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主义集权政治的社会里，官员对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占据着主宰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不过，官员要将制度在社会中建立，方针政策在乡村里甲民众中落实，还得借用民众中一部分人的力量，获取他们的支持与帮助，这部分人就是乡土社会中的士绅。由于他们是不发达社会的重要文化人，是自己家族乃至当地历史的书写者；同时他们连接着普通民众和官贵，多数居于乡村却又与社会上流阶层保持某种联系，因此决定了他们能在地域文化认同建构中承担桥梁纽带的作用。具体体现在：
（1）造福乡梓成为地域文化整合的纽带。清初四川的灾后重建，百废待举，士绅利用自身在地方所形成的威望，造福乡梓，举凡涉修桥补路、建庙立观、兴修水利、救灾治荒等地方事宜，士绅无不“身先捐劝”“醵资兴筑”，或建言献策。例如，资州刘玉峰曾祖由楚迁蜀，力田致富，出资修建文庙，出捐“腴田五十余亩”作为文庙修缮资金，又“造船一只，割田四十亩，以率其始”[52]。什邡宁祝先“系楚人，康熙初年落业什邡新市镇侧。为人自守，专行善事，独出工资，兴修桥路，其他勤工力助者，难以屈计”[53]。这些移民出身的乡绅，通过关心和赞助地方社会事务，融入当地社会，逐渐为土著和移民所承认，为地域文化的整合作出了贡献。
（2）在氏族整合中的组织作用。清初入川始祖一家或一人，而后传七八代子孙就是几十上百户，二三百人。数十户数百人的组织负责人族长，往往由同姓族人中年长有名望的乡绅担任。他们不仅统率众亲，教化子孙，而且还要应付族外之事，协调与其他姓氏族的关系，有时还要应付地方官员。家族士绅对于家族的整合作用，不仅体现在一般的祠堂日常管理上，更是体现在祭祖教育上。他们通过身体力行的宣传，使族人对祖宗、祖德、祖籍共同认知，以增强凝聚力，继往开来，为打造一家一族的共同精神家园作贡献。这种“小的精神家园”是社会民众共同精神家园的组成部分。
（3）在同乡会中的首领作用。在清代四川众多的会馆中，广大民众是活动参与者，而组织者、主持者往往是各省籍移民中的士绅。其负责人称“会首”、“客长”，多为有钱有文化有名望者担任。他们通过举办祭祀神灵与节庆娱乐活动，排解纠纷，敦睦乡谊，协同共襄公益或商业活动。这些教化性质的文化活动和涉及农工商的经济活动，都是士绅彰显能耐的舞台。士绅通过移民会馆参与社会秩序和公共事务的维护和对民众的教化，为文化整合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4）在巴蜀文化重构中的传承宣传作用。清朝200余年，四川的文化教育培养出举人、进士数百人，秀才生员为数更众，他们中许多人成为乡土士绅后，又通过创建学校，培植一族一地的文脉儒风，为传承文化，开拓文明作出了积极贡献。盛世修志，也为士绅在文化领域大显身手搭建了舞台。清代康雍乾嘉道咸同光年间，大修地方志。有的地方志几经续修、再修，今存省志、府志、州志、县志、乡土志近200种。在战乱后“文献无征”“金石已毁”的情况下，地方绅士和文人通过艰苦努力，终于在颓垣断壁，荒草野烟中扶起文脉，接延一方历史。与此同时，士绅在编纂这些家谱中担当了传承文明、构建历史的重任。此外，在民间文化的传播方面，士绅还通过编戏剧、著传说、写竹枝词以及各类书籍的刊印，发挥了宣传、普及民间文化的作用。(www.xing528.com)
值得注意的是，在乡土社会中，还有一些阴阳道士先生，利用担任祭祀仪式主持的特殊身份，通过固定的书信模式，在普及同乡传说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传播作用。例如，在本书第八章中我们提到过，陈志刚在雅安水东乡罗绳氹的调查中，发现当地主持祭祀仪式的先生所使用的一部《随身宝》，其中有一篇带有规范格式的“清明祭文”，祭文中毫无例外地将祭祀家族的祖籍填写为“麻城孝感乡”。这表明，在农村中担任祭祀主持的阴阳先生，本身承担着传播、普及同乡传说的责任。
在四川原道文化博物馆中，收藏有征集而来的两尊地域特色鲜明的木雕道士造像，这是香主信士为两位主持丧葬祭祀的“阴师公公”塑造的。阴师平时为乡村社会主持丧葬祭祀，他们死后为香主所纪念。在这两尊造像的后面，“装藏”中有各自身世的相关题记。装藏文书中提及，一位阴师名叫张法灵，“湖广祖籍”；一位阴师名叫阳法胜，他们的祖上都不是本地人，而可能是清初“湖广填四川”时来到四川。装藏题记中说到了二位师公的本住地和籍贯地。[54]也许正因为民间丧葬祭祀主持这一角色多由湖广人士担任，因此，他们能够较为方便地利用自身主持宗教仪式的优势地位，将祭祀家族的祖籍填写为“麻城孝感乡”的固定格式，从而使同乡传说在民间得到广泛普及。
阴师公公造像及装藏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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