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为多民族省份,东南部、南部、西部、西北部为土家、苗、彝、藏、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潮涌波及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和少量邻省少数民族人口先后迁入。移民进入改变着当地人口的结构,增加了当地人口,又输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同时带来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态。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人民长期相处,共同发展地域经济,相互吸纳优秀文化,在经济文化交流融合中逐步消弭歧见,改善民族关系,增进民族团结,整合为一方四川人。
经济发展带动夷汉整合。清初,四川少数民族地区,或因战乱摧残,或因封建、奴隶、农奴制度的统治,致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社会经济凋敝。在川东南酉阳直隶州之黔江,至乾隆年间仍可见“荒山不毛,数十里寂无人烟”[36]的荒凉景象。川南宁远府盐源“遗民稀少,弥望荒芜”[37]。川西和川西北沿袭土司统治,加之金川战乱,致人口骤减,经济残破。为治蜀安民,清政府招移民入蜀垦殖,对移民少数民族地区也予鼓励。据光绪《秀山县志》载,乾隆“设县以后,闽、秦、楚之民,悦其风土,咸来受廛”。盐源“每岁中,自秦、楚、吴、黔及川东、川北来者以千计。”[38]民国《北川县志》记,清初“秦、楚、江右之无籍者皆迁番地。”雅州“土著者少,四方侨寓大率秦、楚、吴、滇之人居多”[39]。
各地汉族移民迁入少数民族地区,增加了当地劳动力,输入先进生产工具和经营方法,在经济活动中,增进了汉夷彼此了解,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由于受内地湖广孝感乡移民传说泛化的影响,许多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汉人,也自称祖籍麻城孝感乡。他们输原料至黔江开炉炼铁,铸造犁、镰,推广铁具使用。在凉山传播先进冶铁技术,授艺于夷徒,彝族铁匠工艺水平得以提高,“锻炼钢铁甚精”。[40]省内汉人铁匠应招慕至川西北五屯地区,每屯雇佣两名,锻打汉式农具,供藏羌人民农耕之需,致铁制农具使用渐广,耕地面积增加产量提高。汉夷农耕交流,增加了作物品类,红薯、玉米、土豆引入夷区种植。彝族人民以汉民为师,学得水稻栽培。汉族移民带动少数民族人民使用粪肥、灰肥,提高了农产品产量。农业手工业发展推动商贸活动,孝感乡移民商户与少数民族人民间开展物资交流,互通有无。康熙年间,凉山彝区常见移民“担夫背负之小贩”穿行乡间。在藏区,汉民经营茶叶生意,藏民为之运输,形成茶叶贸易“一条龙”。
经济活动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物质资料的生产维系人群间的关系和社会发展。清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以孝感乡为代表的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人民,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交流了解,构建互为依存的地域和社会关系。
文化交流促进汉夷整合。清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经历着夷汉文化大规模交流互动。汉族移民进入夷区,同时引来内地文化形态,地域文化的交流在民族地区广泛展开。首先是语言文字的沟通。作为不同民族间交流的重要工具,汉语言文字为少数民族人民采用,逐步具有地域公共性。有本族语言文字的藏族、彝族,在一定场合使用汉语言文字。汉族垦民、商人在与少数民族民众接触中,也掌握了一些民族语言词汇。生活于共同地域的汉夷民众相处日久产生习俗交流,汉民的崇祀习俗渗入少数民族民众之间,于是,藏民祭祀关圣帝,彝民也过端午节。在民族交融中,少数民族“慕汉法”,受汉民姓名影响,出现冠以汉姓的人名。如藏族的陈格勒、张尼玛等。某些彝族群落则以汉姓作为家支姓氏。如罗洪家族称胡姓,瓦渣家支称张姓等。汉族移民婚丧之礼影响少数民族,川西北石泉(北川)一带的藏羌民众,“婚姻丧礼将与汉民一体。”[41]汶川土民中土葬渐趋流行,“结婚风俗也多仿汉人”[42]。汉夷风俗交流必然产生文化认同,渐次达于感情的融合,不同民族的地域认同就存在其间了。(www.xing528.com)
以共同生活的地域为根基,以经济活动相维系,文化和感情达于某种融合,汉族移民与少数民族群体(无论藏族还是彝族等)之间的社会整合,便成自然之势。
川西藏区,明朝多蒙古、回、汉移民。至清,更有大量汉族移民迁入,汉夷整合呈纷繁现象。如泸定冷边土司世系变迁即为一例。据任乃强《西康诡异录》载:“冷边土司原系番籍,世为瓦部酋长,建都于大渡河东岸之冷碛,管辖大渡河沿岸与河西四十八寨二十六堡地方。明太祖时,酋长恶他投诚,授宣慰司使。明末纷争,所属河西寨堡为强夷所据,次第独立,版图缩至大渡东,即泸定县佛耳岩以北岚安以南之地,共才五百户。顺治九年酋长阿撒投诚于清,始授汉姓为周。”任先生考察表明清廷当局以汉姓周授与土司阿撒,故阿撒之后虽冠汉姓应仍属藏族。有学者盘点自始祖恶他起其世系为:“始祖恶他,他生大穆,穆生喳什木立,立生阿松撇,撇生巫必恶苏,苏生达么,么生达呷术撇,撇生安支,支生佘纳他,他生阿的生莫,莫生三哈,哈生阿日,日生业莫,莫生挫结,结生雍中达结,结生朗今吧,吧生阿撒,撒生周长命(自是始姓周氏),命生周维新,新生周至德,德生周达贤。”[43]历数冷边土司世系,似肯定周长命以下仍嗣藏统。周氏后代周文照在追忆祖先来历时,出现了类似于许多来自麻城孝感乡移民关于祖籍来源的表述方式,如其中提到:“先世系河南汝南县人……最早五代人由河南迁到湖广麻城县。到周维新时,夫妻率子女七人由麻城迁四川,在成都、天全等地落业。最后率第七子周至德翻马鞍山进入泸定境内……周至德任冷边长官司时,衙门在大坝……至德衰老,即将长官司印信交二子周述武承袭。衙门也由大坝迁往冷碛。”[44]周文照提供的周土司世系资料表明,其先人周维新为清代“湖广填四川”时的楚地移民,与藏统无缘。上述两种自周长命始冷边土司族属的资料明显相左,故为冷边土司史上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存在的朝廷授汉姓、民间冠汉姓以及汉人接替土司的个别现象,均在考虑之列,甚至还可能涉及汉族移民冒籍问题。但是无论清廷赐姓还是冒籍汉姓,皆把祖籍定于湖广麻城,也可从另一方面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湖广麻城籍移民应享有较大的知名度或荣誉感。无论结论如何,都不妨碍将其视为地域族群融合,汉夷之间整合的现象。冷边土司世系变迁是在特定地域,特定历史条件下,在政治领域反映出的汉夷整合的生动事例。
清代,川南彝族分布地区不断有汉族移民迁入。有秦楚之民,粤赣之民,还有滇黔之民。汉彝混居,互通有无,久之,在经济生活和民族关系等方面产生交融。邻里相待,共处一方,实现着不同民族群体的地域整合。汉族移民插居彝区称客户,彝语音“秋布”,为朋友的意思。昭觉县四开乡,先有“秋布”五户,后增至十余户。他们多从事农业和手工业。铁匠为彝民打制镰刀、铧口、锄头、钉扒等农具。数代生活于彝区的移民,自然与彝民有着文化习俗方面的交流。他们部分彝装,操汉彝双语,年节保持汉人习俗。虽然存在民族差异,由于“秋布”在生产生活上有助于彝民,故渐渐溶入彝区,与彝族人民世代共建家园。“秋布”中善于排解民间纠纷,促进彝汉人民和睦相处者,成为“客户”中的“头人”。他们在汉彝群众中受到尊敬,具有威望。如人称王大妈的“秋布”,原籍云南昭通,清代其先世充军凉山,在四川她以开马店维持生计。王氏持事公道、处事达理,善以情理服人,为汉彝民众信服。她不仅常解客户间的纠葛,而且可以调解不同等级彝人间的矛盾。一次王氏调解当地彝人保头[45]与他人的纠纷,严斥保头无理,并打保头耳光,同时晓之以理,使之诚服认错。[46]四开乡汉彝间这种密切关系,反映了当地不同民族地域整合的进步走向。
汉、彝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有着各自的文化习俗。当他们相处同一地区时,便以共同经济活动相维系、文化习俗相渗透,逐步走向感情上契合,彼此和睦相处达于民族融合,在这一地域实现着多元一体的汉彝整合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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