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盆地周边民众的独特交融

四川盆地富庶辽阔，周边多山地丘陵。东有巫山、武陵山，南有大凉山，西有青藏高原，北有大巴山，环盆地东南西三方分布着少数民族。东为土家族、苗族，南为彝族，西为藏族、羌族。唯北部越大巴，望汉中平原，直通中原大地。盆周的自然和社会状况，是认识当地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以四川盆地为中心的巴蜀地区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气候宜人、文化发达，有着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历来为治国者重视而着力经营。清朝自兵临四川即重川政。盆地中心地区州县，经过“湖广填四川”经济文化恢复再造，重现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景象，成为盆地四周地域社会发展的依托。较之盆地中心地区，四周自然和社会状况较为复杂。山地高原的农牧业发展水平低，社会经济落后。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阶段多层次，分别处于奴隶社会、农奴社会和初期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多元。

鉴于此，盆地四周社会发展具有各自的地域特色，然而均与来自盆地中部的多方面的支撑相联系。首先是人口的补充。盆地四周人口稀少，缺少发展地域经济的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自川中辗转移居和外省直接移入的移民陆续落户周边，增加了当地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劳动力。如川南盐源县，清初“每岁中，自秦楚吴黔及川东川北来者以千计。”^[47]在川陕交界的大巴山区，“由陕之宁羌、褒城东经四川南江等县……江、广、黔、楚、川、陕之无业者，侨寓其中”^[48]。注入周边社会的省内外移民，使用较先进的工具和技术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活动，为区域经济发展植入积极因素。而移民族群带来的各方文化习俗，则成为盆周地域文化的重要元素。外部社会成分，从人口、生产方法到文化习俗，与原本植根当地的人口和经济文化形态并不相互排斥，而是彼此渗透融合，表现为互动关系，从而逐渐整合为具有地域特色的一方经济文化形态。

盆地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汉夷人口、经济文化交织融合，分别形成独具特色的地域经济文化。东，汉、土家、苗文化浑为一体，并含东邻湘文化成分；南，汉彝文化交流相溶，并含南邻滇黔文化成分；西，汉文化与自青藏高原东渐的藏族文明融合依存。如此，整合为具有民族特色的一方经济文化形态。对此，上题已有述说。(www.xing528.com)

盆地北部周边历来为省外省内各方移民频繁迁入落业定居的地区。大巴山麓集合着来自南北许多省区的不同民系的汉族移民。入清，这里是集中展示移民经济文化的场所。各地填川移民南来北至，络绎不绝。楚民溯汉江而上，转入山区拓垦置业。同治《仪陇县志》称：“邑人湖南、湖北人最多。”又据同治《营山县志》载：自顺治至雍正初年，祖籍在两湖、两广等省之民入营山占籍者众。客家民系移民，由南路越川中北向，深入山区定居。道光《巴州志·风俗》篇有“闽粤之民著籍插占”的记载。晋豫之民则南下大巴山区辟土垦荒。盆地北部周边移民中的一些氏族，有着跨大巴山散居或先蜀后陕择善而居的案例。仪陇新城乡《龚氏族谱》显示，龚氏五弟兄自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先后自湖南永州上川。分别创业于营山南溪桥、仪陇马家坝、南部富里口、蓬州乾丘口和陕南城固县郭口沟。芷江龙凌霄，于康熙末乾隆初迁广安州，三代后又迁太平县，嘉庆初再迁陕西紫阳毛坝，至同治年间，龙仁昭一支成当地“寓商于农，播百谷，植树艺，与百工交易”的望族。^[49]氏族散居或频频迁移于大巴山麓的各地移民，对于当地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各地移民进入四川北部边区，改变着当地人户稀少土地荒凉的景象。“林开则地广，地广则人繁”，社会结构和经济文化发生了深刻变化。农业迅速发展，作物品种增多。移民匠人推动了当地手工业工艺的改进。商贩穿行于山区，带动着物资交流。移民五方杂处，南北文化事项多姿多彩。客民多建会馆，是为不同地域文化的载体。民国《大竹县志》载：“竹民向分五馆。五馆者，盖自楚、湘、粤、赣、闽五省迁竹者，各醵金建一会馆为其乡馆。五省人原籍不同，五省人之乡谈也各自不同。”籍地和民系不同的会馆，展示各自的民俗、乡祀、节庆、文艺、建筑等文化元素，既是乡情的再现，又在族群间起着文化交流的作用。久之，异中求同，融为人们公认的本地文化现象。于是，不同籍地移民渐至在地化，经济发展趋向一体，文化交融兼容，实现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历史性整合。

由于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人们常从另一角度注视川北陕南大巴山麓这一地域的经济文化现象，从大文化概念出发，探索其次地域文化整合。在大巴山南侧自西向东称巴秦文化、巴渠^[50]文化、巴楚文化。这三种次地域文化现象的形成可以上溯至秦汉以前，以后代代“增殖”，不过积淀最丰厚的时段在清代“湖广填四川”时期。这里南北移民交汇，文化随着人流传播，人口的大迁徙必然导致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巴秦文化、巴渠文化、巴楚文化原本就含有本土文化与移民文化整合的意义。区别在于个别文化元素的差异，如地理位置，移民来源等。无论如何称说，他们都是移民与土著融合而形成的大巴山四川人创造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