。目前学者普遍认为精神家园的核心是一种文化认同，一个文化价值的矩阵，代表着一种信仰与信念，也是一种能深深地将人们凝聚起来并使之找到情感归属与价值依恋，找到自我认同。而文化认同又具体表现为对某种文化身份的选择、获得与保持，其结果不仅影响个人的心理与行为，而且将成为群体划分与凝聚的重要因素。^[13]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移民时代中的精神家园亦即文化认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基于祖先的追溯与认同；其二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上的乡土认同。这两个方面，统一在“家”的概念之下，它是基于一个由祖先、“我”、子嗣构成的一个世系完整的“小家”，以及由“我”与同乡邻舍构成的一个有限网络的“大家”所组成的。二者聚合在一起，就构成为移民时代精神家园的完整图像。

关于清初四川精神家园中“小家”的建设，主要围绕移民祖先的祠墓以及世系的构建来展开。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仅举与课题研究对象有关的湖广移民的例子来说明。明初自麻城孝感乡入蜀的王氏，落业泸州大佛坎，后隶隆昌县，定居有年，历代祖先“墓塚依然”。遵循“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的传统，深明“祠之不建，祖何由而敬，奚从而睦”的道理，从五世祖时起，就开始筹划建立宗祠。但直至明末动乱之后，返里的王氏后裔，历经近“一十余代”人的不断努力，终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始将宗祠建成。至此，“后人春秋祭享，有所归依，诚盛举也”。又过了40多年，鉴于祠堂“两廊制度弗备，非所以妥先灵而昭前烈也”，于是王氏族人又通过“集腋成裘”的方法，醵金重建，在原有祖祠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建祠堂。道光七年（1827年）《重建宗祠序》坦承，此举意在“冀阖族父兄子弟，当念水木，勿忘本源，斯成功速度，而明德馨昭，赐应不爽耳”。这次集资的盈余部分，还用于“修联族谱，又当继事于将来”^[14]。通过修谱来连接祖先根脉，以明原委本末，不失为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和途径。另一个事例来自于自称是清初从湖北迁川的著名作家艾芜。艾芜在《我的童年时代》一书中记载，其入川始祖定居新繁（今成都市新都区）以来，一直是带着“烈希承宗祖，美德正乾坤”的韵文来排列世系班辈的，到了清朝末年，随着人丁繁衍，依据原有的韵文编排已经不够用，于是，该家族便又派人到湖北麻城去访问祖先同姓的家族，这才又带回好些句韵文，印在族谱里面，头两句是：“道继宽仁著，功昭勇智闻。”艾芜按此韵文为“道”字辈的，他因此被其父起名为“汤道耕”。^[15](www.xing528.com)

洛带湖广会馆盂兰会碑

关于清初四川精神家园中移民“大家”的建设，主要围绕乡土神祭祀以及同乡网络的构建来展开。乡约为信，根脉相连。巴蜀湖广移民建设共有精神家园，以乡情为纽带，以同乡会馆为载体。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麻乡约”。据传，“麻乡约”是麻城孝感乡移民联系故乡的一种通邮方式，反映的是移民的原乡情结和精神寄托，乃至于入川移民后代即使无亲可赴，这种通邮方式也能保存下来，直到民国年间才退出历史舞台，变成一种文化精神的符号。在遍及全川的移民会馆中，因为大禹治水，功德无量，成为湖广会馆的供奉对象；帝主张七相公，更是麻城人信奉的乡土神。这些神祇受到湖广移民群体的尊崇，被视为湖广移民的保护神和精神崇拜偶像。至于旧时四川的湖广人，通过农历七月十五举办祭祖盛会——盂兰会，开展祭祀活动及其他公益活动，更是一种思乡念祖，增强湖广人的凝聚力的有效形式。成都洛带湖广会馆（禹王宫）现存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重兴盂兰会碑》云：“楚人之设盂兰会醮由来旧矣。阳安洛带镇禹王宫，于道光十六年兴设盂兰会。凡我楚人捐资多寡不一者，作会本，借贷生息，以为每年中元设醮供佛超度死亡之需……不使楚人之死亡者，鬼犹求食。若楚人先莫敖氏之馁焉，是则楚人之存殁，均有指望于诸同乡也巳，是为序。”^[16]这种以湖广会馆为基地，通过在同乡中集资创立互助会，以本金所产生的利息作为经费，资助乡人在传统的中元节那天举办祭祀祖先、追念在天之灵的活动，以表达对亲人故友的怀念，并寄予对未来美好的祝愿。显然此举意在“嘉惠乡人”，连接乡谊，已经超出了单纯的以祖先、“我”、子嗣构成的“小家”的圈子，扩大到一个由“我”与同乡邻舍构成的有限的网络“大家”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